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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像胡风这样复杂的文学现象，不止一个。胡风研究该怎样进入？如何进入？关于胡风所处的各种事件的各个时代，我们又从何了解？怎样克服个人经验的缺乏？怎样建立有分寸感的立场？我以为关注同时代人对胡风的评论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作为“过来人”和“亲历者”，同时代人的评说比我们这些后来人单从“文字”和“本本”看到的胡风更可信，更真实。 1978年3月中旬，由北大与北师大和北师院(首都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的“三十年代学术研讨会”在北大图书馆举行，夏衍应邀到会，他第一个发言，开口就说：“我对鲁迅是有意见的。假如鲁迅不骂我‘四条汉子’，‘文革’中就不至于被‘造反派’打折一条腿。”说到胡风时火气更大，他说：胡风1936年6月1日在《文学丛报》第3期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如果署名的是鲁迅，或在文章提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徐懋庸就不会给鲁迅写信，也就不会有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不至于引发出一场论争。”这话或许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周扬、夏衍等人与胡风的私怨甚深，包括周扬、夏衍在内的“左翼阵营”对胡风的批评难免会受到某种情绪的左右，如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署名“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荃麟的《论主观问题》、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乔木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点名或不点名批判胡风文章，单凭这些文章不足以立论。但同时期郭沫若和茅盾批评胡风的文章，是应该一读的。郭沫若1936年8月30日写的《搜苗的检阅》一文，说胡风“似乎是很聪明而又有些霸气的青年”。[1]茅盾1949年10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认真研究、认真学习》一文中说： 摘取了鲁迅作品中的警句以装饰自己的，以前也常常见到，这不是真正的研究态度。认真的研究态度不能不以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为出发点。十多年来，就鲁迅的生平及思想等等写成书的，也有三五本，但，继续着瞿秋白的研究方法和方向而继续探研的，以我所见，似仅有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与冯雪峰的《关于鲁迅和俄罗斯文学关系的研究》。前者是概论性质，后者虽是专题研究而接触的方面亦甚广。[2]…… 众所周知，胡绳写《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的目的，乃在对胡风等人“片面地强调鲁迅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理论清算。胡绳在文章中多次点到胡风和舒芜等人的名字，说胡风“神经质”，“往往只能从一个片面去接近鲁迅前期的思想”，“流行着的一些对鲁迅思想片面的、错误的观点是如何地有害于我们来接受中国新文艺中的这一份最可宝贵的遗产。”茅盾称赞胡绳，显然是认同胡绳对胡风的批评。同一天，茅盾在《人民日报》(10月19日)发表的《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一文中说： 不必讳言，近十年来，有过一些青年从鲁迅的前期思想中得到了启蒙，却可惜能入而不能出，终于在思想上犯了重大的时代错误。更有人则在鲁迅的前期思想中拈取二三论点，便自诩为独得其秘，发为议论，以自误误人。 这样的学习上的错误，虽然不宜视为普遍的现象，但其严重性，实在也不容忽略。为要向鲁迅学习得更好，我们就有研究、分析、了解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之必要。……[3] “更有人在鲁迅的前期思想中拈取二三论点，便自诩为独得其秘，发为议论，以自误误人”，茅盾所说的“更有人”，是针对胡风说的。“但其严重性，实在也不容忽略”，从这样的话语中至少可以看出：茅盾压根就不认为胡风的对鲁迅思想有什么“承继和坚守”，胡风就不是用“认真的研究态度”学习鲁迅作品的人。或许，有的研究者也会将郭沫若和茅盾归为“左翼阵营”，认为他们对胡风也有这样那样的“偏激”，但至少下面几位作家的看法值得关注的，这里列举五位： 一、吴组缃1945年5月2日日记： 与胡风、天翼闲谈。天翼批评胡风之批评态度，谓心胸当宽，眼光当大，对友军当容，对敌人当猛击。若无原则，但凭意气，则必处处树敌，四面楚歌。胡风则谓见友方缺点，往往比见敌方劣迹更为使人恼恨，此则不可宽容。胡风不善处人，以群等均对之嫌恶，不与合作。天翼故讽之也。 吴组缃1945年5月4日日记： 午饭后，文协人先后赴会去，我伴天翼坐客厅中，天翼拟应陈白尘之邀赴成都，要我送他去。又谈文坛是非。胡风屡言请我等开一小说座谈会，我谓各人路线不同，说假话无意思，说真话则打架，遂作罢。 吴组缃1946年5月12日日记： 沙汀来谈整日，赠我新作《困兽记》。沙谈文坛中褊狭与门户之见，为之摇头叹息。[4] 吴组缃与张天翼交谊甚笃。张天翼1942年在湖南时患肺结核，生命垂危。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带病离开湖南，来到重庆，住在张家花园六号“文协”总会。