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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是一位拥有强劲叙事能力的作家。他不仅能用质朴的话语讲述各种精彩的故事，而且在叙事之中饱含了创作主体对复杂人性的体悟与洞察，对个体命运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独特思考，甚至对人类终极命题的探究。在他最新推出的长篇《红白黑》中，这些特点显得尤为突出。 就故事而言，《红白黑》无疑极为精彩。它穿梭于红、白、黑三界，涵盖了众多的人物和事件，主线清晰，副线繁复，人物命运跌宕起伏，事件发展扣人心弦。从时间维度看，小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父辈、子辈两代人的际遇，半个世纪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在回忆与现实的双线交织中娓娓道来。从空间维度看，故事跨越亚、欧、非三个大陆。回忆与现实中的故乡、偷渡产业链上的地中海沿岸各国、动乱中的阿尔巴尼亚，都在小说的宏大空间中一一展开。这种纵横捭阖的叙事构架，特别是地理空间上的跨越与调度，使阅读《红白黑》成为一次令人振奋的文学“远行”。 透过《红白黑》对时空要素缜密的布排调控，可以看出，这部小说体现了陈河对“宏大叙事”的探索热情——当然，“宏大叙事”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实践，也是非常突出的文学传统。自“五四”以来，建构具有深厚“大历史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的宏大作品，是每一代有抱负的作家都试图攀登的一座高峰。宏大叙事对历史和现实的广泛关注与深度思考，对道德、理想等价值的维护与弘扬，对人类终极命题的探究与思索，也带给一代代读者心灵的震撼。 但《红白黑》作为陈河的代表性作品，却有着不同于本土宏大叙事作品的“异质”。这一异质性，最突出地体现在作家对空间场景的调度与处理上。这使我们看到，这部小说的背景渗透了某种全球化的精神视野和多元文化的混杂性。这种创作手法突破了单一文化视野的局限，使小说在思想意蕴与审美表达上获得了拓展和提升。 宏大叙事当然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饱满张力。但无论是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最终都指向文化的维度。所不同的是，时间维度大多伴随着单一文化的历时性演化，而空间维度则带来了不同文化的共时性碰撞。我们注意到，中国本土作家写宏大叙事，往往擅长在历史(时间)维度上纵横捭阖，但在空间维度上却有些局促。比如《秦腔》《圣天门口》《兄弟》等，其叙述策略都是将故事场景尽量局限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乡镇内，通过人物在漫长历史变迁中的遭遇来探讨人性、伦理、政治等民族文化中深层次的问题。即使是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其触角也大都指向城乡的二元对立，较难在文化地理空间上取得突破。究其原因，这或许与作家个人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紧密相关。 在这方面，陈河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多年的海外闯荡、各种传奇性的人生遭遇，极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创作获得了新的表达空间。这个空间不同于国内单一稳定的民族文化空间，而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的混杂空间。当作家进入这个空间后，自身固有的民族文化将不可避免地与各种异质文化发生碰撞，进而展开对话，进行整合，获得修正。这样，作家就摆脱了单一文化的强力规约，得以站在全新的精神视野来审视和思考历史、人性、民族性等诸多命题。借由空间拓展而获得全新思考，这可说是新移民作家得天独厚的优势。陈河显然是有效运用了这一优势。因此，他的小说不仅在时间维度上有着饱满的质地，更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辽阔的气象。可以说，《红白黑》带着全球化时代的充沛活力，突破了单一文化空间的局限，将创作版图扩展到了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大舞台。这明显弥补了中国本土作家在宏大叙事中空间表达不足的缺憾，也取得了文化思考与审美表达上的突破。 在横跨亚、欧、非等几大洲的空间背景下，《红白黑》以秘闻性极强的情节结构，展示了作家对人性与历史的深邃思考。 这种深邃思考发端于小说人物在地理空间上的远行。女主人公杨虹是一个有着强烈“恋父情结”的“红二代”。因为父亲的革命者身份，她对革命绝对信仰，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又因为父亲的意外死亡，她一直仇恨AC市，拒绝融入当地的世俗生活。