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红楼梦》：情殇的人文精神及时代意义
一
人间四月天，一朵从江南水乡漂移到九省通衢的戏剧之花诗意绽放。值武汉电视台举办“越剧展演周”的机会，我有幸在湖北剧院观看了一场杭州越剧团演出的《红楼梦》。这是在电影版的越剧《红楼梦》之后，我第二次欣赏这部由名著改编的戏剧。
围绕着宝黛的爱情悲剧，唯美精致的舞台布景、柔软甜润的越剧唱腔、精美古典的服饰妆扮、细腻深沉的性格表演、大气磅礴的乐队伴奏，都以一种江南风味的气息氤氲着整个剧场的空间，吸引着观众的视线，调动着观众的感官，潜滋暗生着一种剧情感染和情感回旋的气流。
可惜，这种戏剧的观众，大多是中老年人（除了艺术学校的学生），况且剧场里面还有许多空位。该剧为何遭遇如此冷遇呢？笔者以为有几个原因：地方戏剧的观众群，是有文化局限和疆域界限的；戏剧唱腔的慢节奏和道白的方言障碍（尽管伴有滚动电子字幕，但还是影响或分散了观众的欣赏精力），也分割和排斥了大多数现代青年的兴趣和忍耐力；面对现代传媒和娱乐的多元化选择，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接受，目前似乎处于一种被动灌输和本能逃亡的境遇（尤其是年轻人）；对该剧的策划和宣传，还没有形成一种声势和引力场；戏票的较高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普通百姓观看的欲望，高雅艺术的文化消费与大众化普及时代还有较远的距离等。
二
《红楼梦》的主题与宝黛爱情悲剧，已经被红学家们解读、分析、猜想和论证了无数遍。就连伟人也对此给予了“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赞誉和评价。当然，见仁见智是一种正常现象，而以艺术形式在舞台上展示其独特的魅力和破译人物心灵的密码，则是当代文艺工作者应该担当的责任。
《红楼梦》中人物的粉脂气和爱情悲剧的演绎，似乎更加适合越剧艺术的特长展示和发挥。君不见，越剧表演中，男主角好像都是女扮男装的，阴柔之气过于沉重和缠绵，就连剧中家族的主宰者也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因而使得阳刚之魂退避三舍，当然也不会出现“大江东去”、“金戈铁马”般的豪情壮志了。在这样一种生活氛围中，作为男子汉代表的贾宝玉，怎么能够逃脱那种女性权利的包围圈呢？这是一种很有趣的中国特色：家族权利的至高无上，封建伦理的绳索捆绑，溺爱受宠的人格基因，怎么会孕育出一种为爱痴情的叛逆者的形象呢？该剧告诉观众，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怎样一种历史背景的揭示和警醒；对爱情悲剧的讲述，是怎样一种人文精神的底蕴和悖论。
三
情殇，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表现的一个永恒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悲剧效应比团圆喜剧更能够打动人心争取观众读者。为何？罗密欧与朱丽叶挑战世俗社会偏见的挤压而演绎一段悲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同窗相恋化蝶殉情，都是一种人间自我独立意识觉醒的体现、柏拉图似的精神恋爱升华和超越的标志。因此，千百年来，情殇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总是那么令人回味无穷、唏嘘不已。
情殇，是人类的一种高尚而情绪化、愉悦而疼痛感的美学范畴。它的层次划分、程度界定和意义阐释，则因为时代熏染、社会裹挟、阶层定位、传统因袭、文化背景和人格差异显示出一种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解读。当然，一般来说，处于主流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和权贵家族，对情殇的表述和宣传往往拥有更多的优势与条件。
对于爱情婚姻悲剧的描写，是情殇中的重要一环。从《诗经·氓》的少妇哀叹中，我们可以看见普通百姓数千年前的情感演变和家庭破裂的轨迹；在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的长篇叙事故事的控诉中，我们看到封建家族礼教蹂躏和摧残青春幸福的无形枷锁；在《西厢记》、《伤逝》等戏剧小说中，我们能够领略到青春焦虑和现实残酷的无奈的祭奠；在“人比黄花瘦”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诗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才情女子孤独寂寥的心痛；在“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的沈园题词中，我们可以聆听到放翁先生难言之忏悔；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朦胧迷离的爱情诗中，我们似乎看见一位纯情女子正梨花带雨充满幽怨地向我们走来；在《红楼梦》中，作者更是将以宝黛钗三人为代表的青春情感悲剧推向极致，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情殇的个性标本和典型形象。殊不知，从封建礼教的指腹为婚、媒妁代言、逃婚私奔、男尊女卑的多妻制到如今的小三、二奶、婚外情和试婚，爱情婚姻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还是伦理道德的沦丧？是否可以说，任何情殇的主体或客体，都是社会制度和宗法礼教的间接的牺牲品和殉葬品。个人的抗争和叛逆、追求与向往，尽管表达出一种十分奢侈而卑微的欲望，但是，在强大而顽固的封建伦理秩序的禁锢下，总是碰得头破血流。因此，只有真正的启蒙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民主平等制度的建立，才可能为纯净而真诚的爱情婚姻之门套上百年和好之心锁。
