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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人类创造的自身的对立物，也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不同的作家都用不同的形式塑造着自己迥异于人的艺术世界，并借此显示着自己的艺术与其他作家的艺术的不同。同时，各个作家又无不在不同层次上显示人与环绕着他们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文学作品从文化的视角看，成为重重织就的艺术形式网络和以艺术呈现的文化网络。老舍的小说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多重的文化世界，揭示老舍小说表现的特殊的文化内涵，就成为我们探索老舍小说世界的一个视角。 老舍一经叩开文学艺术殿堂的大门，就显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切人人生的艺术视角，那就是立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城，瞄准中华儿女在现代文化转型期的种种精神相，展开自己的艺术思考与写作。 一、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市民的人性的缺失与重建 在老舍笔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呼之欲出的老市民的形象，这类形象充分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近辐射圈内老市民人性的缺失，并体现了老舍重建国民性的思考。其中最能代表老市民性格的人物是祁老人、祁天佑(《四世同堂》)、马则仁(《二马》)、张大哥(《离婚》)、赵姑母(《老张的哲学》)、牛老者、牛太太(《牛天赐传》)等人物形象。他们确确实实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个‘老’分子”[1](p187)。他们是在中国古老的都市中，在封建社会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带有极其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负着几千年传统担子”的“老中国的儿女”[2](p62)”。 祁老人是一个拥有四世同堂之家的老寿星，几千年的古老文明深入到他的骨髓里，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于一身，在他身上明显地表现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他生活在既定的模式里，在这个传统的文化圈中，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他的经验，他的规矩。当侵略者的炮火已经烧到中国大地时，他还说不清战争的根由，他认为芦沟桥事变不过是日本人看上了桥上的石狮子。他没有反抗，而只是消极的防御：“只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只消“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祸。听他与长孙媳妇韵梅谈起战事，“那口气仿佛在谈论一件邻里家庭纠纷的新闻”。即使整个民族都卷入了战争，对于他，也“不过像是一种遥远的市声”[3](p829)。这里，老舍给我们活画了一个灵魂，其一举一动是那么荒唐可笑，难道用大缸堵住门就可以相安无事了吗？难道预备了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就可以抵抗侵略者了吗？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始终谨奉“知足保和”的古训，不管对什么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缺“礼”，因为缺了礼就是错误的，被人笑话的。即便是受了欺侮也不能忘了礼，见了仇人还是忘不了礼。当敌伪的便衣冲到祁家肆意滋扰时，他心中愤愤然，但却不敢怠慢。 这里，老舍把祁老人的不反抗的原因揭示得淋漓尽致：他生活在了既定的封建伦理文化中，他与现实打交道，完全按照“传统”的模式与规范，而全不管他是对谁，更不管时代发生了哪些变化，因此才表现出这样的荒唐可笑之举。老舍通过对祁老人的对传统的固守不放的愚昧守旧性格的表现，揭示了中国近代时期封闭、贫穷、落后的根源，具有重大的文化批判意义。 祁老人在经历了一系列带血的事实和变故之后，才似乎看出点门道来：他那么固守的封建伦理和传统，在日寇的残酷侵略面前，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于是，“他忘了礼貌，忘了和平，因为礼貌和和平并没有给他带来平安和幸福”[4](P170)。他认识到自己的胡子不再代表着经验与智慧，而只是老朽的标记，算是“白活了七十多岁”啊!这生命最后阶段的反抗，正是靠着打破传统的束缚才得以实现的，然而这转变束缚是何等的缓慢，是要用多少鲜血才能换来的啊!作者在这里要告诉国人，我们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冲破封建文化的禁锢，而仅仅依靠传统自身的变革那是太迟太迟了。 除了祁老人之外，老马(马则仁)(《二马》)和张大哥(《离婚》)也具有同样的深刻意义。作者用心良苦地把二马由中国拉到千里迢迢的伦敦，去继承一家古玩店，有意识地将拼命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老马置于西方文明之中，让一个在封闭性文化传统中熏陶出来的老中华儿女，在帝国主义国度民族歧视的咄咄逼人的眼光下，死抱着陈腐的规矩、过时的理想和一文不值的面子，闹笑话，受耍弄。老舍正是通过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国民性的批判，暴露了在两种文化的直接撞击下，体现在老马身上的封建传统文化的落后和环境改变而人的文化意识不变的荒诞性，更显露出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守旧性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固守旧的文化的可笑。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的抨击中，老舍不仅对准了城市小有产者阶级，而且将笔触延伸到城市底层的贫民领域。这里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小文夫妇，等等特别是祥子更是老舍着力塑造的城市贫民形象，祥子是现代文学的城市下层劳动者形象画廊中的著名典型。祥子的典型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奋斗一的末路鬼”，而在于他经过自己的奋斗、绝望，却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他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仍然固守着传统的古训生活。