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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兴起了三大显学：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其它两门学科都是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积累起来、在后来发现并研究的。而独有“红学”是以一本小说而形成的一门“严肃的专门之学”[1]从学术史的观点看，“红学”独树一帜，无疑可以和“甲骨学”、“敦煌学”并驾齐驱，毫无愧色。红学为什么有如此魅力呢？远在晚清，《红楼梦》已到了一种“开口必谈”的地步，杨懋建《京尘杂录》卷四《梦华琐簿》引《京师竹枝同》曰：“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 。《红楼梦》的永恒魅力依我看来是由于《红楼梦》集中表现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层的心理问题和民族的灵魂积淀，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我们民族的民族内涵。《红楼梦》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广一点说，到清中叶为止的持续四千多年的中国古老文化传统，都可以看做是《红楼梦》产生的大的文化背景，《红楼梦》正是反映和升华了这一文化背景。长期的文化积淀为文化艺术精品的孕育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使红学的学科价值有了特殊的表现：研究《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可以提高、加深、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她是中国文化的万花筒。如果对这部作品提供的艺术经验和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理念性的检对，对于了解民族文艺学以及文化学的特征，从理论上构建中国文艺学这一学科大有好处。 一、 什么是红学 那什么是“红学”呢？对“红学”的界定，有很多说法，各派研究者都有各自的诠释。既成一门显学，而对该学科却没有统一的严格的理性的下定义式的解释，恐怕只有“红学”了。红学一词开始出现的时候，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据李放《八旗画录》记载“光绪初，京师士大夫尤喜爱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民国初年，有个叫朱昌鼎的人，对《红楼梦》十分入迷，有人问他“治何经”他对人家说：“我所治之经”比起一般的经少“一横三曲”，原来繁体字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就是“红”字。可以看出，红学的发展在前期就有一种与一般小说学不同的特征。 对一部作品的研究成为一门专学，世界上并不多见。如果一定找例证的话，只有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可与之相匹比。英国有莎氏学，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有莎士比亚研究专刊每年要开规模很大的莎学讨论会。和《红楼梦》研究一样，莎士比亚研究现在也是公案迭出，漫无头绪，甚至著作权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至今有人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莎士比亚其人，如同曹雪芹的著作权不断遇到诘难一样。而且无独有偶，莎士比亚笔下的剧中人物也有四百多个，与《红楼梦》里的人物相仿佛，只不过莎翁笔下的人物分散在三十七个剧本中，《红楼梦》二部作品里就有四百多个。莎士比亚研究是世界性的学问，《红楼梦》研究也在变成世界性的学问。 对这种状况，有人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是一种不公正的发展，提出《红楼梦》研究可以成为专学，研究其他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就不能?比如说，为什么不可以有“水浒学”、“三国学”、“西游学”、“金瓶梅学”或“聊斋学”?其实，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能不能名实相副的问题。“水浒学”、“三国学”人们已在叫了，但能否叫得开，最终能不能获得一门学科应有的内容；叫开了，在学科建没上有无科学依据，仍是未知数。应承认，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中国从前有“选学”的说法，那是由于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后世影响太大了，唐以后经常把《文选》与儒家经典并列，文士手中必备此书，恰同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这说明红学之谓是确定的了，至于红学正名则是具体的红学研究者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红学家许啸天说：“专一讨论批评考证《红楼梦》书里书外文学情节的称做‘红学’。”[2]即关于《红楼梦》考证、评论、艺术的所有学问称红学，用文艺学来研究《红楼梦》。而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则对“红学”另有一凡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不能算到红学的范围里，只有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脂评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红学。