l945年5月2日至4日，吴组缃参加第一届文艺节活动，其间两次陪同张天翼往市民医院透视肺部。日记中写到张天冀当着胡风的面批评胡风，写到吴组缃和叶以群等人对胡风之“嫌恶”，“不与合作”。沙汀所谈“文坛中褊狭与门户之见”，显然也是冲着胡风说的，“为之摇头叹息”一语道出了事态的严重。 二、朱自清1947年5月17日日记： 朱谷怀与何孝达来访并借给书籍多册，多系胡风的评论。他们喜欢胡风，远过茅盾，颇喜路翎的现实主义作品。此来欲启发我同意其观点，然恐最后令其失望，因为我毕竟是头脑冷静的人。我愿受启发，因为我要永远保持宽阔的胸怀。[5] 朱自清1948年4月14日日记： 浏览一过胡风的《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在混乱里面》和《论民族形式问题》。看来他的主张是主体现实主义、感觉力和鉴别力，并用鉴别力代替通常所用之技巧。退朱谷怀书。[6] 朱谷怀是“七月派”诗人，何孝达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来“启发”朱自清“喜欢胡风”，“同意其观点”。朱自清则说“然恐最后令其失望，因为我毕竟是头脑冷静的人”。看得出朱自清对朱谷怀等人吹捧胡风的做法很不满，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并不认同：“看来他的主张是主体现实主义、感觉力和鉴别力，并用鉴别力代替通常所用之技巧”。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论及胡风的文学理论主张时说：“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现实主义流派象胡风这样把作家主观作用强调到如此突出的程度”，“胡风与七月派作家如此强调作家的主观作用，这一重要思想，终于促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种新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我们也许可以把七月派这种现实主义，命名为‘体验的现实主义’。”[7]严家炎用“体验的现实主义”来界定胡风理论形响下的小说流派。温儒敏也用“体验的现实主义”来概括胡风的文学理论体系。他在《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批评体系》一文中说：“对胡风的文学理论体系，学术界至今没有找到一种比较准确而又获得共识的概括。在这里，笔者试图用‘体验的现实主义’来概括。”[8]不难看出，严家炎和温儒敏的“体验的现实主义”，与朱自清的“主体现实主义”是一致的。只是朱自清对其偏执和不注重“技巧”的一面多有不满。 叶圣陶1948年10月19日日记 下午，杨慧修(杨晦)来谈胡风之为人及持论。此君自名不凡，否定一切，人家之论皆不足齿数，而以冗长纠缠之文文其浅陋，余于文艺理论向不措意，唯此君之行文，实有损于青年之文心。[9] 叶圣陶当时是中华全国文协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对文坛的情况是很熟悉的。胡风是中华全国文协常委，彼此有过接触。胡风在这之前骂过杨晦。1944年吕荧发表《曹禺的创作道路》，杨晦有不同的看法，写了《曹禺论》；吕荧又写了《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一一评杨晦的〈曹禺论〉》，予以反击，批评杨晦的“题材”论。两者在意见上的分歧，实际上代表了胡风派的文艺思想与周扬派的冲突，胡风当然要袒护吕荧。1946年6月16日，胡风在给冀汸的信中说：“杨某之流，如小女人，无法当作人看待的。一篇关于曹禺的文章，就想当作飞黄腾达的资本，《希望》上登了吕荧的批评，从此结下了血仇，还有什么话可说呢？”[10]信中的“杨某”指的就是杨晦。胡风出言粗恶，也就难怪杨晦对他的“为人及持论”说三道四了。值得注意的是叶圣陶的评述：“此君自名不凡，否定一切，人家之论皆不足齿数，而以冗长纠缠之文文其浅陋。余于文艺理论向不措意，唯此君之行文，实有损于青年之文心。”在我国现代文坛上，叶圣陶是有名的“谦谦君子”，批评性文章写得很少，而对胡风的批评竟是如此的严酷，不难看出他对胡风的批评用语，如“搏战”、“突进”、“相生相克”、“自我扩张”、“奴从现实”、“痉挛性的热情”、“精神奴役创伤”、“原始强力”、“安命精神”、“实践的生活意志”，等等奥涩、陌生的语言是相当反感的。 叶圣陶1948年10月21日日记： 夜间白尘来，亦谈胡风之文与人。九时半去。[11] 这则日记写得很简略，但也能看出陈白尘对“胡风之文与人”的不满。1946年陈白尘的讽刺喜剧《升官图》在重庆公演，胡风在他主编的《泥土》杂志发表文章，说《升官图》“庸俗不堪，迎合小市民趣味”，惹怒了陈白尘。[12] 四、宋云彬1955年7月2日日记： 四时，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集会，彭真报告会议准备事项。晚饭后，与徐铸成、姚顺甫逛琉璃厂。冯宾符为余言，聂绀弩已被宣布为胡风分子。聂在桂林时十分钦佩胡风，余常与之‘抬扛’，然自一九四五年以后，聂似已与胡风闹翻，曾为余言胡风作风如何恶劣。今年五月间聂来杭州，作反胡风集团之报告，余曾笑语聂：‘君过去不亦十分钦佩胡风乎？’彼答谓‘过去思想落后……’，并连说‘落后落后’，相与一笑而罢，初不料聂果为胡风分子也。语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非易”，信然信然！[13] 1940年4、5月间，聂绀弩在桂林与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等组建“野草社”，同年7月创办杂文刊物《野草》。“聂在桂林时十分钦佩胡风，余常与之‘抬扛’”一语，说明宋云彬当年对胡风看法与聂绀弩“相拧”，相当负面。 五、1982年10月25日《致舒芜》： 鲁迅说，口号是我提的，文章是我叫胡风写的。