国内生活时期的她，一直耽溺于精神的存在中，只有当她踏上远行之路，经历多元文化的震荡，她人生的迷雾才得以廓清。当身处异国他乡后，取得自立的迫切需要使她放下了红二代的高傲，异质的文化氛围也解除了她的心理束缚。当面临自己在群体中的失落感和情感困扰时，AC市的世俗生活方式解救了她。这时的杨虹才找到生命中被遮蔽的凡俗的一面，体验到世俗生活的充实与快乐。通观她的前后变化，其精神信仰与世俗理念之所以无法调和，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对个体成长的强力规训。在她心中，父亲就是革命，革命就是绝对信仰，绝对信仰就是摒弃本我的欲望，将超我无限地升华。这样，人的存在就只是精神的存在，而非肉身的存在。在这种规训下，杨虹无法与世俗生活达成和解。只有摆脱了这种文化束缚，她的个体生命才得到短暂的舒展。然而，杨虹一生受制于这种规训，因为强大的“恋父情结”的牵绊，她无法忘怀革命者后代的使命感，无法回归日常生活做一个普通凡人，因此她始终无法破茧而出，完成生命的蝶变。 真正完成生命蝶变的是谢青。谢青出身社会底层，受意识形态规训和功利思想影响，他从小就立志“要娶一个118宿舍的姑娘当老婆”。为此，他几十年的人生都执迷于此。但实际上，谢青的爱情是荒唐可笑的，无论是白蔚蔚还是杨虹，谢青爱的都不是她们本人，而是她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符号”。他一直被这个“符号”所左右，只有当杨虹——他所拥有的“符号”——死亡了，他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在异域文化的冲击下，在秋媚的引导下，谢青抓住远行的机遇，将生命中久被遮蔽的才干与胆魄发挥出来，完成了从普通百姓向成功商人的蝶变。可以说，若没有这次远行，谢青的生命能量将会始终蛰伏在单一文化氛围的桎梏里。正是这次远行促成了他性格与命运的飞跃，从而演绎出一段海外华人发迹的传奇。 但在《红白黑》人物谱中，最为传奇的还属秋媚。对这位黑道大姐，作家没有过多渲染她的黑帮生涯，而是着重挖掘她隐秘的内心体验，展示她柔软脆弱的内心世界。秋媚由于未能实现嫁给城里人的愿望而远走他乡，在历经黑道生涯的大风大浪后退隐田园。但当所处环境与过往生活经验发生对接后，思乡的冲动悄然滋生。最终这股冲动战胜了理智，促动了她自投罗网的回乡之路。这次看似非理性的回归，其实是秋媚自身固有文化的强大规约作用。这种永恒的乡愁冲动不会因为多元文化的混杂而消亡，它将以潜伏的形式永远居于第一代移民的文化基因中。 通过几位主要人物在异国他乡“求变”与“不变”的人生际遇，陈河不仅演绎了传奇里的故事与人物，更深入审视了各种文化环境中人的精神存在。可以说，《红白黑》是作家对上世纪50年代生人成长史的一次深情回顾。谢青等人的成长经历、思想状态、文化记忆都是那一代人所共有的。当他们远赴异国，面对多元文化时的感受与反应也是极具普遍性的。《红白黑》从故事层面深入人物精神层面，以艺术的手法审视了“人的存在”这一永恒的命题，这正是它高于一般靠情节支撑的通俗小说的原因之所在。 除宏大的空间架构与深刻动人的存在之思外，《红白黑》在细部的描写也非常动人。作家的景物风情描写极具功力，精确与繁复兼备，有如摄影机般的效果，它们准确记录了不同空间里的欧陆风情与华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奇特风俗的叙述，也展示了异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不仅如此，作家还带着强烈的文化记忆，对异国与故国进行了下意识的比较与思考。比如中国人心中神圣的巴黎公社墙在法国遭受的“冷遇”，这种误会只有突破空间障碍、进行实地考察才能得到澄清。而对于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文革”的类比联想，更是凝聚了作家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对中法两国在市政建设和乡村环境保护上的差异比较，也流露出作家对生态与发展问题的忧思。在对景物风情细腻描写的同时，作家还动用丰富的想象力，将现实与记忆进行时空对接和往返互渗，在时空交错的幻觉中制造出幽默感或者美感。比如，对警察突袭制衣工厂与日本鬼子进村的对接联想，对《宁死不屈》等电影中的战斗场景与黑道火拼场面的对接联想等。尤其是那个玫瑰色的“米拉”情结，更是陈河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主题。这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段，更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考。 《红白黑》以广袤复杂的空间结构形态，既展示了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多元混杂的全球化生存境遇，也给中国本土文学宏大叙事的建构提供了某种新的维度。 原载： 文艺报2012年08月24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8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