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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声明的是，我绝不反对启蒙，相反，我认为，对中国大众进行现代性的启蒙，是中国社会从传统文明步入现代文明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文化措施。但是，我在积极认同启蒙必要性的同时，还更为关注启蒙的可能性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谁进行以及如何进行启蒙的问题。 因为，正如启蒙的先师康德所说的：“启蒙是人从自我招致的依赖监护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依赖监护是指人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没有能力运用他自己的理解力。这种依赖监护的状态是自己招致的。”[1]启蒙是艰难而复杂的，它尤其对启蒙运动的主导者——启蒙者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规范与要求。首先，最基本的是，作为启蒙者，他必须自己是已经“解脱”了的，是一个已经完成(至少是初步完成)了“自我启蒙”的确实的先行者；其次，启蒙者必须要有良好的思想和行为准备，要拥有比较成熟的启蒙武器。这样，他才能从事好启蒙——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知识分子没有彻底完成自我启蒙之前就不能从事对他人的启蒙工作，但毫无疑问，启蒙者的自我启蒙工作应该是始终处在对他人的启蒙之前的。启蒙者以不断的自我建设和完善对启蒙进行导引，是启蒙运动完成的重要前提。而作为理想的启蒙状况来说，启蒙者最好是能够具备比较系统稳定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有对自己的较充分的自信和耐心，有坚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奉献的勇气，以作为启蒙的坚定稳固的思想支援——只有上述两个基本条件都具备了，启蒙者才算真正具有了“启蒙”的资格，也才可能会导引一个健康的、可行的启蒙。否则，就可能是“伪启蒙”，是不完善的“启蒙”。 从这个角度上去考察19至20世纪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就可以发现它所存在的严重不足。换句话说，在中国现代的启蒙主义上，启蒙的主导者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中国启蒙运动的关键性问题，甚至可以说，也许这一点正是导致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未能取得最终成果的关键原因。 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是在鸦片战争后正式开始的。这时候，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观念，确实是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民族文化素质也急待更新。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为代表的几次知识分子革命活动的失败，其原因也从根本上关联着中国现实的民族文化素质，关联着中国传统文化惰性对中国民众的巨大侵蚀和影响。这期间以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几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启蒙重要性的自觉，正反映了历史的大势所趋，也体现了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敏感和觉悟力。 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当中，最首要的当务之急和最关键的启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知识分子能否完成对自我的艰难蜕变，能否在批判的基础上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建设起(至少是初步建设起)针砭中国社会现实、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现代文化，并培植起坚定独立的自我人格和道德，使这一道德成为对社会民众具有强烈感召力的精神楷模，是决定中国启蒙运动能否真正成正果的决定因素，也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能否有资格真正担当起对其他阶层启蒙的责任。 因为往往易于为我们忘却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建构和卫护封建文化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传统封建文化的建构者，也是这一文化的基本载体。比较之下，中国的农民——后来被命名的主要启蒙对象，虽然受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毒害较深，但他们一直是处于被动的受动地位，他们所受的影响之深重并不会超过知识分子本身。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制造者的话，那么，中国农民则更主要是以受害者的形象而存在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字长期为少数人所控制、广大的农民阶级由于历史原因而远离着现代文明的社会里，首先必须是知识分子的觉醒，在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对现代文化的建设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之作为启蒙的良好中介，才有可能进行好全民性的现代启蒙，完成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任务。 其次还因为，虽然知识分子曾经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参与制造者和受影响最深的阶层，但由于他们的文化地位，他们——也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最早从传统文化的窒息中醒悟过来，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中国社会可能发展和变化的惟一启蒙性力量。他们可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戈一击，从西方文化中采得火种，来救治中国社会这条庞大而破旧的巨轮。在中国社会转变的时代契机中，知识分子所担负的时代责任和命运都是无可替代的。