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香》依旧选取王安忆一向钟情且深情的上海题材。但相对于她以往上海题材的小说，《天香》不再一劳永逸地叙写上海这座城市的“今生”，而是探源它的“前世”。 她将小说的叙述时间设定为自明嘉靖三十八年始，至清康熙六年止。在这段历史变迁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洪武三年复开科取士，嘉靖年设官渡、筑城，徐光启结交传教士、引进番薯，利玛窦传播基督教、东林党人清议朝政等，纷繁聚集其中。 然而，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处理方式相同：将时代风云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幕布，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世俗的哲学与生趣才是小说的主体内容。因此，《天香》并不追求历史小说、家族小说的史诗性，而是以海派文学反传奇的方式来展现小说的传奇性。这样，《天香》虽然主要讲述上海士绅家族的兴衰命运、剖解申家四代人的命运演变和性格特征，但它的重点所在却是叙写申氏家族的园林文化和刺绣文化，以及延展、散佚到民间市井路巷的饮食男女。最终，小说依凭隐蔽运行的经脉构成了上海人的精神谱系：正经之脉分布整体，循行园林如何由繁华到衰败的过程，呈现上海人理性、浮华的一面；奇经之脉别道奇行，循行刺绣如何由闺阁到民间的踪迹，解密上海和上海人的非理性、苍凉的另一面。正经与奇经不断交织，两相参照，互为表里。 不过，《天香》的意义并非到此为止。《天香》固然表达了王安忆对海派文学的接续，但更内含了她对新时期文学成果的全面收割和独辟蹊径。进一步说，《天香》在接受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影响之后，退守到古典主义的源流中，以此来表达一位当代作家对21世纪文学观念和叙事方法的最新理解。换言之，无论中国文学如何变化，《天香》决计遵循文学固有的天道——回返古典主义源流、回返作家心灵世界。 然而，《天香》如何回返？或者说，王安忆依凭什么将上海的“知识考古学”转换为古典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藉此获得心灵的居所？在《天香》中，王安忆可谓动用了她所存储的古典主义文学传统的几乎全部资源，同时汲取了现代文学史上古典主义小说流脉的诸多养分。《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世情小说的细节质感，废名小说的禅宗意味，沈从文小说的涵容悲喜，汪曾祺小说的市井情怀，乃至古典哲学、古典诗论、古典画论、茶道、诗词曲赋，皆现身其中。 不仅如此，《天香》以古典主义审美原则塑造人物形象：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姑且不说天香园中的女性形象极尽典雅、婉约、聪慧的古典美感，姑且不说天香园中的男性形象浸润风雅、儒雅、俊雅的贵族气质，就连出身于市井村落的民间女性也面貌姣好、慧手锦心。 特别是，在《天香》所使用的文学形式中——寓言、掌故、对白、野史、神话、传说、故事，晚明小品文和《红楼梦》的语体最为出色。小说中亭台楼阁的风景画、婚宴嫁娶的风俗画，乃至造园、游乐、练字、刺绣、制墨、习画、夫妻怄气、妻妾争风、妯娌颉颃等日常生活场景，不仅皆有《红楼梦》大观园的影像，而且皆有《红楼梦》语体的典雅风格。尤其，编织整个小说情节的语词和语句，更处处内含着晶亮、清雅、朴拙、妙趣、卓识的晚明小品文的韵味。 不过，《天香》只是在表达方式上，复现了晚明小品文的语体风格；在语义层面，《天香》则突破了晚明小品文的狭小格局而注入了王安忆的现代生命意识，隐含了王安忆的叙述野心——天香园里话“乾坤”。同样，《天香》更多地将《红楼梦》的语体作为经典尺度，它的语义层面则隐含了一位中国当代作家的经典意识和当代意识。比较二者，《红楼梦》堪称抵达经典巅峰的“天书”，而《天香》只是深通世人款曲之作。 《天香》在回返古典之途发生了什么？进入《天香》的世界，会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营造得耐心备至的艺术世界。王安忆以让她心醉的繁复的叙述方式来叙写申氏家族的命运。她甚至心醉得忘情于叙述世界之外的现实时空。尽管小说中申氏家族的命运带有寓言性质，小说多次将申家命运与现实、与未来相联系，可天香园所聚集的古典主义力量太强大了，非同样强大的作家可以与它抗衡。 结果，《天香》在回返古典之途，出现了一个或许令作家本人始料不及的困境：古典主义在提供了王安忆心灵依托的同时，也吸附了她的现实感知力、未来建构力。她原以为能够在古典的庇护中获得剖解现实、再度出发的力量，却陷落到一个历史、现实、未来断裂的困境。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天香》发挥了作者的叙述强项：依靠心灵的想象力进行超验叙述。这对于王安忆而言，不仅不是一件难事，反而是一件过瘾的事。但问题是，醉心于熟稔地讲故事，又是危险的，因为这将损害小说的公共性——《天香》应该从许多方面贴近现实、重建未来，而不是原画复现明末历史。而且，正因为《天香》依赖于叙述的超验功能，才导致了令人遗憾的瑕疵。譬如，人物形象塑造固然可以采取次第出场的方式，但人物刚刚闪亮，就黯然退场。再如，小说对情节的安排有观念化印记。主要人物小绸与柯海自因纳妾生隙后，竟然再没有夫妻间的正面相处，有悖常理。此外，结尾安排希昭大篇幅说教，也有生硬之感。 回返古典主义源流之后，究竟如何转换？这是《天香》和同类作品所必须面对的难题。正如现代人所追逐的现代主义处处充满吊诡的悖论一样，现代人所回返的古典主义也难以成为实有的依托之地。在中国当代文学遭遇了被现代的宿命之后，中国当代作家注定要接受无所依傍的现实。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 《 光明日报 》（ 2011年11月23日 14 版）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11月23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