祥子的遭遇是不幸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5](p316)。老舍通过对祥子“作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的毁灭的描写，再现出20世纪二十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得祥子的悲剧有了社会批判的内涵。作家的深刻性更在于揭示和批判了祥子在无穷无尽的磨难面前，不思变革，他被传统文化所包围，却不对它产生任何怀疑，并以付出自己的灵魂为代价，他变得懒惰、贪婪、麻木、缺德，他打架，使坏，逛窑子……一步步走向了堕落的深渊。这样，《骆驼祥子》中对城市贫民性格弱点的批判，就纳入了老舍小说“批判国民胜弱点”这一总主题中，从而达到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的深度。 二、徘徊于中西文化边缘的市民知识分子二重人格的矛盾与痛苦 在老舍小说中，还塑造了中国文化转型期在中西文化的中幅射圈内徘徊的北京市民形象，特别是市民知识分子形象，揭示了他们的二重人格，以及他们特有的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如《四世同堂》中祁瑞宣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祁瑞宣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既是旧文化的负担者，又受过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洗礼，可以说，他是中西两种文化汇集一身的矛盾体，他有一颗爱祖国的诚挚之心，在七七事变之后，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他爱国，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想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负起匹夫救国的责任，然而，他又背着四世同堂家庭的沉重的负荷。冲出去吗？家的责任，长孙的义务，全家老小的衣食、平安无不沉重地负担在自己的肩上，就像一条绳索将他束缚住，使他很难走出这个家，奔赴抗日的战场。留下来吗？人的意识，民族的尊严又在高声召唤着他冲出传统文化的包围，负起救国的责任，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做奴隶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两种声音在他的内心回响着。因此，他常常在持家奉亲与奔赴国难的矛盾冲突中，受着痛苦的煎熬，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期，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市民知识分子的两重人格和他们的内心两极分争的矛盾与痛苦。在灵魂深处两种文化思想的矛盾斗争中，他无力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想听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召唤，竭力寻求中西两种文化的平衡点。“他好像是新旧文化中的钟摆，他必须左右摆匀，才能使时刻进行得平稳准确”[4](p398)。但是在两种不同质的文化之间，是很难找出平衡点的。这种寻找平衡点的企图，只能使他周旋于传统与进步之间，饱受灵魂的内在冲突之苦。通过祁瑞宣形象的塑造，老舍向我们显示了在中西两种文化的中辐射圈内市民知识分子的两重人格和两难境地。他每天都处于矛盾之中，他有清醒的认识，这更给他增加了一重认识到的痛苦，他恨自己的软弱与敷衍，经过长期的徨惑，他终于慢慢挣脱了传统文化的羁绊，选择了抗日宣传工作，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斗争中，逐渐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从奴隶到人的艰难转变历程。 《月牙》中的女儿也充分体现了在中西两种文化的重压下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她受过新思想影响，追求“劳功神圣”，想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体体面面地挣钱吃饭。即使在母女生活走到绝境的时刻，她宁愿忍受母女分离的痛苦，自谋生路，也不愿以母亲的“旧业”来偷生。然而她追求的自尊、独立、良心、道德处处受到社会的残酷打击和迫害，她的新思想在旧势力的血淋淋的大口下丧生了。她“上了市”，终于重蹈了母亲的覆辙。“女儿的职业是世袭的，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然而她内心却仍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她的新思想、新心灵被揉碎在中西文化的矛盾与挣扎之中，每当“接进一块钱，我仿佛死了一点。钱是延长生命的，我的挣法适得其反”。女儿的悲惨，正说明了她心灵深处的新思想的萌芽在黑暗的旧传统中的覆灭，她的痛苦与矛盾也正是被中西文化的夹缝挤压的结果。 如果说，祁瑞宣等人物形象是集东西方优秀文化于一身的矛盾体，那么作者笔下刻画的一批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糟粕于一身的人物，则是中国旧的文化和西方的皮毛的集合体，是被老舍彻底批判的对象：他们像是“没有根”，“一点也不晓得什么是西洋文化，而把中国人的好处完全丢掉”[4](p55)。他们模仿的只是洋人的享乐奢华和拜金主义。这里，作者正是通过对他们丑恶的灵魂的揭示，来向世人展示着他们性格的本质：敷衍处世，疏懒求静，在屈辱之时爱面子，在国难当头之日还醉心于烟酒饭菜的作法和吃法的畸形灵魂，这仍然是固守消极传统的展览，因此，他们实质上也是被“传统”包围着。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也都出现过那种一味逐“新”、一味求“洋”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了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兰小山、丁约翰之类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纨绔子弟。总之，这是一种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冠晓荷最富有代表性。他在北洋军阀时代当过几任地位不甚高但油水很大的官，下野之后，依然体体面面，附庸风雅，向日本侵略者摇尾乞怜，以出卖邻里作为钻营官职的手段。小说揭示了一个在长期军阀混战中教养成的“体面的苍蝇”，如何变成国难之中出卖灵魂的狗的过程。老舍正是把他们的丑恶揭示出来，进行深刻批判，从而使读者在对他们的唾弃中，思考自己的人生。 