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一篇文章，对红学的范围作了如下界说：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征，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周先生乃当今红学集大成者，其力作《红楼梦新证》是当今红学界不可企及的高峰。但对红学的界定，未免有些偏颇。在周先生看来，红学主要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但他把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显然有不妥之处，自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红学的独特性众所周知，但《红楼梦》本身还是小说，小说就有它的特点，针对这种洁难，周先生主张：“红学”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问，因此主张“红学”与“红楼梦研究”区别开来。 《红楼梦》这部书，绝非“家务事、儿女情”几个字所能概括。曹雪芹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在写作时却常常“用史笔”，使《红楼梦》比历史书更具历史感，如《红楼梦说梦》一书的作者所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这大约就是《红楼梦》不独研究文学的人喜爱，治哲学、历史、法律、经济的人也格外重视的原因吧。红学的超学科的特点，反而证明它具有特殊的学科价值、《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关系 。钱锺书先生说：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钱锺书先生对一书以名学的剖解，完全出自严谨的学术立场，可谓不刊之论，启示我们治学之道，唯在慎思明辨，而不能逐无实之名，动辄以专学自诩。所以对红学的理解和正名就更应该有严谨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规范了。 对于红学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质是对红学研究的重点，红学向何处去的问题的不同看法，其实不管是周先生所说的“红学”还是许先生所说的“红学”都是红学的范畴，都是红学所研究的重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评点的研究是红学的基础，而《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则是红学的目标。我们的红学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学力来选择研究方向，而不能唯我正宗，别人则为“异类”。红学各派应该互为基础进行理论交流和理论整合，红学才有正确的发展方向。 二、 红学的研究派别 在红学的研究史上，胡适可以说是一个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1921年，在胡适的提倡下，《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从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红学确定成为一门科学性极强的专门之学了。”[3]红学成为文化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着在小说学上可以说是独此一家。 二百多年来的红学发展史上产生了许多红学流派，有评点、评论、索隐、考证等派别，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现为界，一般划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而红学发展到1954年，出现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至今，则称为“当代红学”时期，这次划分则是以对俞平伯的《红楼梦辩》的批判为标志的。 旧红学比较重要的流派是评点派和索隐派，脂砚斋可谓是评点派第一人，旧红学的产生与《红楼梦》作品的产生几乎在同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脂批就属红学评点。此外还有程伟元、高鄂等人对《红楼梦》几曾评点和索隐。评点派代表人物有清代的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等人，他们主要采用圈点，加评语等形式对经过了程伟元、高鄂续补的120回本进行评点，如“王家评本”等版本的《红楼梦》。旧红学只是在小说学的范畴中对《红楼梦》进行解读，它还没有提出独立的文化学概念，对文本的内容没有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在思想性方面对《红楼梦》认识最深刻的是鲁迅，在艺术性方面能得曹雪芹真谛的要数俞平伯。 蔡元培与胡适都是文学气质比较弱的， 蔡元培关心的是反清的历史学向度，胡适更注重的是“科学方法”， 他们都在不同的层面推动了《红楼梦》研究向前发展，但都不是审美研究，其实都无缘于《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 索隐派盛行于清末民初。主要根据前人对红楼梦隐情的传说，或研究者对书中隐情的猜测进行索隐。