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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柳诒徵《劬堂日记》记载，钱、柳二人在抗战时期的西南有一段交往。1941年，钱穆在四川成都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受重庆国立编译馆的委托负责编写《清儒学案》。而此书的审稿者，正是柳诒徵。柳诒徵写成《审查〈清儒学案〉报告书》，对钱著有“体裁宏峻，抉择精严，允为名著”的评价。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早年曾随其师缪荃孙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任教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东南大学，后来长期主持江苏省立图书馆。 当柳诒徵讲学南雍、名重东南之时，钱穆（1895—1990）正在苏南无锡、苏州一带的中小学担任教职。钱穆的好友施之勉毕业于南高师，是柳诒徵的学生。另外，钱穆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时，一校同事多毕业于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故他对柳诒徵的为人和治学也时有所闻。 就现有的材料来看，钱穆评价柳诒徵的文字最早见于他的著作《国学概论》中。是书完成于1928年春，在书中最后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中，他在叙述民初以来诸子学的复兴时引述了柳诒徵1921年发表在《史地学报》上的《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一文。柳氏在文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研究诸子之失，指出三人研究诸子，虽标榜客观，实多主观，逞其臆见，故对三人所论诸子之见“历加驳难”。钱穆在评论这篇文章时称柳氏之言“颇足以矫时弊”。不过他在肯定柳文的同时又大有保留，对章、梁、胡三家的诸子学研究也有很高的评价。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发刊词》即出自柳诒徵之手。在《学衡》刊发的文章中，有不少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如攻击胡适的“文学革命”，抨击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评古史辨学者的疑古过头，由此在南方形成了以东南大学为中心，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以批评新文化运动激进思想为内容，与北大新青年派相抗衡的力量，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崛起于思想文化界的学衡派。 学衡派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而活跃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舞台上的，对于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文化主张，钱穆早年多有注意，对《学衡》、《新青年》两杂志，皆“披诵殷勤”。钱穆晚年在《纪念张晓峰吾友》一文中说：“民国十年间，南京中央大学诸教授起与抗衡，宿学名儒如柳诒徵翼谋，留美英俊如吴宓雨僧等，相与结合，创办《学衡》杂志，与陈、胡对垒。”诚如钱穆在文中所言，192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确实存在着学分南北、南北对垒之势。在这场南学与北学的对峙中，学衡派的灵魂人物毫无疑问应是南方耆儒宿学柳诒徵。柳氏的学生张其昀在纪念乃师的文章中称，1919年以后，新文化运动风靡一时，“而以南京高等师范为中心的学者，俨然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世人对北大、南高有南北对峙的看法。柳师领袖群伦，形成了中流砥柱的力量。”钱基博在《国学文选类纂总叙》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丹徒柳诒徵，不徇众好，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辈以自辅，刊《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一时之反北大派者归望焉。” 柳诒徵年长钱穆15岁，对钱而言，柳是前辈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人是否有直接交往，由于材料所限，难以确知。不过钱穆与柳氏的学生缪凤林和张其昀之间的交往却十分密切。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两人曾先后北上拜访钱氏。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回忆，缪凤林赴北平时，住在他家，两人同游卢沟桥，“坐桥上石狮两旁，纵论史事，历时不倦”。 据柳诒徵《劬堂日记》记载，钱、柳二人在抗战时期的西南有一段交往。1941年，钱穆在四川成都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受重庆国立编译馆的委托负责编写《清儒学案》。