所以，中国的启蒙运动，其基点和重点都应该首先定位为知识分子本身，在这一启蒙有了一定的成果和基础之后，才能进行对其他阶层的启蒙。 应该说，中国近现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对于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重要性并非没有清醒的自觉。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漫长启蒙历史中，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变革尝试和启蒙其他阶层民众的同时，都始终关注对自我的启蒙和文化建设。改良和革命等各种政治思想的纷争，传统与西化等多种文化立场的讨论，虽然反映了知识分子自我精神的不成熟状态，但也正体现出近代社会知识分子对现代西方文明不同角度的借鉴和吸收，体现了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正在进行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正是在这不断的相互论争和自我的检讨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五四”一代具有较强现代性思想的优秀知识分子的出现，就是中国早期启蒙运动的成果和产物。 但是，迄至“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还远远没有彻底真正地完成。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五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思想已经大幅度地超过了他们的前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批判也更为坚决和彻底，但是，正如这一文化的中坚鲁迅所反复强调的，他们只是历史的中间物，是历史过渡过程中的过渡者，他们这一代人在思想文化上，还肩负着过去的重负，不可能彻底地建设起真正现代性的文化。他们在历史中所担负的主要是批判和扬弃的任务，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文化建设还有待于后来者的继续——这不是“五四”一代人的缺陷，而是历史正常的进程。因为任何时代的文化转型都不可能在一代人中间、由一代人建设而成。 所以，“五四”一代人的传统文化批评在今天看来也许有过激之处，但它却是历史所必需。事实上，“五四”选择这种“矫枉过正”的理由早已为个中人鲁迅等人所明确指出，他们的做法是适应历史需要的一种权宜之策。我们在今天没有必要过分纠缠他们的反传统，也没有必要对他们过分的美化，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发展中的事物，它既有自己的贡献，也有自己不可避免的缺失。 所以，我们认为，“五四”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一个必备阶段，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阶段，但是，如何在承继“五四”成果的基础上对“五四”进行完善与超越，克服“五四”的局限，完成“五四”一代人未完成——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由他们来完成——的自我启蒙和文化建设事业，是当代知识分子正确对待“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也应该是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启蒙的主要内容。 在“五四”运动的初期，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运动得到了良好的继续和发展。在“五四”之初的各种社会思潮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都是其中的主体内容。“个性解放”的成为“五四”思想的主导，“民主”与“科学”的在知识分子思想中的巨大反响，“新村运动”、“科学救国”、“文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多种思潮的出现，以及“五四”知识分子小说中普遍的自我剖析倾向，都可看作是“五四”知识分子对自我蜕变和发展的典型表现。 但是，遗憾的是，“五四”并没有将这一启蒙使命很好的继续，相反，在“五四”后期的思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夭折。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在“五四”时期经历了一个实质性的变异与转移，“五四”之后，它更陷入了长期的中断。 这一变异有两种具体的表现，之一是部分知识分子以彻底而公开的姿态，弃掷了曾经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放弃了以自我和现代性思想为主体的启蒙文化精神，转而依靠其他文化(主体上是农民式封建文化)，成为这些文化的摇旗呐喊者。这一文化态度在“五四”中后期初露端倪，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更成为知识分子的常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广，这里已无需赘言。另一种则表现得隐晦与曲折些，知识分子还继续主张启蒙，只是他们的启蒙对象不再是自我而是完全转移到了下层社会大众，他们在启蒙运动中的定位，不再是一个自己启蒙的角色，而是以一个先觉的启蒙者自居，以启蒙指导者的身份对社会大众进行启蒙——应该说，知识分子对其他阶层的启蒙在“五四”前就已出现，我们也不否认这一启蒙应该是启蒙运动中的一个部分。但是，知识分子以对他人的启蒙来取代对自我的启蒙，无疑是一种逃避与放弃。这一情形的成为一种时代性的趋势，正是从“五四”后期开始的。 上述两种变异方式外在表现上两样，但内在精神却有着大的一致性。它们的内在心理机制是匮乏自我信心，缺乏坚定的韧性。知识分子们放弃自我启蒙而急切地将启蒙对象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去，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自信了，他们迫切地希望借其他阶层的力量来完成来卸除自己的责任。而在现实中这一“启蒙”是不可能迅速见出成效的，急切之下，他们就彻底放弃了自己以往的文化建设，转而投往农民文化和政治功利式革命(这一革命实际上融和了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的诸多因素)。——事实上，在“五四”一代人身上，这两种表现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常常是二者的合一。比如陈独秀，郭沫若的创造社群体，甚至包括鲁迅，在“五四”初期，都曾经担任着对他人的启蒙指导，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鼓吹者，他们都曾表示过明确的指导或鄙弃大众的思想倾向，但在稍后不久，他们又转而表示了对大众思想文化的热切认同，并在“五四”之后逐步表示对大众力量的臣服，成为工农文化的热烈宣传者和膜拜者。 