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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族历史的回顾总是让人心情复杂而又心存快乐，而通过对文学记忆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回顾，就更给人留下一种亲切感和场景感。杜国景的《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故事和国家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一书写得很扎实，很用功，而且从字里行间读到了作者对合作化运动特别的情感与体验。或许正因为这一原因，书中有很多地方读来让人感动，令人沉思；当然也正是这一原因，该书对于“合作化小说”的研究，虽然似乎有点冷门，但却在学术浮躁之气极盛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令人钦佩。 该书从“透视主义”和“大历史”的宏观视野出发，对“合作化小说”50多年来的起伏变化和成败得失做出了客观的、历史的评价。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对合作化小说的研究还很少，相关的研究专著几乎没有，该书对合作化小说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阐释和研究，填补了此领域的研究空白，成为今后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我想，今后或许仍然有人会关注这段历史，但充满切身体验与情感地来研究它，或许不会很多了。这不仅因为农业合作化小说作为一段历史回忆，由于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留下了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还主要因为能够以“弥足珍贵的个人记忆与个体温情”、带着“童年和青春”的生命体验的研究者将会越来越少。该书作者不仅熟悉合作化时期的乡村生活，而且创作过相关的文学作品，参与了合作化时期乡村故事的讲述活动。“当知青”的经历、在课题研究阶段对山西、陕西、河北、湖南等农业合作化小说策源地及合作化中心地区所进行的深入的“田野作业”，以及对赵树理、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作家合作化小说作品的深入阅读与思考等，所有这些都使该书的研究始终笼罩在合作化的历史氛围与个体情感的体验与回味之中，正是这种富有“生命化”的学术研究状态，使该书充满着深情的人文关怀。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言，“写这本书，做这个课题，是我个人回忆和怀念那个年代的一种方式，是想在合作化小说所讲述的乡村故事、国家历史，与后来生活的巨变之间，找到某种沟通连接的心灵渠道。” 除了作者所投入的大量情感外，该书的成功，很大一部分还得益于作者选择了特别的写作思路。其所运用的“透视主义”和“大历史”观，没有把合作化时期当做一个孤立的历史时段，而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从纵向上将之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小说联系起来，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政治变化及其在小说中的反映有了一个整体清晰的了解；不仅如此，在横向上，作者还考察了前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及其集体化小说创作，阐释了它们对我国合作化运动及合作化小说的影响，而对这两种小说的差异及其差异背后的文化原因所进行的详细分析，则又进一步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了合作化小说这段文学历史。 该书中，作者不仅从总体上把握和勾勒出了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意义建构与推进、三类农民形象特征、与前苏联文学的关联以及合作化小说中的“城市想象”等主题，同时也从微观着眼，具体剖析了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人生经历及其作品特色，以对合作化小说作家的个案研究来进一步还原合作化小说的历史叙事，印证该书所表达的主体思想。如对赵树理的“助业作家”身份、周立波的“知识者还乡”的主体典型、柳青的《创业史》创作，以及浩然文化身份等的考察与分析，每一部分都将作家的个人经历与作品分析结合起来，为作品的生成找到了丰富的生活根基，由此所得出的结论新意四射，令人信服，增强了我们对合作化小说的具体感受与深刻理解。 值得肯定的还有，作者借用了一些西方的学术资源与理论观点，以作为自己分析论证、阐释问题的理论支撑，显示出作者广博的学术视野。如“透视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对历史意识与历史悲剧的分析，对博弈论、解释学与接受美学理论的吸收等，都是如此。另外，该书不仅对合作化时期的代表性小说做了深入研究，而且作者把那段历史时期的各种政府报告与政策文件也作为分析作品的重要资源，从而将作品文本分析同社会政治分析结合起来，为阐释合作化小说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构建了一个很好的论述空间。 由于作者在资料搜集、整理与消化上下了很大功夫，再加上真切的生活体验与充分的调研工作，使该书所提观点、所得结论皆有来历，显示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富有情感的语言叙述，娓娓道来，朴实无华；此外，在处理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关系上也分寸恰当，很好地保证了该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准确性。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中看到自己期待与感动的地方，也相信该书必将会成为此领域的一部重要著述。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