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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反思和批判民族文化的弊疾。出于对民族文化生存状态自觉而清醒的认识，老舍勇敢地担当起了这一使命，他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开始于对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比较与思考。当年去国离乡的老舍，从遥远的异国遥望故土，生活冷清而寂寞，这使他得以在巨大文化反差的环境中回味生活的积淀，思考民族文化的命运。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明确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几块“真金”，这种“真金”就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真实的力量”，虽然是“旧的”，然而却“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老舍对民族文化悲剧的抒写包括对“真金”失落的痛惜与“灰土”拭拂不去的痛恨，其作品承载着对转型期中国民族文化缺损以致衰落的冷静审视，承载着面对民族文化幻灭状态的痛苦反思。同时，老舍也坚韧而执著地为民族文化的出路及民族精神的重构做着不懈的探索。 一、“老字号”的悲哀 老舍小说中有一系列关于“老字号”的悲剧性故事，“老字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老舍所说的民族文化的“真金”，即诚实守信、雍容高雅的“老派”风度，其中也挟带着勿庸讳避的“老迈”弊端———保守固执，不思变革进取。这些“老字号”在与外国经济重压的抗争中，与新兴民族工商业的竞争中惨遭失败。《新韩穆烈德》中的田家，作为民族旧式工商业代表，被外国经济侵略逼入困境最终无奈地放弃坚守已久的传统诚信作风；《老字号》中的三合祥绸布店，多年坚守老字号的“君子之风”和“光荣的历史”，诚信待客，讲究“老手，老字号，老规矩”的老派风度，却最终因生意萧条被吞并。《四世同堂》中布店老板祁天佑一生勤勉经营，老实做人，最终因蒙受屈辱而自绝生命，殉了老字号之道。 老舍将老字号视作民族传统文化的“真金”，对它们流露出深情的亲近与认同，对其消亡有着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他指出：“谁也不能否认这文化深厚的力量，而一脚把它踢开：谁也不应把这些美德与恶德一齐铲除，毫无选择”。[1]老字号惨遭失败，实为传统道德的陨落，是民族文化的悲剧。诚如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沉痛地指出“随着它灭亡的是规矩，诚实，那群有真正手艺的匠人，与最有礼貌的店伙。” 老舍通过“老字号”的悲剧不仅表达了对民族文化走势中传统美德缺失的痛惜，而且努力挖掘其失败原因。他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值得我们正视与思考的问题：社会的发展，必得以道德被损为代价？ 老舍对这一民族文化悲剧所作的反思是十分深刻的，在痛惜老字号衰败的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衰败的更复杂的原因，对老字号既有的缺乏积极进取精神、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文化给以棒喝，揭示其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老字号的衰败不是因为老掌柜们坚守不力，而是因为面对时代与社会变更，在坚守传统道德的同时他们未能谋求积极的发展，终由努力坚守蜕变为缺乏生命的死守、固守，最终败下阵来遭到淘汰。正如老舍后来在小说《大地龙蛇》序言中指出，“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再进一步，是自取灭亡。”[2] 对老字号文化衰亡的痛惜心境与辩证认识，在短篇小说《断魂枪》中得到了更充分体现。主人公沙子龙曾是一位武艺非凡的国术大师，威震江湖长达20载，面对洋枪洋炮的扫荡，沙子龙连同他的武艺与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意识到“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他将镳局改成客栈，不再在人前显露武艺，徒弟的激将和孙老者的诚心都换不来沙子龙的一招一式。沙子龙决心让“那条枪和那套枪法都跟我入棺材！”然而内心深处，他仍视武艺为至宝般小心虔诚地收藏着，唯待“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沙子龙与其断魂枪的悲剧性十分隐在，表层的沙子龙没落保守，于一方狭小天地里自我欣赏。进一步探寻，又能体悟到沙子龙的孤傲中，具有顽强抗衡的力量。“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无可逆转地强行劫夺了断魂枪存在的价值，精湛绝伦的传统国术、固有的权威、世代流传的草莽传奇转瞬间烟消云散。沙子龙矜持、孤傲，是因为枪及枪法融注了他昔日的光荣，已与自己的全部价值、尊严以至于整个生命融为一体了。沙子龙俨然是一位甘为旧有操守与美德殉道的末路英豪，坚定而勇敢地迎接现实的毁灭，决计与他心中的完美事物共同远离不再属于他们的纷扰俗世。小说渗透的情愫超越了一般的悲凉和伤感，传递出深沉的人生感叹。民族文化中固有价值的缺损固然是它的悲剧，为死守固有价值而裹足不前则是更大的悲剧，就象老舍所言，“东方的大梦”，必须警醒了，否则接踵而至的将是“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权利”。从中，不难领悟老舍那少有的于感性认识中寄寓理性思考、于理性思考中饱含感性认识的智慧，这使得他在将其悲剧意识具体展现时，总能从真切的悲悯中折射出冷静的反思。 二、“老”民族精神的幻灭 对民族文化中“灰土”拭拂不去的痛恨，是老舍展示民族文化悲剧的另一重要内容。老舍呼唤传统民族文化中符合理性和人性的一面，即他所说的“真金”；同时，他又在现代意识层面上对传统文化细加审视，“筛除”“灰土”。因此老舍异常理智而清醒地剖析民族文化中的“恶德”，对由此造成的民族文化悲剧进行了最为痛苦的反思与批判，这集中体现在对于“老”民族精神失落的表现方面。