可以说，“五四”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转移至中断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也包含着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 正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烂熟，思想系统的牢固和腐蚀性，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依附性而致的自主性丧失缺陷的潜在影响，都决定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的艰巨、长期和曲折，而中国的纷繁多变、灾难深重的近代史却没有余裕来让知识分子自如地擦洗自己的伤口，悠闲地进行对昔日自我的蜕变。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思想文化往往会出现两方面的发展趋向。一方面，他们往往容易变得急迫和功利，会弃却虽然是有效和必不可少的但却显缓慢而艰难的道路，而选择急功近利的竭泽而渔的方式(康有为、孙中山和鲁迅等都有过类似的道路转化经历)，甚至为了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放弃更长远更彻底的建设；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是脆弱的，是缺少自信心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梁启超的缺乏主见、书生意气，以及众多启蒙者们自我思想的持续倒退(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如此)，“五四”一代人对传统文化不无偏激的彻底否弃，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思想趋向的突出表现。当这两种趋向发展到一定程度，自信心的匮失和功利心的膨胀达到一定限度时，知识分子就可能会以放弃自我启蒙的极端方式来缓解他们的内心重负。 启蒙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状况，在“五四”时期体现得最为突出。因为虽然他们吸取了前人的启蒙成果，在思想的现代性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精神的脆弱和缺乏自信上，他们与前人并没有两样。甚至，由于他们经受了比前人更多的失败(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他们心情的急迫和功利心更强，自信心却更弱了。像“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鲁迅等在“五四”前都经历过内心的强烈溃败感和虚无感。而尤为重要的是，正在这时候，苏俄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激发了知识分子们的快速成功的心理，也使他们倾向于放弃对自我文化力量的信心和力量，却以一种依附心态去寻求和依靠下层大众[2]。时代似乎给予了他们放弃自我启蒙的理由和契机，于是，在时代的激励下，他们将在前人曾经主要是表现为潜在性的弱点充分而显在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在“五四”文化运动中后期开始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放弃自我启蒙的文化潮流。 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运动的中断，并不单纯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责任，但客观上，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中断构成了一个确实而影响深远的事实。在“五四”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继续进行自我现代性文化建设的已经成为罕见的少数，依附各种政治势力者成为主体。并且，在时代社会的压力下，真正独立的文化建设者生存环境愈显困难，社会影响也日渐减少，他们已经构不成知识分子思想的主导方向。 这一中断的后果是严重的。最直接的是它阻断了“五四”启蒙运动的深入进行，也导致了“五四”的启蒙没有取得系统完备的成果，没有完成真正切实可行的文化建设[3]，而是如昙花一现，在留下一些破碎的印象之后就迅速淡出历史舞台。“五四”以后，这一文化建设更是长期呈现停滞和倒退的局面。 更重要的后果还在于它对启蒙运动运动的主体——知识分子主体精神产生的巨大戕害上。正如前所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早期启蒙运动的熏染下，已经初具现代思想形态，但这一成果在“五四”后却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伤。“五四”的失败，不但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发展少有突破，即在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发展上，也呈现下滑的趋势。在此后的岁月中，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驱动，知识分子的下滑路途走得更快也更远，“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规模初具的现代性思想和独立的批判性逐步被时间淘洗干净，启蒙前的传统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依附谄媚陋习重又回归到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学生“不做官”的期待和三十年代后知识分子对政治热中的现实)。许多知识分子逐步完全失去了自我主体性，失去了对事物独立而清醒的判断能力和批判性，渐渐沦为政治力量的工具和奴隶——这是中国现代以来数代知识分子自我思想和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倒退。 启蒙者以这样的启蒙准备去进行所谓的大众“启蒙”，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五四”之后，启蒙运动貌似在继续，实质上却是知识分子的屈辱和精神倒退史，是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始终分离。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知识分子没有表现出其独特的精神力量和清醒思辨能力，没有以其独立的精神姿态和思想立场成为大众的楷模和精神引导者，相反，他们如大众一样，尽显软弱、幼稚与卑微。