钱氏对清代学术颇有研究，在此之前，已出版了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刘师培，继章、刘之后最有贡献者，当推梁启超和钱穆，尤其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同名著作的基础上精进开拓，贡献尤多，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称“能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相颉颃者，当数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以，由钱穆来编写《清儒学案》，当是恰当的人选。 钱穆接受编写任务后，全部精力投入其中。他先读清人诸家文集，作详尽的资料搜集，又托友人代为收购清代关学遗书20种左右，有清一代关学材料，“网罗略尽”。他勤读李二曲集，采其言行撰一新年谱，所花精力尤多。又遍览四川省立图书馆所藏江西宁都七子之书，“于程山独多会悟”。对于苏州汪大绅以下，彭尺木、罗台山各家集，也提要钩玄，“颇费苦思”。钱氏称《清儒学案》一书的编写，以这几篇最有价值。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共编孙夏峰、黄梨州等64个学案，一代学林中人，大多网罗其中。而此书的审稿者，正是柳诒徵。 在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中，清代学术具有承先启后的特殊意义，古代学术在这里结穴，近代学术从这里发端，这种转折过渡的学术特征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吸引了近代众多的一流学者对它的研究，成就斐然。在这些众多的一流学者中，就包括柳诒徵。柳氏在其名著《中国文化史》第三编“近世文化史”中，专列四章来讨论清代学术，阐发精微，新见迭出，钱穆晚年撰《柳诒徵》一文，对书中所论清代学术的精到见解作了专门的摘录。所以，由柳氏来审察钱穆的这部书稿，可谓得其人选。 1943年，钱穆应张其昀的邀请，赴浙江大学讲学。是年2月15日，钱氏自成都赴贵州遵义。23日，柳诒徵也专程从重庆赶来会晤钱穆，两位历史学家终于在黔北这座古城相会。自25日起，柳诒徵逐日审阅钱著《清儒学案》稿，后写成《审查〈清儒学案〉报告书》，对钱著有“体裁宏峻，抉择精严，允为名著”的评价。在审察报告书中，柳氏对钱稿也提出了若干商榷性意见，如建议将此稿第一编从孙夏峰至费燕峰14学案移入《明儒学案》，以符合晚明诸儒惓惓故国之思。此意见在遵义会面已转达给作者，得到了钱穆的赞同。 《清儒学案》约四五十万字，字字皆亲手抄写。由于当时处抗战中，生活艰苦，钱穆没有再找人另抄副本，直接将手稿寄到重庆中央国立编译馆。抗战胜利时，此稿尚未付印，全稿装箱，由编译馆雇江轮载返南京。不料箱置船头，坠落江中，葬身鱼腹。全书除序目一篇在寄稿前已发表在四川省立图书馆所编的《图书集刊》第三期上外，全稿竟佚。钱穆后来打算重新撰写，然而“已无此精力与兴趣矣”。假如钱氏此稿不失，当可为清代学术史这一研究领域增添又一力作。这当是研究清学史的一大憾事。然而这一遗憾在柳诒徵的《日记》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柳氏在审订钱稿期间，曾摘抄原书，间加批语，至今保存在柳氏的日记中，前后长达12页之多。从柳诒徵的摘抄中，也不难窥见钱穆这部书稿的一鳞片爪，其材料弥足珍贵。 钱穆对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论宋明学术、清代学术颇多推崇。与民初以来的新派学者菲薄宋学相反，柳诒徵对宋儒义理心性之学特别重视，极力表彰宋学经国济世的思想，此点尤为钱穆所激赏。柳诒徵对新派学者推尊乾嘉汉学不以为然，称“世尊乾嘉诸儒者，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钱穆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乾嘉时代自称其经学为汉学，其实汉儒经学，用心在治平实事上，乾嘉经学用心在训诂考据上，远不相侔，故乾嘉汉学“最其所至，实亦不过考史之学之一部。”柳诒徵论清学与宋明学术之异，以及晚明清初诸儒之学时称，“清代学术与宋、明异者，有一要点，即宋、明儒专讲为人之道，而清代诸儒则只讲读书之法（此指乾嘉学派而言）。惟明末清初之学者，则兼讲为人与读书，矫明人之空疏，而济之以实学。凡诸魁杰皆欲以其学大造于世，故其风气与明异，亦与清异。其后文网日密，士无敢谈法制经济，惟可讲求古书，尽萃其才力聪明于校勘训诂，虽归本于清初诸儒，实非诸儒之本意也。”钱穆在1928年发表的《述清初诸儒之学》一文中称，清初诸儒“上承宋明理学之绪，下启乾嘉朴学之端。有理学家之躬行实践，而无其空疏；有朴学家之博文广览，而无其琐碎。宋明诸儒专重为人之道，而乾嘉诸儒则只讲读书之法。道德、经济、学问，兼而有之，惟清初诸儒而已。”其观点不仅与柳氏相同，就是遣词造句也如出一辙。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25年10月在《学衡》第46期上开始连载，至1929年11月刊出的第72期上连载完毕。钱穆早年对《学衡》杂志“披诵殷勤”，在该杂志上连载的《中国文化史》，钱氏一定拜读过，而且在其早年著作《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第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也直接引述过柳氏此书的内容。不难想象，柳诒徵论清代学术对钱穆当有一定影响。 1971年，钱穆发表了一篇纪念柳诒徵的文章，对柳诒徵维护和保守中国文化传统所作出的贡献表示了极大的敬意。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0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