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是唐诺？ 《读者时代》的作者唐诺，原名谢材俊，台湾宜兰人。可谢材俊又是谁？对于大陆读者，这个名字或许还很陌生，然而在台湾，借用一个时髦的词说，唐诺完全称得上是一位“高端”的读书人。这个注定一生与书结缘的人，曾经长期从事图书出版工作，后来干脆辞掉工作，做了一名“职业”读书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这些阅读写作结集为《文字的故事》《读者时代》《阅读的故事》《在咖啡馆遇见十四位作家》《世间的名字》等先后出版，而前三本也已经由大陆的出版社发行了简体版，它们携带着作者的阅读趣味与阅读经验，来此与大陆读者交会。 关于唐诺，“有用”且有趣的信息还不止于此，对于大陆读者，若想了解唐诺，他作为台湾知名女作家朱天心的丈夫的这重身份也不能不提。这对文坛伉俪自高一便结识为好友，后来又一起考上台湾大学历史系，一起编《三三集刊》，甚至两人的交往也被写进了朱天心的成名作《击壤歌》，于是，这对金童玉女受到了类似于今日之“粉丝”的热烈欢迎，用朱天心不无调侃的话说，两人便“应读者要求”结了婚。作为台湾著名的文学家庭——朱家的女婿，唐诺这个嗜书如命之人可以说正是恰当人选。这个“只要一副围棋和一本书，可以住在树上几年都没有关系”的人，这个朴素到固执、像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古代人，在书中抵达了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至乐之境。二三十年光阴倏忽而过，现在这个文学家庭的生活已经简单到每日咖啡馆里的读书写作——之所以选择去咖啡馆，是因为在家里容易产生惰性。而这对夫妻的关系也越来越像一对教练与运动员，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专业读者，唐诺常常对朱天心的创作提出严厉到苛刻的要求，以督促其进步。 一本“阅读者”的书 《读者时代》由13篇独立的文章组成，论及十余位作者(包括电影作者，如侯孝贤)，然而，与其说这是一些专业书评，不如说是阅读札记，它们留下了阅读者冥想的痕迹，虽或不成体系，却不时有思想的火花跳跃其间。比之许多动辄以艰深晦涩的理论面貌示人的评论集，本书的作者却似娓娓道来，平易近人。它们绝不浅显，因其丰富的知识量，许多地方需要你停下来慢慢思考消化，然而，它们又绝不故作高深之语，也不行使粗暴的批判权力。作者自我设定的位置是进入，而不是褒贬点评；他寻求的是阅读理解与接受的可能性，以替代只此一种的答案。因此，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本阅读者的书，而不是一本评论者的书，它们给自己最艰难的工作正是，如何在广漠如冰原的世界中召唤同类，让这每一本书都找到读它的人”。 对于那些受过读者接受理论洗礼的人来说，此类说法或许不够新鲜，我们已被告知“作者已死”，我们也知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然而，我以为，唐诺的姿态无疑要低调得多，他克制了读者主体权力的滥用，在他看来，伟大的作家从来没死，他们与他们所留下的伟大作品一起，一直都在那里——不管你读或者不读，读得懂或者读不懂。在此，唐诺借用了一个很诗意的描述，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中把生存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众多伟大小说挪移过来，建构了一处可以漫步其间的小说森林，对于这一片动人森林，“那些只能在森林之外徘徊张望的众多之人怎么办？那些召唤大树不来的人怎么办”？唐诺给出的答案是：“你召唤不来大树，那你就走向它。” 走向一株株大树的过程，不仅是一个阅读提升的过程，也是一种生命提升的过程。在作者看来，阅读是两个世界的碰撞、遭遇：“书写者的世界，还有阅读者复数的、每一次不同时间又打开书来看的各个不同世界”。这句话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有质量的阅读不该是“六经皆我注脚”，也不该是“看别人的书想自己的心事”，因为此类完全主观化的阅读取消了作者的世界，因而也就跟书本身毫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无效的阅读。其二，阅读是一个“时间性”的过程，不仅携带着阅读彼时彼地的境遇与情感所构成的生命记忆，而且在我们面对书本不断发问/解惑的过程中，生命得以拓展，“两个世界如此激烈撞击却又擦身而过，打断了你生命延续性的局限，把你从天真的唯我论窄窄世界里逼出来，你发现自己被每一本书抛掷到每一个陌生之地，不同的人，不同的计较和烦恼，没听过的语言，记忆里未曾出现的眼前景观，乃至于连看事情的视角都陌生没想到过”。唐诺说，此种震颤的经验是谓“启蒙”。阅读是一种启蒙。或者正如李健吾所言，阅读是一种灵魂的历险，是伟大灵魂的遭遇。一个伟大的灵魂世界已在此，你从这个世界中所获多少，仍取决于你——读者的灵魂深度。 “无用之人” 在亮出了阅读的通行法则之后，《读者时代》依旧写满了作者自身的品位与趣味。看得出，这是一个沉静内敛、博学多思又不乏幽默之人，他心思冷静绵密而不热烈，他热爱自然之物，不喜夸张，他拒绝专断，酷爱自由。他欣赏阿城对于具象现实世界的热衷，欣赏他的“清醒，但是美好富想象力，而且含幽默”；他欣赏契诃夫以“一双最干净的小说眼睛”所发现的生活的“素材之美”；他于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中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务实”精神，并将其中丰饶可感的实体世界当做文学最大的支撑；他也于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中读出一种“实体的道德景观”书写，认为格林以此重获一种讲故事的能力…… 不仅于此，当唐诺在反复强调“实体”、“具象”之重要性时，他其实看中的是它们所呈现出来的丰富性，一种自由的人生所必然拥有的丰富性。而他认为，宗教或者乌托邦以惟一的信仰或者“远景”取消了这种丰富性，“宗教成形之日，思维停顿之时”。在但丁的《神曲》中，一堆生前没有基督信仰、终生竭力思索反省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如亚里斯多德等人都被放在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永恒的迷惘之乡，这些人一直活在不确定、找不到答案的自我折磨世界中，然而，唐诺却认为，这些人远比天堂中平安喜乐、没有痛苦的得救者要勇敢、自由，且有人的尊严。 这已然触及作者的自我定位与自我认同。这种拥有着“丰富的痛苦”心灵的读书人、思想者、智识者，他们是一如屠格涅夫《罗亭》中的多余人，因为在单一的思维、单一的功利性目标的社会，“无用”的丰富便是多余，而自由便是容忍多余，可能的话，还欣赏并赋希望于多余；他们也是一如本雅明所言的“无用之人”，无用是相对市场而言的。把人从市场分离出来，让他不再只是使用价值，甚或只是交易价格，从而让人恢复作为“人”的完整尊严及其价值，这是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屡次提到的救赎论述，我想也是唐诺所服膺认同的。回到阅读这桩事情上，这个时代已经充斥着太多功利性的实用阅读，而“无用”的阅读或许才是使我们慢下来、回归心灵、体味快乐的重要(如果不是惟一)的方式。 在书中，唐诺以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在京都东山的神社之乡中所见到的参天楠木，著上了老庄的“逍遥”色彩，“不在深山狞恶之地，也没被保护在水泥建筑物和铁栅栏隙缝间如插着氧气和维生系统的奄奄一息老病患，它们幸运地活在繁华大城市之中，却杳远如得神垂眷佑持，自由，却可不寂寞。”唐诺，这个逍遥快乐的读书人，他读他思，故他在。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