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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作家以诗性智慧对天、地、自然及社会人生进行的一种探索。它既是人“关心自我”存在方式的体现，更是人“诗意生存”理想的呈现。人在本质上是诗意的生存者，但现实生存的危机四伏，却使得人们在不断关注生存现状的同时，又时时追寻“诗性”的生活，因此，文学成为人类探索生存困惑和找寻诗意生活方式的一种方式。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前提，生态文学是文坛对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经历了侧重社会功用的报告文学“发生期”，展示诗性智慧的“发展期”，向社会功用与诗性智慧相结合的小说“深化期”转化。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生态文学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实愿望及“诗意栖居”的生活理想，既是作家“关心自我”存在方式的体现，更是人“诗意生存”理想的呈现，显现了“诗”、“思”、“史”三者融合的文学品格。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由于长期以来对环保问题的忽视，不得不直面生态恶化的后果：土地沙化、河流断流、大气污染、森林资源枯竭、珍稀动植物灭绝等现象频繁发生，大自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生态危机引起人类对文明的自我反思。许多思想家认识到人类普遍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人类自身的文化系统。“生态焦虑”作为当代世界性的文学母题，它背后深度关切的是文明的盛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展示生态危机，显露生态意识；90年代，反思经济发展方式，探讨经济发展与生态和谐的关系。从激情呐喊，犀利批判，到追寻“诗意栖居”的生态理想，体现出文学社会功用与诗性智慧结合的发展趋势。随着中国生态危机的加剧和作家生态意识的增强，21世纪以来，小说继报告文学、诗歌之后，成为中国生态文学的生力军。姜戎的《狼图腾》、贾平凹《怀念狼》、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通过生态事件塑造生态人格，表达生态理念，不仅体现了作家鲜明的生态意识、大地伦理和生命关怀，更显现出生态文学的诗性品格和执著的诗性追求。 贾平凹的《怀念狼》，作为“人类生存的现代哲学寓言”，体现了人类生存困境的生态学思考。随着工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狼，这个人类昔日凶悍的对手，面对垦荒与现代化狩猎武器的威胁，演变为只能依靠保护条例生存的弱者，人狼之间的攻守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化。猎狼禁令的颁布并没使猎人和狼走出各自的生态困境。捕狼队解散后，由于不再有灾害和对手，生活的平静和长期的无所事事，使那些彪悍、英勇的捕狼队员们竟然患上了连现代化医疗技术都束手无策的软骨病。不仅身体如此，他们的精神也日益脆弱，似乎除了打架、酗酒，再做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商州狼也在没有对手后，变得多病、慵懒，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争先恐后地抢着跳上树去把头挂在树梢上吊死。长期遭受狼群侵袭的雄耳川人，也因没有“狼来了”的恐惧，而在生存竞争中日益失去生命力……实际上，人与狼正是在这种悖论性的平衡中各自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人与狼在各自以对方为生态对手中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理由。小说结尾“可我需要狼”的绝望呼喊表现的是作家对希望的呼唤。面对生态的悖论性存在，作家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存在于人类内心…… 姜戎小说《狼图腾》，以生态整体主义视角审视草原上的一切生命。面对繁复生命组成的草原生态，牧民们深知：草是构成草原生态系统的根本、核心，而黄羊、旱獭、野兔、黄鼠、牛、羊、马等都以吃草为生，若没有草原狼对它们种群、数量的一定控制，草原生态系统必然要崩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额仑蒙古人才把狼作为“图腾”来崇拜，从而以宗教的神圣形式肯定了狼对草原生命与生态平衡的决定性作用。几千年来，汉文化中的狼形象总是与凶险、狡诈、贪婪联系在一起，而《狼图腾》中的狼描写，则打破了人们的文化误解与偏见，展示了额仑草原狼的勇猛、机灵、团结以及逆境求生、牺牲“小我”（生命）拯救“大我”（草原）的崇高的精神。如果说额仑草原的狼是维护草原繁荣的野性力量的体现，那么蒙古老人毕利格就是维护草原繁荣的人性力量体现。毕利格老人是原始宗教信仰和草原朴素生态主义的代表，其生态人格自觉体现在信仰与行为中。他相信喇嘛教，相信腾格里，不吃狗肉，不穿狼皮。他尊崇草原古训，打旱獭放过母的和小的，从不猎杀天鹅……可以说由草原和狼构成的生态系统早已成为毕利格老人生命的根基。但置身于欲望无限膨胀，精神信念沦落的现代社会，老人的生态智慧与额仑草原的繁盛注定在坚守中走向终结。毕利格老人成为额仑草原最后一个“天葬”，魂归腾格里的人。