主要是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1916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王梦阮和沉瓶庵的《〈红楼梦〉索隐》， 1919年出版的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是索隐派红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索隐其实也是一种考证，只是这种考证从方向上就有很大的偏颇。 他们把《红楼梦》的内容和晚明到清初的一些政治、社会人物漫无边际地加以附会，用明清的历史史料臆断小说文本。 因而这些著作表面上看似乎很“严谨”， 重视“证据”，其实却是“笨谜”。索隐派的出现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势力的影响，也有时代的诱因。 如蔡元培是一个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者，他认为《红楼梦》“持民族主义甚笃”， “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 他把对《红楼梦》的索隐与反对清王朝的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是离开了《红楼梦》的文本实际的，却与当时推翻满清王朝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形势合拍。 同时，由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确实有社会政治的反思批判思想向度，索隐派的某些说法也可以说是“歪打正着”，从学术的角度上观照也不能完全抹杀。 此外如索隐派对汉民族“民族性”的执着， 也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汉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有深层意识上的重迭。 索隐派取得的结论是与清宫有联系的贵族家事说。大约可分为三派。[4]这三派都是对作品的原形和成书的材料进行猜测。第一派：“《红楼梦》里说的：全是影射纳兰成德的事。”成德，是康熙年间宰相明珠的儿子，因家里养着许多门客——高士奇等一般人。却巧《红楼梦》里有许多女孩子，终日陪老太太说说闲话，做“食客”过活，所以说：“是成德的事了，千真万真的了。”[5] 第二派：“《红楼梦》里说的，全是影射董小婉的事。”董小婉是明末名士昌辟疆的爱妾，后来被顺治帝用武力夺去，封董鄂妃，不久，董鄂妃死了，顺治伤心到十分，便跑到五台山去做了和尚，正如《红楼梦》里林黛玉死了，宝玉当和尚去了，所以，说“是董小宛的事、千真万真的了。”[6]第三派：“《红楼梦》全是鼓吹种族主义——汉满间——的政治小说”，《红楼梦》里常提到“南方”，便说：“南方是代表汉政权，十二钗是降清名士，宝王便是顺治帝了，这事千真万真的了”。[7]所以，索隐派对红楼梦的评价是自然主义作品。《红楼梦》就这样被猜来猜去，但还是猜出了一定的学术味儿。近年红学界索隐派中，认为《红楼梦》隐写台湾、影射“延平郡王”郑成功父子的说法，附和者甚多，。特别是有些台湾学者，对此索隐甚细，言之凿凿，似乎亦不无道理。 考证派，也称考据派，研究方法是自传说通过考证进行索隐，注重搜集有关《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对版本的考证。作品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红楼梦辩》、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胡适和俞平伯同为“新红学”的开创人， 其实胡适与俞平伯是有重要区别的。 胡适关心和致力的是“科学方法”，俞平伯则更多地深入了《红楼梦》文本的文学实际。 俞平伯自觉的文学鉴赏的眼光，是胡适所不具备的。因为《红楼梦》主要是一部文学作品，所以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红楼梦〉考证》主要是历史学向度的， 《〈红楼梦〉辨》则突出了文学性向度。《〈红楼梦〉新证》特别在《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史料， 并由一些不易经见的资料出发得出某些新观点， 考证派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书，宝玉即曹雪芹。他们也可分为三派。第一派，不考虑《红楼梦》文本的价值，而去考据曹雪芹个人的历史，即后来所说的曹学，第二派，专门考证《红楼梦》的版本，认为这一版本多一字，那一版本少一字，即所谓的版本学。第三派，考证怎么样伏笔，怎么样衬笔，什么是隐事，这一部分因非艺术考虑则删去了，那一部分与其它没任何连系，是后来加上的，删去的是什么内容等，所谓探佚学。考证派在学术上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是用严格科学的方法解读作品的“典范”。但作为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未免有失重心。在考证派的研究下，作为小说的《红楼梦》基本被科学化了。随着红楼探佚的发展和研究的日益深入，红学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红楼探佚，是考证、义理、词章三者相结合的，是小说文本的“内证”和文献的“外证”相结合的，是艺术感悟和逻辑推理相结合的，缺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这就对探佚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为考证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评论派：研究方法，经过对小说的分析研究。所得结论，认为《红楼梦》全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抨击了封建制度，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堪称世界名著。