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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创作小说时，一般都采用幽默的笔调，产生了一定的喜剧效应，但读者在嘻笑之余，总会从中咀嚼出悲剧的意味，有时后者反而比前者更为浓烈，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这种喜感因素与悲感因素相交织，构成了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独特景观，也表明作家并非只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1 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内涵 老舍喜欢幽默，极会开玩笑，认为笑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最能表现人情的东西”。他主张“幽默者‘看’事”，从平凡的处所发现缺欠可笑之处，而后遵照笑之原理写出来，引触大家都笑，充满喜感。但是，他又认为“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主张“悲剧家‘觉’之”，即钉着坑儿去咂摸事物，便会悲观[1]。老舍并不否认这一点：“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2]。在他看来，不只他个人如此，而是幽默与悲观之间普遍存在着内在联系。他把幽默视为悲观的产物，是它的一种审美方式。因此，他的小说作品在笑声中又寄寓着人生的苦涩与悲凉。如果捧读老舍的幽默作品，往往是在因趣而笑的同时，心底袭上一种深沉的苦痛，眼眶中涌出热辣辣的泪珠。他的幽默是最善启动读者的泪腺的。老舍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回顾说：“关于风格上，以前写的东西有一些幽默的地方，……它也是一种啼笑皆非的幽默，一种苦笑，不知是哭好哇，还是笑好”[3]。 老舍的幽默何以啼笑皆非呢？啼是悲剧产生的结果，笑是喜剧产生的结果，啼笑皆非则是悲喜交并的结果。追根究底，老舍的幽默多是披着喜剧形式的悲剧，用笑衣裹着苦果。他的幽默始终抹不掉苦涩辛酸的味道，不管如何逗笑，实际却很沉重。这是现代中国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决定的，也是老舍个人艰辛痛苦的生活经历决定的。他面对现实，正视人生，从自己独特的生活角度出发，用自己个性鲜明的审美观点观察，对社会人生有了较为本质的认识后，发笔为文，结构作品，塑造形象，暴露黑暗现实，把一切都不加涂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将喜剧和悲剧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艺术成分巧妙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笑中含泪的老舍式幽默。这种幽默具有契诃夫的微笑和高尔基的苦涩。他在作品中，根据笑的定律与逻辑，博采中西艺术技巧，指出人间的缺欠可笑。笑后思笑，使人感到现实世界的空虚、残酷、荒诞不经，于是透过荒唐可笑的事物，又使人油然产生悲感的意味，从笑中体会到一种人生的苦涩。在老舍的小说作品中，即使像《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牛天赐传》这类“立意幽默”和“死啃幽默”的作品，也都程度不同地揭示了世间的苦难和人生的悲剧。在《骆驼祥子》中，祥子把买车当成宗教的憨态可掬的行为，使人读后忍俊不禁。但是在他那愚傻可笑的言行举止深处，又隐含着做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善良心灵、合理追求。可是善良心灵、合理追求在病态社会里受到压抑被扭曲，不能正常向外发展，只能弃绝我执，以“堕落”、“掏坏”、“出卖人命”的畸形方式予以发泄。而“当不合理显得合理而压倒合理的时候，喜剧性就含有悲剧性了，这样的笑是含泪的笑”。《四世同堂》就更不必说了。老舍的长篇幽默作品几乎都是悲剧结尾。《老张的哲学》以王德和李静、李应和龙凤两对青年人纯洁真挚的爱情之花被摧残而告终；《赵子曰》以正直坦白的革命青年李景纯惨遭杀害为结局；《二马》以负着未来希望的晚一辈中国人的代表马威的走而收场；《牛天赐传》则写了一个小康人家的养子牛天赐怎样因家败堕入生活的苦渊。老舍的不少中短篇幽默小说也是悲剧性的。像短篇小说《抱孙》和《柳家大院》，前者叙述急于抱孙的婆婆和亲家妈根本不懂科学常识，一味给怀孕的儿媳(女儿)增加营养，又把给新生婴儿“洗三”的习俗视为不可或缺的大事，结果将母子两人折腾致死。后者写的是大杂院里的一出悲剧：公公、小姑、丈夫三人活活将“长得象搁陈了窝窝头”的小媳妇折磨得上吊自尽。作品写出愚昧无知如何吃人，使人感到可怕甚至恐怖。“热”中透出彻骨的“冷”!使人一读自然会笑，而且是“酸辛的谐笑”。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也是如此。