所以，在这段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未能使民众走出愚昧和封建，相反，是知识分子屈服于愚昧之下。现在，众多的批评家们都把这段历史称为是知识分子的屈辱史，把它定名为“启蒙与被启蒙的错位”，但他们忽略了知识分子在其中的表现及其社会影响，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设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真能够普遍拥有独立的人格，不屈的精神，有系统的、深入人心的文化思想，我想，任何一个专制者独裁者都无法将中国沦为他个人的私有。所以，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被“改造”被奴化的过程当中，除了被形势所迫，其中是否也包含着自觉地皈依的因素？我们在为知识分子的惨痛历史抱屈诉苦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知识分子本身提出一些缺失供他们自己反思与咀嚼呢？——正像我们的知识分子们，在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悲剧进行反思时，往往喜欢将责任推给悲剧的直接制造者。 这里，我们想起了著名的启蒙者鲁迅在开始其启蒙事业时的一个著名比喻，即关于“铁屋子”的比喻。现在看来，通过“启蒙”，确实把众人从“铁屋子”中唤醒了，但是醒了之后如何呢？没有方向道路的指引，醒来者只有依靠自己原始的盲目的寻找，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会陷入如鲁迅的另一篇名作《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中的“聪明人”的尴尬境地。而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唤人者”反而成为了“被唤者”的精神奴隶，“启蒙者”变成了“被启蒙者”的附庸者。 当然，我们在这里评说“五四”和中国的启蒙运动，并不是对启蒙先驱们进行苛责。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启蒙运动的中断，更关键的还是因为外在社会的影响和干预，知识分子首先是以历史的受害者形象出现的。我们评述历史，是为了关注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的社会文化现实与中国启蒙运动的未完成状态之间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 我们首先来看看作为启蒙的主体——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形象和表现。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知识分子昔日启蒙失败的历史，促使他们失去了以往的社会启蒙者的形象和地位(即使以往这一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自封的因素)，并与社会大众形成着隔膜——强烈讽刺知识分子和“启蒙”的王朔小说在大众中的广受欢迎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对此，八十年代重新开始的新启蒙运动试图对之有所改观，并也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总体而言，八十年代的启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援用“五四”的知识分子指导式的启蒙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大的更新和发展。并且，八十年代启蒙的时间余裕相当局促，他们的自我发展未能得到充分的展开。因此，他们并没有完全取得与大众的亲和，没有改变在“启蒙”历史中形成的弱者和陌生者形象。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则不但没有改善知识分子以往的形象，相反是更促进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的鄙弃与疏离，使自己的形象显得更加可疑。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形象中，最突出(尽管并不占人数的绝大多数)的是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权力和金钱相结合者。他们欣然地进入物欲文化与权力文化的勾结与合谋的世界，对它进行推波助澜，成为这一经济转型时期窃国者和物欲放纵者的帮凶和积极参与者。他们所关注的只有自己的一己利益，而抛弃了广大的普通大众。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则以“后现代”文化为借口，宣称对于知识分子责任的完全放弃。他们不顾中国社会众多处于前现代的民众生活和政治体制，在理论上为营取私利者张目助威。而实质上，这种理论的精神实质是对于自我责任的彻底逃避，是他们迎合物欲时代的一块遮羞布。这些“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无疑更促进了人们对他们的怀疑，也扩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而如果说，上述知识分子对金钱或权力的投靠并不能代表整个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他们所代表的人格和道德的萎琐，精神气质的犹疑，就是当代知识分子集体性的表现了。就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而言，他们并不都愿意放弃自己的人格和精神去投靠物欲或政治，但他们缺乏的是足够的勇气、信心和力量，他们往往是徘徊在金钱与精神之间。于是，他们如一片灰蒙蒙的没有特色和个性的群体，既缺乏个人道德的坚强自律，往往失落于物欲大潮中，又没有力量去反抗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制，只能表现为犹疑和无力的形象，显得非常的模糊含混。 于是，在人们的视野里，触目所及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文化特质，以至在今天现实中，我们似乎已经很难寻找到具有真正奉献精神和无私品德、可以奉为精神和道德楷模的知识分子——顺便说一句，前一段时间，部分“知识分子”对“无私”一词作了大量的学理剖析，论证这一概念的伪善性。但这一论证正反映了知识分子理想的萎缩和心灵的狭隘。因为也许不存在彻底意义上的无私，但它作为一种品德、一种人格和一种行为方向，是完全具有现实性的。即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着完全不为自己考虑的个人和集体行径。知识分子对这一概念的放弃，也反映了他们自己精神力量的无能为力——我们只要将这些“知识分子”与“五四”及更早一代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和“铁肩担道义”的形象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当代知识分子的蜕变和萎琐是多么之厉害。