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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士隐一家是曹家和李家的艺术体现者，在甄英莲被拐丢失的故事以及甄家因火灾造成的家业破产事件中，分别暗示了发生在曹家与李家的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 先说第一件。英莲丢失的寓意集中在八个字上，即：“有命无运，累及爹娘”，八个字的含义，甲戌本的眉批中有点示，说：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 是什么事情引起这么多人受到牵连、蒙受打击呢？批书人出于和曹雪芹同样的写作要求没有说，不过，我们从作品中有严格的历史时间暗示这一点，知道是康熙五十四年之后，找到并不难。因为，在康熙末年只有围绕着皇子们结党、夺嫡这件事最为人们所关注，为此受到打击的各种人物也最多，几乎全部涉及到了批语中列举的类型人物。然而，可以以确定的是，英莲的命运不是来自康熙的制造，而是为了夺嫡，皇子们围绕着康熙谕命展开的信息战。英莲的丢失背后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 说到这里，有人就问了，这与曹家又有什么关系呢？说来谁也想不到，偏偏就涉及到曹家，还被动地卷入其中。甄家的两个家仆就是破译的关键，一个是霍启，他正是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元宵佳节，带英莲晚上看社火花灯，把英莲丢失的人物；再一个是娇杏，她表面上与英莲没有直接关系，是家里的佣人，可她的命运却与英莲形成了对比，就为“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而英莲却自从丢失之后，变成了人家的奴婢，主子变成了奴婢，正如甲戌侧批所说的：“其调侃寓意不小。” 两个人物都有谐音义，霍启谐祸起，娇杏，谐侥幸，而且正如贾府四春的谐音存在“原应叹息”的拆字术离合一样，符合离合艺术的原则，可以把他俩的谐音义组合成“祸起侥幸”四个字。尽管四个字的意义不是很明显，语义也显得生硬，容易给人一种错觉，说甄士隐一家出了灾难，含有侥幸成分在内，既不符合常理，具体的寓意也欠明确，但这不是离合理解上的错误，而是曹雪芹和脂砚斋等人故意制造的矛盾字眼，让读者注意，继续探索的暗示。 因为见到“祸起”二字，谁都会联想到一个成语“祸起萧墙”，或者从“侥幸”也存在转谐的情形，用韵书来证明它们同属一个韵部，找到“侥幸”与“萧蔷”的互谐义的。 四个字的出现，只是第一步，要找的答案并未因此而出现。查查就会看到，祸起萧墙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指宫廷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论语.季氏》孔子就说过：“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蔷之内也。”何晏《集解》引郑玄的话说：“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蔷。”另一个是其引申义，指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元朝柯丹邱《荆钗记.责蝉》有云：怎知道一霎时祸起在萧蔷。再如清代的李汝镜的《镜花缘》86回“无如族人甚众，良莠不齐，每每心怀异志，祸起萧墙。” 发生在宫中的斗争，对曹家的影响，作品里能找到。我们还记得贾雨村这个人物，他在刚刚出现时作者借用甄士隐的视觉写到：“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从而引起了甄士隐的警觉，就在“隔壁”二字处，有甲戌侧批（甲辰夹批）一条，说：“隔壁”二字极细极险，记清。” 一个人在聚精会神思考问题时，遇到这种突然地警觉，本在常理之内，可是在这里就不能因此不加追究而放过。