三、冲破传统禁锢的市民新生代奴性的消失与觉醒 老舍的笔下不仅塑造了固守在传统文化里的“老”人，塑造了徘徊在中西文化边缘的“可以革新的基础”，塑造了应该被筛出去的“灰土”，而且更可贵的是他还塑造了冲破传统文化的“真金”，重塑了新的理想的国民性格，表明作者并没有放弃时代变革中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化转型出路的探索，从而使作品变得更有启发意义。老舍早期作品中的理想市民——无论是《赵子曰》里的李景纯，还是《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里的丁二爷，《黑白李》中的白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全，他们都是伴着“五四”成长起来的新人，“他们都学贯中西，匡时济世，糅合了中西文化的优秀特质，摒弃了中西文化各有的偏至”[6](P101)，是将“东方的义气，西方的爽直，农民的厚道，士兵的纪律，掺到一块儿不太偏”。因此，在他们身上更多地体现了新的文化思想，罩在他们身上的传统禁锢比较少，因此他们更容易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 祁瑞全刚强而有决断，在日本侵略者踏入北京城时，他立刻放弃了要毕业的大学生活，投笔从戎，离家远走，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庭，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在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住他应声而至；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无栈恋的离巢飞去。”[7](p40)这种果敢，这种毅然决然的反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远辐射圈的一代新人奴性的消失与人性的觉醒。瑞全身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正是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期新生代崛起的标志。他们的思想意识已然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明显具有西方的先进思想觉悟，是中华民族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的肝胆与希望，因此，他不仅是“祁家的，也是民族的，英雄”。 马威也是新一代的青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较少，更多地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这就是马威所要代表的”[8](p15)小说中的另一个青年李子荣，为探寻救国之路，到西方留学，他曾在美国住了二年，得到了商业学士学位，后又来到欧洲，先到法国，又来了英国，为的就是在这个商业最发达的国家继续深造，真正“学点东西”。他热切的爱国之心和急切的报国之志，使他在求学救国的人生道路上既能汲取西方科学民主精神，又能保留中国崇尚仁义的传统美德。他办事认真，比较务实，“不真干还能和外国人竞争吗？”[9](p54)“他的世界里只有工作，没有理想；只有男女，没有爱情；只有物质，没有玄幻；只有颜色，没有美术!”[9](p239)这无疑使他更易于实现自己的目标。他的作为，充分体现了西方的现代意识和竞争的观念，他曾使老马的古玩店起死回生，连英国人都对他佩服不已。 当然，老舍对这些新生代青年的观照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如丁二爷和李景纯身上的侠客色彩，白李身为革命者的隐约。但他们毕竟都冲破了传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老舍对这些带着传统美德，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物的塑造，表明了老舍正在找寻一条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 尽管老舍对民族振兴，对中国传统文化远辐射区市民新生代都有所关注，但他批判的重点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圈中市民性格的弱点，因此老舍小说对新生代的挖掘、描写还不是浓墨重彩，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奴性的消失与人性的觉醒还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期的“尖尖角”而已。 在人民的艺术家老舍笔下，这此活的灵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面具和扮演者，在市民的社会里频繁登场，仁演着一出出无与伦比的可怜、可笑、可叹、可悲的闹剧。老舍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对性格实质的剖析，其深刻意义在于说明，传统是要不断吐故纳新的，是要求随着时代的变革而不断革新的，人如果被传统文化所左右，那么就会限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人不断创造着文化，但人也必须时时冲破传统，变革自己，实现真正的生活，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茅盾.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0. [3]吴怀斌，曾广灿.老舍研究资料汇编[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1. [4]舒济，舒乙.老舍小说全集(第七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5]舒济，舒乙.老舍小说全集(第四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6]王晓琴.老舍新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1999. [7]舒济.舒乙.老舍小说全集(第六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8]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和自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2. [9]舒济，舒乙.老舍小说全集(第二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傅赢(1971—)，女，辽宁辽阳人，沈阳师范大学讲师，文学硕士。沈阳110034 原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6期 原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