可以说，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化中的精神侏儒，已经完全承担不了“先行者”的责任。 当然，我们不排除在当代知识分子当中，也有着少数承延着知识分子的自律传统、具有热血精神的道义之士，他们对社会物欲横流的现实状貌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表现出知识分子的道德精神力量和对启蒙精神的复归(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持“批评”态度者与道德自律之间有必然联系，一般而言，他们的优秀只能体现在相对的比较上)，但是，他们的启蒙呼声却没有得到社会的积极反响，也没有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其原因是在于他们启蒙思想武器的陈旧，在于他们缺乏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和人格力量——实质上，也就是说，他们有社会启蒙的愿望，却没有了启蒙的力量，没有深厚的启蒙资源为支柱，他们承担不了启蒙的重任。所以，在当前的社会文化中，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对当代社会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文化建设策略，他们面对社会的物欲狂潮的批判也显得非常勉力(更缺少有力的政治批评)，甚至有人表现为以精神的倒退和绝望的诅咒来对抗现实[4]。他们的绝望姿态，其实又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知识分子自我精神的滞后性，反映出他们主观理想与实际能力之间难以猝合的距离。 这一切，与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长期中断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知识分子在现实物欲面前的失态表现源于他们内心的软弱和匮乏独立性，其中的人格卑下更是长期以来部分知识分子精神劣症的集中爆发，而困惑着当前更多知识分子的精神方向问题，也与知识分子长期形成的精神萎缩症有密切相关。当前社会思想文化的迷茫困惑，精神信仰的虚无化表现，正是源于知识分子自身的迷茫和缺失，源于他们在长期失去自我主体之后无所依靠和无所选择的两难心境。精神的迷惘，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也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对付现实，更无力承担对社会文化的引导作用。他们是知识分子自我启蒙长期中断的精神产物，是启蒙资源严重受损的现实表现。 而当代社会的现实文化又急切的需要引导与发展。社会文化的极度混乱，社会道德理想的丧失，精神信仰的普遍缺失，以及对金钱利益的狂热追求，导致了当前社会人际关系的淡漠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可以说，在中国社会中，尽管在经济政治上尚有很多方面处于前现代时期，但却涌现出了许多西方后现代的文化和精神病症。并且，个别人物质的富庶并没有促进社会的文明化，相反，更促进了社会疯狂的消费欲和金钱追逐欲。这种现实状况，固然与中国长期禁欲主义的政治经济措施导致欲望的畸形膨胀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同时更显示出当代文化建设的严重不足。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过的，在当代中国社会，大众文化的整体水平还相当低下，大部分民众还无力认清自己的位置和应走的道路，显然，缺乏正确的精神引导与当前现实文化状况的混乱有着根本性的关联，而知识分子没有、也无力承担起时代精神的这一任务。 时代对精神启蒙需要的迫切和知识分子令人失望的现状形成着强烈对比，于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问题又很显著很严峻地提了出来。无论是历史的审视还是现实的需要，都要求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一个对自我的艰难蜕变和文化建设，使自己在思想文化和人格建设上都有新的发展，才能适应时代精神建设的需要，承担起时代“启蒙”的重任。对于知识分子具体的自我启蒙方式，这里不作多的探讨，只是我要强调的是，任何启蒙方式都不可缺少知识分子自我精神的磨砺，不可缺少他们自我道德和人格的建设，尤其是他们应该摆脱对于金钱和权力的附庸，树立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精神面目，以真正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方式面对大众——因为，当代社会所要求的启蒙，不是以往的高踞于大众之上，借政治权力的力量对大众指手画脚、颐使气指的“启蒙”，也不是自我责任推卸式的“启蒙”，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启蒙；当代社会所要求的知识分子，不是以往借权力或金钱之手愚弄大众者，也不是现实的迷茫无措的自我精神匮乏者，它所需要的是以良好的自我人格和形象，以真正的文化建设和道路来引导人们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转化自我与建设自我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艰难而严峻的挑战。但在艰难的时代面前，中国知识分子们已无退缩之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完成对自我的启蒙，能否以成熟的启蒙姿态参与对大众的启蒙，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也决定着中国社会能否在真正现代化的道路上健康前进。知识分子的这一使命，艰难，痛苦，却又是无可推卸与选择。我们期待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凤凰涅”式的再生，也期盼着中国进入一个真正的启蒙时代。 注释： [1]康德《什么是启蒙》，转引自刘皓明《启蒙的两难》，载《读书》1995年第3期。 [2]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文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 [3]汪晖在《预言与危机》中对此作了深入论述。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4]这一传统，我们可以在鲁迅至高晓声的批判“国民性”的乡土文学创作历史中得到清晰的印证。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210097) 原载： 《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