我们看到，不光是甄士隐有这种警觉，批书人在这里也有警示，已说明描写中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原来贾雨村这个人物，据我的研究，其原型是范时绎。此人与雍正关系密切，自从雍正元年受到重用，监视允禵有功，一直坐到江南总督的位子上，而且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命查抄曹家家产的也是他。这么说来，范时绎从康熙五十四年开始一直在监视曹家人的行踪，没有到江南如此，就是到江南为总督，也有使命在身。 再一个就是主人公英莲脸上的胭脂痣。作品介绍说在眉心，眉心就是面部的印堂。“印堂为一面之表，内应于心，为君主之官”。此痣长在女人的脸上，不是件好事，和“官事”联系在一起。一个女孩子脸上的痣和“君主之官(位)”联系在一起，虽说是隐喻词，与现实中的君主有别，但是，从作品的隐喻、诸多暗示词来分析，不正是在暗示为雍正夺嫡事件受到牵连的吗？而且是被人绑架的。 为什么会被绑架？这要从曹家内部的矛盾说起。从康熙在五十四年给内务府的朱批看，曹寅一家和曹荃的儿子之间的矛盾，早就存在。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曹顺没有坐上江宁织造的位子，既迁怒于曹寅之妻，又怨恨曹頫夺了他的机会。再一个就是家产。曹荃自从康熙四十二年去世，四个儿子还未成年，他的财产曾由曹寅管理。因为财产之争，曹顺等人未成年时还好说，一切听命于曹寅安排，不会有大矛盾出现，可是，一旦曹寅去世，情形就不同了，不说曹顒会以为自己父亲经营的，有自己的一份，也会利用自己的身体强壮来威胁，强行占有一部分不放手，从而引发家庭矛盾出现。为此，曹颙在世时还好说，一旦曹顒死了，就更不一样了。失去任织造机会的曹顺本来就窝火，现在没有了曹顒的威胁，就会联合另外两个弟弟要回他认为属于他们的那一份，用来作为对没有得到织造的报复。在这种情形下，曹寅之妻和曹顒之妻要放手，多少还能维持局面，要是一再坚持不松手，抢或者用其他的办法来要挟，就不可避免。 当然了，康熙如果再站在曹寅一家的立场上，用权力打压曹顺等人，或者希望用曹頫过继一事得到化解，哪矛盾就会僵化，意料之外的事情就会发生，促使曹顺等人更加怀恨在心，借用机会，想办法报复、要挟，那问题可就大了。 这一点，我在作品里也找到了证据。我是从宋朝拆字术大师谢石被秦桧发配的路上、遇见仙人指示的典故受到启发的。在那里，出现了拆字术中常用的借意会形法，由于发现和英莲丢失的细节描写一致，故认为曹雪芹一定是也使用此法来暗示家庭矛盾的。作品里写到： 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 请注意两个字，一个是“门”，另一个是“坐”字。两字组合在一起，是“”字。这个是独立词，只和“”在一起用，表示争夺、挣扎之意。这不是唯一的答案，“儿”字和“门”字也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阋”字。这字也只有一种用法，而且是和“兄弟阋于墙”连在一起的，又有家庭矛盾的内涵存在。两个拆字术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围绕着财产出现了争斗。事件用英莲来暗示，可见，他最后成了要挟的筹码。 说明一下，英莲用作品里的历史时间衡量，应出生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和曹顒的年龄比较，“英莲”应该是曹顒和马氏生的女儿。现在作品里描写英莲被人拐卖，很有可能就是曹顺等人用来要挟的对象。不这么理解，“”和“兄弟阋于墙”难于得出圆满的解释，故事也会成了纯粹的杜撰，甄士隐和贾雨村姓名字号中的谐音义，体现的“真费事隐（去），假话实非语存（言）”会失去了意义。 由此说来，出现在家庭中的矛盾，由争夺财产开始，最终发展成为曹顺等人绑架曹顒女儿的惨剧。 曹顺等人不是孤军奋战，背后有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在利用他们，目的就是从曹家得到想要的消息或者东西。