他的死亡象征了古老草原生活方式及其对狼崇拜的终结，也代表了游牧民族及生态文化的逝去。 其实，这两部小说并不是当代文学中惟一以狼为表现对象的小说，王凤麟的短篇小说《野狼出没的山谷》面世比较早，还有沈石溪的《残狼灰满》、雪漠的《猎原》、郭雪波的《狼孩》等作品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为我们描绘了狼的世界，狼与人的纠葛。只不过《怀念狼》和《狼图腾》的影响更大，意义更深远。也可以说，正是这两部小说，形成了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狼图腾时代。狼图腾时代的精神标志和文化症候是动物伦理的突显。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生态文学创作中大量以动物为表现对象的小说集中出现。如叶广岑的动物系列小说《老虎大福》《狗熊淑娟》《熊猫碎货》《黑鱼千岁》；陈应松的以神农架为背景的中篇小说《豹子的最后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2007年，李克威发表了广受瞩目的《中国虎》；2007-2008年，杨志军完成了他的《臧獒》三部曲；安徽作家刘先平的“大生态文学”系列将探险和童话结合起来，通过对动物世界的感性生命表现，营造了和谐神秘的大自然审美空间。这些作品都是以动物为题材，都涉及到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是迄今为止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的生态文学作品。狼图腾时代的文化动力是大地伦理和敬畏生命，是对生态危机的深度思考和对万物生命的尊重。由此，文学走出了人学的范畴，进入重建生命哲学的领域。由“狼图腾”所形成的后寓言和后乌托邦，为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标示了新的思想高度。 正是在自然“返魅”与深切思考中，当代作家摆脱了工具理性羁绊，将自己还原成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用自己的感官和心灵亲近自然，反思生态，憧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全方位的、多向多元的审美联系，在“关心自我”存在方式的同时，更注重“诗意生存”理想的呈现，由此，使生态文学成为人类探索生存困惑与追寻诗意生活的独特的文化景观。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探索与实践，是文坛对中国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体现了文学在工业化时代对生态问题的忧患意识。生态文学展现生态危机，凸显生态意识、批判唯经济发展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型发展模式，拓展了文学的创作视野，凸显了文学的使命传统。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从“激情呐喊”到“诗意栖居”的发展脉络及其反应的深层文学本质表明：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应该是“诗”（诗化的文学语言）、“思”（作家对生态意识的思考——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史”（反映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三者之间的交融与互渗，而不应偏废任何一方。生态报告文学侧重于“思”的忧虑，生态诗歌展示“诗”的本质，生态小说则在二者基础上，致力于“思”与“诗”的结合，并力图追求“史”的品格。 关于《狼图腾》的论争已渐渐远去，生态文学的狼图腾式书写也已接近尾声，单纯发掘和高扬动物的生存世界和生命价值，解决不了任何生态问题，甚至会造成人性观的混乱，对理想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思考，重新成为当代作家的思想出发点和终极关怀。由此，当代中国生态文学发展步入了后狼图腾时代。不过，综观近期的生态文学创作，其自身局限依然存在。多数作品仍然停留在揭示生态危机现状，表达生态焦虑，饱含激情控诉这一价值立场上，缺少更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更为高远的哲学建构，也缺少更丰富、更成熟的文学表达，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水平仍有待提高。生态文学不仅需要关注现实的情怀，还需要独立自觉的科学精神。目前，学界虽然已经开始关注生态文学的发展，但生态批评和研究滞后于生态文学创作。生态文学发展缺少西方经典生态理论的译介与指导，还没有形成立足中国本土、借鉴西方生态理论、具有民族化特色的生态诗学体系，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从事生态文学创作，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走出后狼图腾时代，进入更高的思想视界和精神境界，出现“诗”、“思”、“史”三者兼备的经典之作，从而真正实现对“诗意栖居”生态理想的诗意表达。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7-13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7-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