胡公说：当日失察云云，这正是两人的分别处。他的自传我未看，在桂林时，彭燕郊对我说，有一华侨有意办出版社，问我肯不肯与之合作？我无此远志，叫他去找胡公，不知是否因此而搞起“南天”来了。搞“南天”时，在重庆把伍禾剥削压迫得哭，而且不以人齿。并且说，你现在想我五万块一月的职业是不可能的。我听见了，介绍伍禾到《客观》当校对，月入五万！至对于我且不说。我本在重庆末期就不和他讲话，解放后开文代会时才由骆宾基拉线，重新交谈(伍禾说我曾说胡有一个智者头脑和庸人的心。后来我曾对人说他也是王伦(白衣秀士)！一交谈，把以前的事也忘了。 在北京碰见你时，曾对你说，某种人把人不当人看。当时你不理解，现在该饱有经验了。把人当人看，是民主思想，现在还普遍地办不到。“文革”中，落后群众的这一特点可说发挥和被利用到极点了。[14] 聂绀弩跟胡风关系甚深，他是由胡风介绍加入“左联”的。到1955年，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肃反运动中，这就成了他必须交代的“问题”了。聂绀弩对胡风的“揭发”比较客观，同情舒芜。徐懋庸批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时，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作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作的”，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保护胡风。1945年1月舒芜《论主观》经胡风的手在《希望》杂志发表。文艺界批《论主观》时，胡风说他“失察”，他与鲁迅是有“分别处”的。 聂绀弩1983年《致舒芜》： 胡公的诗果真如你所说么？发表出来，太多事了！[15] 信中的“胡公”即胡风。胡风是诗人、翻译家、理论家，可聂绀弩并不看好胡风的诗。 上面列举的这些零星的材料，虽说大多录自作家的日记和书信，有一定的“私秘性”，但正因为带有“私秘性”，也就显得格外真实，弥足珍贵。不难看出，郭沫若、茅盾、吴组湘、张天翼、沙汀、朱自清、叶圣陶、杨晦、陈白尘、宋云彬、聂绀弩等一批作家对胡风“为人为文”的评价都不高，而这一批作家在我国现代文坛上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他们又都是鲁迅的崇拜者，他们似乎从未把胡风与鲁迅联结在一起，他们对胡风的评价与我们今天一些学者对胡风的评价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这种现象值得研究。我们今天一些学者对胡风的研究形成某种“定论”，如“胡风是鲁迅文学的一个直接的传承者”；胡风“坚守鲁迅精神”、是像鲁迅先生一样少有而独立不羁的“精神界战士”；“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就其理论实质而言，达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即使放到当时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范畴里，也是当之无愧的”；“敢于高举投枪向‘通天教条’及其一伙挑战，倒下去也高举投枪的，鲁迅之后也仅胡风一人而已”等等，这样的“定论”如何回应同时代人对胡风的批评，乃是胡风研究必须面对的一大课题。 2009年12月12日 注 释： [1] 刊上海《文学界》第1卷4期， 1936年9月10日出版。 [2] 《茅盾全集》第24卷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茅盾全集》第24卷第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4]《吴组湘日记摘抄》，刊《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 [5]《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456页。 [6] 《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503页。 [7]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 [8]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2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叶圣陶集》第2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326页。 [10]《胡风全集》第9卷，第122页。 [11] 《叶圣陶集》第2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376页。 [12] 详见陈白尘1955年12月22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陈白尘选集》写的《〈陈白尘选集〉后记》。 [13]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一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第38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14] 《聂绀弩全集》第9卷第419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2月版。 [15] 《聂绀弩全集》第9卷第427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2月版。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