很显然，一桩绑架案，又是真实的人物，在任何资料中不见记载，就不明不白的消失，说明主谋者不是一般的人物。参与的目的也很明白，与通灵宝玉有关。 一、因为通灵宝玉具有“玉玺”的隐含。为此，作品里还出现了和玉玺关联的“紫檀堡”，以及宝钗的金锁。这些暗示词极容易让读者联想到盛玉玺又加了锁的紫檀盒子，被康熙放在了曹家，用来避免皇子们的争夺与抢争；二、贾宝玉出生的时间康熙五十四年和曹雪芹相同，又衔玉而生，又在这一年，康熙在马齐等人问及诏书存在哪里时，康熙的回答让大臣们莫不着头脑疑窦丛生。第三，甄士隐梦中见到通灵宝玉醒来之后，一僧一道在要求把英莲施舍出家时点到的未来不幸事件，就是上面的八个字的内涵。于是，有理由相信，英莲的被拐卖就是因为通灵宝玉，也即传位玉玺引起的绑架案。此事不会是别人所为，正是雍正。 雍正早就意识到康熙会把玉玺或者遗诏放在曹家。他是怎么知道的？我想正是康熙对曹家的特殊感情，以及曹颙之子曹雪芹出生时的关心，因为贾宝玉的名字“宝玉”和“石头”都是出自康熙的赐名；其次，从此曹家人出现了如获至宝的心理表现，为雍正撒出的眼目探出消息。这才引起了来自宫中人的觊觎，想利用曹顺绑架曹顒之女，换取存放的内幕或者信息。这一点，从贾宝玉被王夫人视作祸胎就能看出。 要问康熙出于何种用心，不放在宫中，放在曹家，做出不合常理的举动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放在曹家是其智谋之一，可用出奇制胜来说明。经过多年的经验与观察，康熙觉得要消除朋党很难，任何人出于个人的私心，为保证地位长久，找到依靠，都会倒向心中的核心人物，在他的身边想尽一切办法，打探信息，传递给某一个人，不利于他要求皇子们安定的打算。 第二，有顾全曹李两家之意。凡是知道诏书和玉玺存放地点的人，都有顾命大臣的使命，继位者除实心给以关照，委以重任之外，想办法加以保全。这是不成文的规则。康熙与曹李两家的感情，研究者都知道，出于报答，康熙始终想尽一切办法在经济、政治上给以抬举作为回报的。即便是晚年，也没有改变，甚至在皇子们相互残杀，为夺嫡争斗无休止的情形下，十分留恋自己与曹寅等人建立的友谊，怀念这段友情的。正因为如此，曹雪芹在第一回描写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宿命情缘时，用仙草与灌溉的象征、感恩和回报的眼泪来暗示两人之间爱情。 再来说第二件事情。 李家的败落现在知道是为亏空引起的，又由于证据不足，打入结朋党之列的。这说明李煦的亏空证据不充分早在雍正预料之中，只是作为引子出现的，有心扳倒是预谋好的计划，其中缘由就是曹頫的批语提到的“交代滑溜婉转”。这条批语是对“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进一步诠释，说李煦明知自己热衷于允祀做接班人，又面对雍正登基后巧于周旋，还想利用和雍正的关系实现个人利益，才引火烧身的。 在作品里“祸”是“火”谐音义。所谓“火”无非是作者出于忌讳，对“祸”的隐象取义，具体的隐含是，通过甄士隐家庭遭受火的暗示，告诉读者因为康熙引起。（“火”在作品里代表康熙，由玄烨出生时的异象瑞征撷取的，这在《东华录》里有记载）具体事由，离不开葫芦庙的谐音内涵及甄士隐一家遭殃的描写，作品写道：“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隔壁”二字在作品前面已经出现过，当时李鼎就有批语云：“‘隔壁’二字极细极险，记清”。由于贾雨村的出现很突然，又鬼鬼祟祟，貌似暗探，打探听情报，又是出现甄士隐大梦警醒之时，梦中关涉到通灵宝玉这个和传位玉玺存在联系的地方，不用说，对传国玉玺的存放地点，计划的设计人早已心中有数。因此，在这个时候，李煦再装糊涂，不识时务，替王秀德挖参上奏，继续施展他的“滑溜婉转”手段来应付雍正，只能是自讨苦吃。 允祀名字由祭祀和其仪式来暗示的，这和雍正的名字出于《仪礼. 有司彻》“鼎序入，雍正执一匕以从，雍府执四匕以从，司士合执二俎以从”（1）同出一辙。 王修德的为人我们不甚清楚，可雍正早就厌弃他。