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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选择了1898年这个中国第一个女校创办的时间作为她探讨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的一个重要起点。因为就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历史条件而言，在甲午海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自“洋务运动”以来技术现代性的诉求遭遇重创，思想启蒙则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起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妇女问题才会成为“问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传宗接代的工具而进入了知识者的视野。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呈现出了同以往的女性研究不同的视野，即社会性别视角的介入。在社会性别视角下，第一代女性写作者从“国民”认同到“个体”认同、从“女学生”到“女作家”的身份转换，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事件、一个单纯的“新文学”发生的故事，而是一个和当时的社会思潮、知识场域、文化激变等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故事、女性故事。 由此，该书引领读者回到“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女学生的日常生活、学校教育、阅读、写作，以对冰心、苏雪林、庐隐、凌淑华等人的童年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记忆中，从“阅读塑造新女性”的视野发现了她们大多是林译小说的爱读者，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她们阅读了几乎同样的经典翻译小说和“五四”时期的新思想、新学说的杂志、报刊，这使得作为一个群体性的女性写作具有了“浮出历史地表”的知识积累和思想积淀。而那些携带着新思潮、新思想的国文教师们对她们写作的鼓励和支持，也使女学生们逐渐成为《新青年》《创造周刊》《语丝》《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刊物的重要作者。 虽然新文学期刊成为女性写作历史出场的一个重要舞台，但论者以庐隐和《小说月报》的渊源为参照对象，敏锐地注意到新文学期刊在对女作者扶持的同时，也使女性书写为了“迎合”文学期刊而遭遇困境。这使此书的很多论述充满了弹性，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语境。虽然她肯定了新文学期刊在“女学生”成为“女作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她同时也道出了历史的“永恒”而朴素的真相：那就是“成为一位著名女作家的重要原因，跟作者本身的持久写作力有关、更跟其作品本身具有的魅力有关”。论者充满弹性的论述，不仅呈现了历史的多面性、女性写作发生的必然性和种种机缘，而且，她常常把常识或者说单纯的史料变成了“问题”，并在对“问题”的辨析中透出一个研究者的严谨和思辨的智慧。 此书也把中国新文学史对女性作家的“接受”纳入了分析的视野。比如对第一代女作家的接受研究中，论者以冰心的接受为个案，探讨了第一代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的历史机缘和个人际遇。一方面冰心的“问题小说”写作“抓住了读者的心”，正显示了她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恰恰是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她充满了母爱、童心、自然的“女性的优美灵魂”也使年轻的读者们感到温暖和安慰，而且优雅、清新的美学风格又使冰心的写作在“文学性”上获得了持久的魅力。通过这样细致的分析，论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冰心“既符合大众对女性写作的审美，又符合社会对新的女性形象的想象”。 我以为，此书中采用社会性别视角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发现被女性主义叙述立场所遮蔽的某种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是它还原了一种历史常识。因此，此书的“社会性别”视野具有别样的意义，论者以“平常心”观照历史，让事实自然呈现，同时追问“自然呈现”的历史背后“何以如此”，并对历史表象进行辨析和探究，这使论者对女性文学发生的研究在回到历史现场后并未被历史淹没，而是以思辨的智慧穿越了晦暗的历史，表现出严谨的学风和对历史的理解。 从“五四”时期对女性文学的偏于社会历史的分析、上世纪80年代的在“西化”视野下以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方式，到新世纪以来的“回归常识”，其背后都有着属于不同时代的知识谱系与思想诉求。在这样的批评和研究脉络上，《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对于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就具有了重要意义，正如王富仁的评价：“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是不能仅仅依靠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规定的，而必须回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中来，必须在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和理解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必须在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我以为，在这样的意义上，张莉的这部著作可以称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起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对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意义会日益彰显。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