他在作品中，采用无出路的模式，但是真善美的被毁灭，乃是因“促进社会发展的方生力量尚未足够壮大，而拖延社会发展的将死力量也尚未十分衰弱”，在痛苦中肯定着人生，在悲剧性中又含有笑谑的喜感。这种悲喜剧美学构成，使老舍的幽默艺术给人多种美感享受，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 2 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独特性 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鲜明个性，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自盛开的一朵奇葩。在某种意义上说，失去了幽默，就没有了老舍，更谈不上他在文学史上取得那样的成就与地位。 老舍小说幽默的审美特性当然不能用上述几点来完全概括，这里不过指其要而已。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老舍的幽默特色，不妨将老舍的幽默同鲁迅、张天翼、钱鍾书与林语堂的幽默作一简单比较。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幽默始祖。幽默在鲁迅的小说中，像晶莹的宝石闪耀着奇异的灵光，显示了不同凡响的个性特色。他对幽默理论有着自己精到的见解，持的是狭义的幽默观。阅读鲁迅的幽默小说和诗文，首先感到的是剔肤见骨般的深刻。鲁迅幽默的笔触并不是滞留在事物的表面，仅仅写出幽默形象的矛盾可笑，使读者一乐了事而无关痛痒，而是在笑的后面蓄着深邃的思想意义，能起着极大的认识和教育作用，犹如在蚌壳里藏着珍珠，黄土下埋着赤金《阿Q正传》是鲁迅幽默小说的代表作，它以相当大的篇幅嘲笑了阿Q的自轻自贱、自尊自大、欺软怕硬、讳丑护短等病态心理和愚蠢行径，但绝非“玩笑只当它玩笑”，通过这诸多笑料，集中地反映了阿Q身上的致命弱点———精神胜利法，进一步挖掘了国民性中存在的问题。《幸福的家庭》则是通过描写一个一心成名的文学作者幻想的破灭，来表现追求建立个人的所谓幸福家庭是荒谬可笑的这种思想意义上的深刻性是老舍和其他幽默作家所不可企及的。鲁迅幽默的深刻还表现在他的幽默笑趣并不像油花浮在水面上那样直露无隐，而是潜伏在语言和情节的内里，只有经过一番咂摸才能品出幽默滋味，然后引出笑声来。鲁迅的幽默含蓄隽永，能形成一种意境，使读者想后再笑，笑后再想，余香满口，回味无穷。鲁迅的幽默又是以庄重的特色出现的。幽默作为一种喜剧形式，似乎和庄重有些格格不入，但在鲁迅的作品中，二者得到了良好的统一。鲁迅写作幽默作品，都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的，不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效的注意”，就是肚子里“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帽子哈哈地吐他出来”。他所取的题材都是严肃的题材，虽然他从这严肃的题材中攫到了笑料，而这笑料本身又是非常可笑的，甚至是滑稽的，但作者利用这些料写作幽默作品时的心态却是庄重的。他是一本正经地说笑话，透着凛然正气，而不是嬉皮笑脸地插科打诨，作品绝少油滑之嫌。鲁迅的幽默还是辛辣尖刻的，对黑暗现象的抨击鞭辟入里，毫不留情他善于在冷笑中针砭时弊，给敌对事物以致命伤鲁迅幽默小说的这一特色，是无人可匹敌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天翼也是个独具风格颇有影响的幽默作家。他自1929年在鲁迅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上发表《三天半的梦》始，到1938年发表《新生》止，在10年的时间里，创作短篇小说计40篇。另外，还先后写作了中长篇小说《鬼土日记》、《一年》、《在城市里》，长篇童话《金鸭帝国》等。他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将犀利的笔锋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大胆揭露反动阶级各种人物的丑恶嘴脸，无情嘲讽病态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病态灵魂。年轻的左翼作家张天翼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丑恶庸俗现象深恶痛绝，视如寇仇。他怀着强烈的革命义愤，以幽默为武器，从各种角度发动不懈的进攻，因此他的幽默小说绝大部分是鞭打假丑恶的暴露文学，行文峭利，义正词严，横眉冷对，不存温情，喷迸着火辣辣的讽刺。将幽默与讽刺融为一体，是张天翼作品的一大特色。尽管作者惯用火辣的讽刺，有时甚至采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但其讽刺的火候和嘲谑的分寸把握得当，恰到好处，幽默不失严肃，滑稽不落轻佻。另外，张天翼是直面灰色生活中的灰色人生，病态社会中的病态灵魂，无所顾忌地撕毁其虚假面具加以猛烈攻击，将丑恶的东西赤裸裸地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张天翼幽默中的讽刺大多不是含蓄曲回的婉讽，而是痛快淋漓的直刺。