对这样一位被雍正已经厌弃的人，李煦以挪用织造银为名，支付内务府的官银让其牟利，不用说，是有想法的，继续使用对待康熙的手段，“谎用、亏空织造衙门之银”的盈余来弥补自己的亏空。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允禄等奏请拿获李煦之子并查请其家产折》就有这方面的信息，“李煦，伊不安分，仍然替此等六光棍如此具奏，甚属不合，伊谎用亏空织造衙门之银亦不少，理应将李煦立即拿获，严加治罪，唯伊为皇父有稍尽力之处，且已年迈，将此交内总管大臣议罪可也”。 雍正对李煦是留有余地的，并没有象王修德那样直接“立即拿获，交慎刑司”，而是“唯伊为皇父有稍尽力之处，且已年迈，将此交内总管大臣议罪可也”，为的摆脱打击皇父旧臣的罪名，洗刷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巧妙地把责任推到李煦身上，为以后打入朋党之列留下余地。 李煦出现这样的失误，完全属于个人的判断失误。他认为亏空不是个人行为，接驾康熙南巡出现的，雍正应该明白；可又怕雍正严厉治吏对自己不利，便想借机提醒，利用王修德挖参之际，建言盈余用来弥补，试探雍正。这雍正是明白的，关键是李煦的这一想法，触动了雍正的神经，认为李煦的亏空不实，故说是“谎用亏空”。 为夺嫡之事，雍正上台后打击的对象是不少的，允祀允禟以及他们的党羽，都在在同一时间受到处理，然李煦却在这些人之前，说雍正早已准备打入朋党似嫌证据不足，只能说雍正是在借用机会，算旧账，为的就是曹颙的女儿被绑架后，李煦设法营救，知道了绑架的内情，有雍正做后盾。 李煦与薛蟠的关系见于第四回。在“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处有来自曹雪芹的注释，说：“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紫薇舍人”就是中书舍人，在曹李两家的家世中，只有李煦有此出身，别人不见有此阅历。至于李煦和薛蟠的父子关系，我认为是假的，他有两个儿子李鼎李鼐，不是一个。在此说一个，又是父子关系，又说其父没了，无非是借用李炆的儿子作为暗示，（2）说明英莲最后被他救出，交代英莲的归宿。 再一条批语也涉及到李煦和薛家的关系。在第八十回在夏金桂说：“可是不通之极”处有靖藏眉批说“是乃不及钗儿，非闻煦堂语，更难揣其意。然则余亦有幸，两意不期然而合同”。批语出自曹頫，夏金桂原型又为范时捷之女，（3）曹頫再拿李煦的评语来评价一位李煦非常熟悉的人，而且还是很亲的“钗儿”作比，说明宝钗是李家人无疑。 英莲最后落入李家，这不明摆着曹颙的孩子出事后，李煦出面调停、设法营救的？再说他有这方面的条件，认识的人也多，应该由他出面来处理，曹頫则没这个能力，是年他才十七岁。 英莲在作品里是康熙五十五年丢失的，雍正对李煦的亏空追查却从康熙五十四年以后查起，说明雍正疑心已在，早有又准备。明摆着赎金不是小数目，织造一年的盈余不足以凑齐，势必出现寅年挪用卯年银子的情形。于是，我们看到贴单自五十四年之后查的特别仔细：“前任只在李煦任内，康熙五十四年销算五十三年御用、官用绸缎所留额锻银基由部所派绸锻银五万八千二十一两三钱二分，应余银四万六千九百七十八两六钱七分；康熙五十五年销算五十四年御用、官用绸缎所留额因及由部所派绸缎银五万八千二十一两三钱三分，应余银四万六千九百七十八两六钱七分；康熙五十六年销算五十五年御用、官用绸缎所留额锻银基由部所派绸锻银五万七千七百三十三两三钱，应余银四万七千二百六十六两六钱七分；康熙五十七年销算五十六年御用、官用绸缎所留额锻银基由部所派绸锻银六万一千四百七十九两九分六厘，应余银四万三千五百二十两二钱四厘；康熙五十八年销算五十七年御用、官用绸缎所留额锻银基由部所派绸锻银五万七千七百五十二两三钱三分，应余银四万七千二百四十七两六钱；康熙五十九年销算五十八年御用、官用绸缎所留额锻银基由部所派绸锻银五万七千七百五十二两三钱三分，应余银四万七千二百四十七两六钱七分；康熙六十年销算五十九年御用、官用绸缎所留额锻银基由部所派绸锻银五万七千七百五十三两三钱三分，应余银四万七千二百四十六两六钱七分；康熙六十一年销算六十年御用、官用绸缎所留额锻银基由部所派绸锻银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两三钱三分，又织喇嘛服、明黄锻及桃花、印花工匠钱粮，共用银一千三百十两就钱七分六毫，应余银六万三百五十五两六钱九九厘四毫，总共应余银三十八万六千八百四十一两九钱二分四厘。”