早在《二马》中，老舍就抒发过精辟的感慨：“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这“出窝儿老”并不仅指体质人种，更多是指中国人一出生便被包围在一个古老民族的古老文化之中，精神老化，思想陈腐。寓言小说《猫城记》被大多评论者看作一部文化讽喻小说，老舍极尽想像地勾画了猫国人的畸形文化及精神状态。猫国民众的灭绝，绝于敌人入侵，更绝于自身文化的溃烂，绝于猫人间极端自私的自相戕害。小说中多达六次地提到对猫国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所谓“毁灭的手指”，这一意象充满了古老民族腐朽文化即将灭绝的象征意义。老舍以近乎绝望的心境，向这腐朽丑恶令人窒息的文化，予以猛烈的抨击。正如马克思所做的总结：“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一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3] 在老舍笔下，北平文化几乎就是民族文化的同义词，他借北平的人与事写其文化，同时用文化来统摄作品中的人与事，也许孤立来看并不能构成悲剧，然而一旦将它们综合起来看，民族文化的悲剧性命运就赫然突现了。这在长篇巨著《四世同堂》及中篇小说《正红旗下》里得到了全面展示。《四世同堂》将普通人的生活纳入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时期，在战争背景中将民族文化的大悲大痛彻底折射出来。老舍在小说中痛心地指出：“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心动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边，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这样的文化氛围，使文化呈现工艺化形态，表现为脱离现实社会只重感官享受的生活方式，在玩乐中忘掉一切，忽略一切，人则变成优雅而讲究的废物，生活显得懒散、腐滞。因此，北平人的人格素质除了毫无创造性的遗传翻版之外，还面临着全面退化的危机。在小羊圈胡同居民缓慢的觉醒趋势中，老舍寄托了自己于文化思辨中对构建理想民族精神的希望。《正红旗下》凝聚了老舍毕生的民族文化思考，他并不局限于本民族的狭隘感情，而是站在一个现代作家觉醒的社会历史意识的高度，怀着对古老中国辉煌历史的深沉缅怀、对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冷静审视和对它从黑暗走向光明的热诚期望，以现代性的批判精神进行深刻的思考，以满民族的悲剧折射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老舍将这种反思与批判，举足轻重般寄寓于娓娓道来的民俗世相的描绘中，从政治制度、日常生活、文化心理等多角度全面思考满民族及至整个中华老民族文化没落与精神幻灭的根源———老民族执着于畸形文化艺术的生存状态，耗尽了健康向上的精神，丧失了一个民族至关重要的自信与勇气。正如李泽厚指出的，长达数千年的相当完备的封建性传统文化，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行为、观念、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指针。[4] 没落、古旧的民族文化是个体人生悲剧的根源，反过来，个体生命的精神麻木与堕落又加深了民族文化的悲剧，二者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长篇小说《牛天赐传》更是揭示了这种民族文化对个体国人性格的影响与型塑。老舍将牛天赐在牛家的成长作为按一切最常见的风习民俗程序养成一个典型中国人的常规过程来安排，实际上牛天赐已成为民族性格成长史的一个微缩，成为旧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承载者。他由一个自然生命体进入牛家，便进入了古国传统的生命轨道，逐渐被模制出典型的国人性格，学会事事盲从，糊弄敷衍。小说结尾，就在牛天赐快要学会成为一个自食其力之人的时候，又被突然出现的商人王老师带到北平读书去了。结尾的那句话“天赐平地被条大蛇背了走”意味深长———即将自食其力的“人”的消失，不正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 民族文化中的“真金”被埋没，“灰土”高扬，这是一个民族文化衰亡、性格退化甚至异化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痛惜的悲剧。然而更可悲的是，处于这种退化衰亡过程中的人们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仿佛认为这是社会的进化公理，且人人都应以此公理来规范自己并约束他人。“老”民族的熏染力量如此强大，坚守“老”民族已趋幻灭的精神的力量也是相当顽固的。 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充满了悲剧性，作为一个清醒的“悲观”者，老舍怀着深沉的眷恋、同情与痛惜憎恨，对民族文化的深层次悲剧，进行了极其痛苦的反思与追问。他在近乎本色的生活写真中挖掘民族文化的阴魂与亮点，既透视国民的劣根性，又希望以传统的道德人格为参照，构建真正具有现代文明的民族精神，弥合新旧文明的断裂与人的异化。老舍满怀着这种构建的希望，在展现前无出路之悲的同时，又努力探寻出路。 注释： [1]老舍：《编写民众读物的困难》，转引自吴小美、魏韶华著《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2]老舍：《<大地龙蛇>序》，见张桂兴编注《老舍文艺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 [4]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二期。 （作者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原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第6卷第3期 原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第6卷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