他讽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矛头针对黑暗的社会制度。 老舍的幽默与鲁迅的幽默有相似之处，更有不同之处。其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长于悲剧喜唱，含泪微笑，讽刺时弊；其不同之处就在于老舍的幽默没有鲁迅的幽默立意深刻，沉蕴凝重，辛辣尖锐，战斗性强。鲁迅的幽默也缺乏老舍幽默的温婉性。老舍的幽默也有别于张天翼的幽默。张天翼的幽默没有老舍幽默的悲剧色彩，怜悯情调，宛转笔致，老舍幽默也缺乏张天翼幽默的火辣味和政治性。如果说老舍的幽默是苦笑，那么，鲁迅的幽默就是冷笑，张天翼的幽默就是怒笑；如果说老舍的幽默是婉约派，那么，鲁迅的幽默就是沉郁派，张天翼的幽默就是豪放派。 钱鍾书与老舍的幽默有相似之处。首先，他们认为幽默是作家主观的一种心态情趣；第二，它是一种语句安排，笔墨趣味，叙事语调，是一种形式技巧，一种浑整的“文本”效果。作家由其纯正的人格和较高的智慧看出了这一类人———主要是灰色中间色人物———的愚笨虚伪渺小而不自知，固守着陈腐过时的生活方式但却固守得郑重虔诚，为了生存而抛出种种于自己有利于别人无大损的小聪明小把戏，和其整体生命存在的无意义价值等等，但因作家性情的平和温良和这类灰色人物可卑可厌的同时又可怜可悯，作家对他们不忍也不必大张挞伐，于是只能集中地表现为一种好笑的心态，像对人性与人世大彻大悟的“槛外人”所自道：“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他们作品的喜剧性，主要是作家这种主观心态的对象化，但不是任何一种形式和文本都能完成这种对象化，必须是一种喜剧性形式、喜剧性文本，它或者表现为语句安排和叙述“语调”的谐谑、轻佻、俏皮、泼辣，或者表现为对人物心理性格、举止行为的喜剧性夸张和变形。 钱鍾书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始终是贴紧了生活和人物来“营造”形式、文本的喜剧性的。老舍只是在早期作品中，常“被幽默带走了”，单纯孤立地去经营形式、文本本身的喜剧性。 如果说老舍的幽默除了知识者的奇警睿智之外，还有一种市民社会通俗喜剧的情趣，那么钱鍾书的幽默则纯粹是智慧的和书卷气的。他不像老舍那样对人物性格和行为进行喜剧性的夸张和变形，他基本是写实的。他的幽默和喜剧性全来自他的学者气质。钱鍾书注重在人物的心理性格、言谈举止、表情肖像上面寻找着喜剧性的“节骨眼儿”，乘隙伺虚，用一既奇警又谐谑的“评语”，电光石火般地照出人性的愚顽陋劣和偏拗乖误，同时造成作品的喜剧趣味。作品《围城》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特色。司马长风先生说钱鍾书的《围城》“才胜于情”；李长之先生说“在老舍的作品中，智的成份多于情绪”。总之，老舍、钱鍾书的幽默小说，不如鲁迅、张天翼的小说在对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的介入与参与方面，更为直接有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的作家林语堂的创作生涯始于本世纪20年代，发韧于30年代。其后他一直驰骋于文坛，笔耕于海内外，可谓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声名远播，影响很大。幽默一词传入中国，首先要归功于他。他的幽默是建构在中西文化的接合部上。他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观照生活，拓宽了视野，引发了一种新的审美情趣。林语堂素有“幽默大师”之称，他总是用幽默的情趣运笔行文。他把幽默看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生观”，看成“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幽默”的主旨在于“趣”。有时寓理于趣，把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底蕴和西方的文化典故、科学知识，随心所欲地用于叙事说理，珠圆玉润，情趣盎然；有时又在讽刺中透出机敏，用滑稽的形象和辛辣诙谐的语言，营造幽默的氛围，在谈笑风生中，抨击社会弊端。他的作品放逸而不失骨气，潇洒而不失严谨；使人觉得总有一个独具慧眼的智者隐身于文章的字里行间，含着幽默的目光，冷静地看人、看事，看这个多灾多难、多有滑稽的世界。但由于林语堂的观点、认识和历史局限，使他的有些作品，由于脱离社会大潮，缺乏深刻的内含。在这一点上，似比老舍略逊一筹。 通过与以上四位作家的比较，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老舍幽默小说呈现的婉而多讽的审美特性。 3 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历史地位 毋庸讳言，老舍的幽默笔墨有一段时期里，的确有过显示缺陷。