（4） 然而，雍正并没有点出此事，也不可能道破此事，却说“近年李煦疾病缠身胡涂，凡事不能亲办，皆交其子、家人等办理，方谎用亏空如许钱粮”，巧妙的转移了所有人的视线，引向李鼎等人的身上。当然了，英莲的事情由李煦来处理，是少不了李鼎亲自出面办理的，这是挡人眼目的最好办法。至于说亏空由李鼎穰成，把罪名归到他头上，也说不过去。李鼎固然被人们看做花花公子，花钱大手大脚，也有替代李煦办理公务的实情，但是，从其所有的供词来看，李煦在织造任上并没有因此而出现亏空。可见，这只是雍正转移目标，混淆视听，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一种不择手段。 这件事在作品里又是怎么描写的呢？我认为甄士隐败家后和妻子商议去其岳父家的文字里有文章。请注意以下文字： 1、“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2、“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穑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作等语。” 第一段文字是理解的关键。明白当时的社会风气抢夺成风，欺强凌弱，那“封肃”谐“风俗”的内涵也就清楚了。就是说，外面都盛行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掠夺成风，家里的人也会暗行其道，倾轧陷害，上梁不正下梁歪吗！在曹雪芹看来，雍正的这一举措目的不纯，查抄亏空是假，公报私仇是真；整治官场秩序是假，打击政敌消除仇恨是真。否则曹雪芹不会利用两段文字来暗示“明枪暗夺”这一关键词语的。雍正所谓的李煦“唯伊为皇父有稍尽力之处”、“ 凡事不能亲办，皆交其子、家人等办理，方谎用亏空如许钱粮”只是表面上的开拓，沽名钓誉的同时，是在利用暗渡陈仓的手段，准备治李煦于死地，发泄私恨，充分暴露了其“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里一把刀”的本质。 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和《好了歌注》对此体现的最明显，囊括了曹雪芹对雍正时局的全部观点，引用一位红学家的话说，这两首诗歌“形象地勾画了封建末世（雍正）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集团、家族及其成员之间为权势利欲剧烈争夺，兴衰荣辱迅速转递的历史图景。在这里，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败坏，政治风云的动荡、变幻，以及人们对现存秩序的深刻怀疑、失望等等，都表现得十分清楚。”（5） 甄士隐破家的时间是康熙六十一年与雍正元年这段时间，也就是作品里说的“虎兔相逢”的时候，与李煦一家在这混乱的斗争中被革职抄家走向败落是同一时期。 注： （1）、雍正在作品里的意象为“月亮”，是曹雪芹从其出生时他母亲做的梦借来的，《东华录》有记载。 （2）、李炆死于康熙五十二年。（3）、范时捷与李煦堂弟姜焯有交往，康熙四十三年姜焯曾邀请范时捷写过《四宜亭记》，范时捷有女嫁入李家正是友谊的体现。见《感恩县志.艺文志》卷十八。 （4）、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p.351~352 （5）、蔡义江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出版社第14-15页 201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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