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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一般指作家创作的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摧毁旧中国、创建新中国的光辉历程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革命历史书写始终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是现当代文学创作带有标志性的文学现象。这是一座蕴涵着丰富博大资源的精神“富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几十年来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作家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批思想艺术俱佳至今仍具魅力的优秀作品，如大家所熟悉的《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林海雪原》(曲波)、《青春之歌》(杨沫)、《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保卫延安》(杜鹏程)、《苦菜花》(冯德英)等，这些作品一出版就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等小说多次再版，有的印数超过500万册，被译成15种文字在国外发行。为什么会如此，因为这些作品不仅真实地再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更重要的是彰显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在人的成长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记忆，这种记忆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深刻影响。而这些文学经典创作所提供的宝贵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禁区的打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有了一个广阔发展的空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过去有了新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书写革命历史的视角有了新的拓展。过去，革命历史文学创作的视角单一，主要是以政治的视角书写历史、评价人物，以“史诗性”的追求作为评价这类作品思想艺术成就的重要尺度。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不仅仅从政治视角评价书写历史，而且从历史视角、文化视角书写革命历史，从而使革命历史书写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新的拓展，一些作品在表现历史的曲折性和偶然性，在表现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上有了新的突破。在新世纪革命历史文学的画廊里，既有以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背景，彰显革命精神的史诗性追求的作品，如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西柏坡》(赵万里)、《血色黎明》(张惟)、《日出东方》(黄亚洲)等，也有用多种视角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作品，如《花腔》(李洱)、《英雄无语》(项小雨)等；既有在风云变幻的革命斗争中表现主人公坎坷命运的传奇性作品，如《亮剑》(都梁)、《长征谣》(傅建文)等，也有以曲折动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引人入胜的谍战类作品，如《拂晓前的长春》(高杰贤)、《八月桂花遍地开》(徐贵祥)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在思想底蕴的开掘和艺术手法的变革上都比过去有了拓展。二是在人物刻画上，改变了以往叙写人物的平面化、简单化倾向，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把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彰显了人性的光采。三是艺术风格上的变化。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注重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的变革与创新，注重读者的接受，强化了作品的可读性。如《暗算》《潜伏》等作品都在艺术上进行了多方探索。如采用多种视角把革命故事讲得跌宕起伏，富有传奇色彩；把人物放在激烈复杂的环境中考验，深入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突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艺术手法上，采用多种手法表现人物的性格，使之更切合人物身份。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虽然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般化的应景作品多，精品力作少；复制的多，富有独创性的作品少；写领袖人物的多，写普通人的少。有的作家存在浮躁心理，对史料缺乏深入研究便仓促动笔，缺乏大的历史思考；有的因历史的“失真”而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有的为了吸引读者，不惜用离奇的故事制造噱头；也有的为了突出人物的七情六欲，忽视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叙写。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与社会转型时期过度追求功利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作者的思想、文学素养有关。因此，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需要整体性超越。 如何实现整体性超越，我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有的同志提出“尊重历史，钟情艺术，关注现实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三条原则”，我很赞同这个意见。既然是写历史，首先就要尊重历史。历史不是杜撰的，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一定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确有其人其事。我们可以不拘于历史，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但不能胡编乱造，无中生有。我们学会的创始人、著名作家姚雪垠在谈到历史小说创作时，提出一个作家要做思想家、艺术家、学问家的要求，他说：对小说家来说，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生活、观察历史，这样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能看清规律性，看出它们的因果关系，看得很深，在小说中闪烁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一个作家，对于他所描写的时代，应该确有知识，不说外行话。对于历史小说家来说，应该写清代就是清代，宋代就是宋代，唐代就是唐代，细节方面都要经得起推敲”。姚老正是这样坚持历史真实性原则，42年磨一剑，最终完成了330万字的辉煌巨著《李自成》。当然书写历史不是照搬历史，写历史教科书，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回望历史，审视历史，从历史发展中总结历史经验。 第二，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还需钟情艺术。所谓钟情艺术，就是要用各种艺术手法，写好在历史事件中的各种人。文学以人为中心，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自然要以人物为中心，着力塑造历史事件中的各种人，写人的思想冲突、情感冲突，写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和矛盾，写人的成长过程，写人的命运。只有把笔触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深入发掘心灵深处的东西，才能写出打动人的作品。当前有些作品之所以缺少独创性，首先就是人物形象缺少独创性，我们见到的人物形象，多是千人一面，似曾相识。如能从个人的命运中写出重大历史事件，那也是一种创新和突破。 第三，革命历史文学创作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那就是精神取向问题。在17年创作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中，为什么在今天仍然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呢，我认为这些作为文学经典的作品，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不仅仅是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是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如滹沱河畔的反割头税运动，强渡金沙江的伟大壮举，冀中平原惊天地、泣鬼神的“反扫荡”战争，富有传奇色彩的东北剿匪英雄故事，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的特殊搏斗等)，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这些斗争中为争取自由解放，为实现理想信仰而凝聚起来的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创造了历史的奇迹，换来了今天的幸福。正是这种精神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珍惜。我们今天书写革命历史文学作品，正是要大力继承和弘扬这种精神。有人认为，时代变了，还需要这种精神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特别是在当今精神缺失、物欲横流的时代，更需要弘扬这种精神。最近在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有的学者说，“我们在物质和欲望方面，已经相当富有了，而贫乏的是心灵和精神层面的。我们精神的匮缺和心灵的虚空，已经触到了一个令人担扰的底线。能够挽住这个颓势的不是金钱，不是权力，也许惟有文学和诗歌、音乐和美术，这些能够守护心灵的完美，从而挽救人心的颓败”。有的作家说：“缺乏信仰的时代，信仰是珍贵的；有信仰的人，才是幸福的。物欲丰盛的时代，精神是珍贵的；有精神依靠的，才是幸福的”。有的评论家说：“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应该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待发生过的革命历史。创作者应该从历史史料中发现一种当代精神，使自己的作品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有所滋养，有所丰富”。这些说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书写的是已经逝去的历史，但历史是与现实关联的。所谓注重历史的现实性，其实就是注重历史与生活的联系。优秀的革命历史作品总是与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总是给当代人的理想精神提供新的养料。我们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需要满足多方面的审美需求，把作品写得有情趣、有故事，写得好看些、耐看些，但不能因此而陷入平庸化、庸俗化，更不能为了迎合低级趣味而取代精神层面的追求，使人的信念和信仰消解。 当前，我国的文学事业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期待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在现有基础上有更大的超越和突破，期待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写出有思想力度、艺术深度的作品，更好地展现中国革命历史行进的风雨历程，谱写动人心弦的篇章。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