但结论太过感性、论点流于表面。这样不但失去了红学所必需的科学性，而且不符合《红楼梦》的创作意图。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史的历史的变迁》及其他文章中，对《红楼梦》提出了许多卓越的精辟见解，此外，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等，都是有成就的著作。 解梦派：研究方法，通过钻研正文和诗词遵照脂批的指引、结合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取得结论，也可分为二派。第一派，曹雪芹与竺香玉的悲欢离合史及雍正之死，认为宝玉即曹雪芹，竺香玉乃林黛玉，竺香玉是曹雪芹的恋人，竺香玉后来被雍正霸占成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这从年代差别上看纯属编造。第二派，隐写曹家的兴衰，曹家的兴衰是清朝皇族权力斗争造成的，认为贾家就是曹家本书，就曹家的兴衰。应该说贾家兴衰一定程度上影射了曹家，但小说终归是小说，有它的虚构成分，研究者不应该以研究曹家而研究贾家。 三、 红学的误区和红学发展方向 红学发展到了当代，所谓的“当代红学”阶段，出现了很多误区，下面谈一下研究的误区及怎样突破误区走向发展道路。 一、只重视《红楼梦》作者的历史、版本及脂批和探佚等，而乎视了《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小说的自身特性，“小说，原是游戏文章，兴之所至，涉笔成趣，并不是‘铸经铄史’须事事有来历，字字有根据，便是经史了”[8]所以，应该以小说的眼光来看《红楼梦》，虽然《红楼梦》不同于别的小说，但他必定是小说，必定有小说的共性，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把握《红楼梦》的艺术价值，而不完全是关注其史料价值。 二、太注重《红楼梦》的思想，艺术风格，而不去考虑作为《红楼梦》的各种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以及作者等因素，只认为“现实主义”“反封建”，难道一部文学作品便反映这些吗？且曹雪芹不是民主人士，没有生活在现代，他更不知何为“反封建”，所以，红学的研究不应该停留在阶级观念阶段，而是作为文化学去研究。红学研究应以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用美学、文艺学去研究文学文本。 三、完全用西方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去解读《红楼梦》。用西方理论研究《红楼梦》本来无可厚非，关健在于把红学现象，解释刻意的在西方理论中找论据，找契合点。这就有些滑稽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用了西方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了全面的评论。他是第一个成功的运用西方理论研究《红楼梦》的中国学者。但他又不着迷于西方理论，在其评论中还采取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及哲学思想。所以他成功的运用了中西两种理论去解读研究了《红楼梦》。他曾说：“用叔本华去解读《红楼梦》，不如用《红楼梦》解读《红楼梦》”，这正是体现了一个中国学者的独立精神，所以王国维与他的《红楼梦评论》成为“典范”。但由于时代和个人气质的局限， 虽有引进西方哲学理论视角的历史贡献，对《红楼梦》本身的具体思想和艺术认知也是有较大缺陷的。 四、红学的研究，不能完全以文本自身中的信息去研究它。其实有些红学家提出的有些理论，不一定是曹公的暗笔使然，而是后世人以自己的思想去代替、推测曹公的思想，这种作法末免有失理性。《红楼梦》研究应呈现出它本身更强的社会性、广泛性和多元性态势。 今天的红学研究,实际上是"整理国故"的继续.红学研究出现的混乱与误区,影响着大陆学术界的整体形象,也影响着文化重建的整体进程,所以我们的红学研究应博采众家之长，集索隐、考证、评论等为一身，而不是互相攻击，自认为“最红”、“最专”，而乎视其它有理的论点。而是应该用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对各家理论进行整合，用“文本”解读“文本”，适当运用西方现论去解读研究《红楼梦》，引进西方的各种文学、文化和哲学思潮来解读《红楼梦》，我想红学的发展必将有一个明朗、辉煌的明天。 [注 解] ⑴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8页；《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第2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⑵许啸天：《〈红楼梦〉新序》第197页，《红楼梦》。上海：上海群学社，1923年4月版。 ⑶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第2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⑷⑸⑹⑺⑻许啸天：《〈红楼梦〉新序》，第199页。上海：上海群学社，1923年4月版。 [参考文献] 1、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许啸天：《〈红楼梦〉新序》，《红楼梦》。上海：上海群学社，1923年4月版。 3、梁归智：《断臂的维纳斯——红楼探佚》、《２０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回顾》。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出版。 4、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