“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4]，有的作品“是我写着玩的”，是作为“笑话”来写的[5]。过多地追求幽默，甚至“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语言，勉强地使它带上一点幽默的味道”[6]。自然不能完全相信这些自白，以此概括他创作的初衷；它们更多地是作家的自嘲。但过多地追求好玩可笑，的确使他“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艺术上不加节制，思想上缺少分寸，所取得的反而是“并不幽默，而是讨厌”的效果。早期作品中因为过于热衷逗乐，“在调侃中，有时罪恶象是仅仅缘于无聊，丑行则只令人感到滑稽”[7]，也势必削弱幽默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效果。至于像《二马》一开始描写的伦敦街头不同政治派别进行宣传鼓动的场景，还有《猫城记》里把政党称为“哄”，这样的逗趣，不仅失之庸俗无聊，而且在表明对于政治的厌恶的同时，暴露出对于政治的无知。这些都是败笔。 “‘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8]。幽默作为这样一个全新的艺术课题，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实践上，比之悲剧艺术、正剧艺术、与同属喜剧范畴的讽刺艺术，都要困难得多。现代中国作家很少涉足这一艺术领域，更少取得成功，幽默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的确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原因都在于此。这决定了献身幽默艺术的老舍，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为之付出艰巨的努力。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考虑，他的一些失误是可以理解的。需要辨析的是，上述的那些弊端决非老舍幽默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它的主体与精华之所在；它们大多是些外在的现象与枝节性的问题，并且逐渐得到纠正克服。老舍的幽默艺术经过了立意幽默———放弃幽默———返归幽默———幽默成熟的几个阶段，老舍不是摒弃，而是扬弃，他使自己的幽默风格去粗取精，寓庄于谐，沿着深沉蕴藉的轨道进一步向前发展，臻于成熟，并将幽默艺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放射出奇光异彩，成为他的作品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聩聋。”———郭沫若曾用这样的诗句，赞美老舍幽默的艺术魅力；曹禺也说过，“他的作品中的‘幽默’是今天中国任何作家所没有的。美国的马克·吐温以其‘幽默’在美国和国际上享有那么崇高的地位，那么我们的老舍先生也是可以与之媲美的”[9]。当我们深刻认识了老舍幽默的特色和权衡了它的得失利弊后，就完全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老舍的幽默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株不朽的鲜花! 参考文献 [1] 老舍.谈幽默[J].宇宙风， 1936， (23). [2] 转引自王晓琴.笑：生命的交响.老舍幽默小品精粹[M].作家出版社， 1992. [3] 老舍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N].文艺报， 1980，(2). [4]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论创作[M]. [5] 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舍论创作[M]. [6]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论创作[M]. [7] 赵园.北京：城与人[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8] 鲁迅.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9] 曹禺.我们尊敬的老舍先生———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 作者简介：王凯锋(1963- )，女，吉林省长春市人，长春税务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从事语言文学教学研究。 (长春税务学院基础科学部，长春 130022) 原载：《长春大学学报》第9卷第3期（1999年6月） 原载：《长春大学学报》第9卷第3期（1999年6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