正在阅读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这篇写于1956年、发表于1958年的短篇小说,现在读起来依旧在我心里流动着微微的暖意。我是30多年前在两本书里先后阅读过这篇小说的,一本书是茹志鹃的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9月第二版,1959年版的重印。版权页上还有我购书的记录:“松树于781/5”,这是说我在1978年5月1日的复县(今瓦房店市)松树镇的新华书店购买,至于为什么购书日期早于出版日期,我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我的记录是真的。那时我还是个上山下乡的知青,通过了文革后首次高考,准备去大连上大学,行前去松树向老姨报告上学的好消息。另一本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5月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 翻着已经发黄的书页,我又回到了我的青年点,曾经是生产队马厩的青年点。那个淫雨绵绵的深夜,雨丝穿过没有窗玻璃的窗户,飘洒在躺在通铺大火炕的我身上,有一丝丝凉意。透明而彤红肚子的跳蚤,吃得太饱已经无法起跳,却也时不时在我身上蠕动。心里暖暖的激动让我彻夜难眠:我的初恋就在那时发生,在我的隔壁,同样的通铺大炕的女生宿舍里,有我喜欢的少女。不知那时她也像我一样彻夜难眠不。少女少男,是那个时候令人心动的所指。的确有那种童蒙初开、纯洁圣洁的感觉。不像现在多称男孩女孩,立即让人想到全裸苏紫紫和后舍男生…… 回忆初识的《百合花》,如果不计战争与知青的语境,我觉得那时的我,正和小说里的主角,那个枪管里插着树枝及野菊花的小战士一样,因心里多了一份情意,而有了企盼,有了激动,有了那种向前走的奔头,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或是在跳蚤横行、又苦又累的生存环境里。那时在青年点,苦苦的农活之余,我便站在果园里,或者大山的山坡上,眼睛看着远方,就希望远处能见到我思念的少女,笑着走了过来。那时,我的心里总是回旋着苏联歌曲《山楂树》的优美旋律:“山楂树呵山楂树,你为何忧伤……” 《百合花》里,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场面、大故事和大思想,仅仅是战争之余的几个小片段,依着动情的进入情境里的带着主观故意色彩的叙述,依着许多传神、生动、生活化的细节(如枪管里的装饰、如新嫁棉被上的百合花、如小战士衣服肩部刮开的口子、如新媳妇为阵亡小战士缝肩部等等),而成就了一篇经典。尽管当下文学的叙事艺术已进化到了新的阶段,比如静态的描写更多地让位于动态的叙述,比如机械般的人物肖像刻画更多地让位于繁复的动作叙述,讲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更多让位于生活的叙述……但有一点,应该说,经典小说在讲故事说人生的许许多多方面,依旧是今天我们文学必须学习必须领会的小说之道,或者说,没有这些经典,也就没有小说的一切。《百合花》之所以成为经典,便在于它十分讲究小说的艺术,那种独特而生动地表现着人的生存状况的艺术。 其实,那时的战争期间,一个常识是,尽可能要分散行走,以避免群体伤亡。而《百合花》里,这常识被颠覆为男女情窦初蒙时的欣喜与激动,显示出作家个性的艺术表达。小说六千多字,开篇的山路行走就用掉两千多字;余下的,差不多都是对新媳妇的直接或间接叙述。小说的主场是在这里:为了给前线送来的受伤战士御寒,小战士去老乡家借被,在新嫁媳妇家却碰了壁。新媳妇不借被,一方面因百合花新被是她的嫁妆,还因为小战士的“小”,他的羞涩,他在女孩(这也是当下的新词呵)面前的举足无措,因此招惹新媳妇的爱怜、欢喜而逗他,故意不借给他被子。甚或,在“我”领着小战士重去新媳妇家以后,小战士慌慌张张地抱着借来的棉被,慌不择路,竟被门钩在衣服肩膀上刮了个口子。新媳妇笑着要缝补时,他也高低不就。再后来,小战士阵亡,新媳妇凝神地为小战士缝补,并哭泣着把自己的新嫁棉被铺盖在小战士的身上。这四千字,也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而展开的故事,是把“我”的观察、情感、分析带进这小说里。“我”是谁?是一个女性,正处青春期,对那个可爱的小战士,产生了真诚的纯真的情感。 真诚、纯真、纯洁、无私、无畏,是《百合花》青春叙事里的关键词。我在重读时想过,在青年点,那时为了爱,我真的可以舍弃一切,包括房子、金钱、汽车,假如那时我有的话。可现在呢,面对爱情? 在《百合花》里,那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的“百合花”,像戏剧里的戏胆、诗歌里的诗眼一样,出现了两次。这显然是叙事的关键,烘托出了情节的高潮,提升了小说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在这次重读时,我意识到,百合花,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意象,在传统的玉器、石雕、剪纸、装饰……大量存在着,是纯洁、高雅和神圣的暗喻,生活也好,生命也好,和百年好合、花好月圆等等幸福美好的祈愿有关。这其实也是中华民族代代因袭的古训,在为人处事上,要有“百合”精神,为了他人的吉祥安康,为了他人的快乐幸福。 小说都写到这分上了,还能说啥呢? 原载:《文学报》2011年06月30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06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