对于亲情友情悲剧的咏叹，也是情殇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亲人朋友“自古多情伤离别”，因此就有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遥想与告慰；有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怜惜与珍重；有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自恋与凄凉；有了“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自伤与落寞；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悲悯与怅惘；有了《背影》中的父亲佝偻着身躯爬过栅栏为儿买水果的辛酸与自责；有了《我与地坛》中坐在轮椅上的儿子得到母亲默默呵护守望的担心与理解……于是，在人们的情感生活中，这种怀念牵挂亲人故友的诗词文章，几乎占据了中国文学长廊的大部分视域，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的倾情描述和真情讴歌。这种伤痛感的刻苦铭心，是一个人生命体征坚韧和温润的注释，是一种灵魂在回忆和怀想中的升华，是人间的离愁别绪的时间烙印。
对于乡愁国殇悲剧的哀痛，更是情殇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亡国之恨，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民族怒吼；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戍边期待，到“乡愁是一张船票”的隔海之眷念；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绵绵乡思，到“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游子情怀；从“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的淡淡乡愁，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家国之痛……这种从个人的哀伤走向乡愁国恨的普世价值，是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感染共鸣的效果的，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粘合剂，也是衡量文学作品的主旨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
四
情殇，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际遇的外在表现形式；实际上，它是历史风云和社会环境的内在映射反应，只是表现的内容和特点有所不同而已。
情殇，具有双刃剑的魔力：它使人的身心遭到摧残，使得心灵世界的底片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暗记，使得情感的田园里难以再次生长出令人陶醉惬意的纯情之花；同时，它又能够丰富人的情感生活，成熟人的情感理念，强壮人的情感骨骼，并给予他人和社会以有益的教训和启示。
情殇，是对温馨幸福美好甜蜜愿望的反动，是对人类情感世界的一种反讽。它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生活的调料、人生的阶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历经情殇的欲火冶炼和阵痛考验，人类才会逐步走向高尚与伟大、懂得与珍惜的境界。
情殇，它的产生基本属于两种情况：一是外在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干涉、挤压、分割与限制，使得有情人终究不能成为眷属，使得生活中悲剧的出现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战乱动乱的无辜离散、自然灾害的强行撕裂、地理环境的距离鸿沟、意外事故的惊心降临、身心疾病的不期而遇、宗法礼教的无形藩篱、世俗舆论的恶意中伤等；二是主观内心情绪所表现的误解、偏激、焦虑、忧郁、孤寂、失望与绝望，是个人的良好意愿或幻想与现实碰撞后的心灵结痂和精神纠结。比如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大量的忏悔、悔恨、反思、自责、怨天尤人的痛苦等。
面对情殇，如何对待？凡人被动接受，智者学会排解——或与人倾述求得慰藉，或借助于文学描述浇心中块垒，或寄情山水游目骋怀，或寻找寄托开始新的生活……
正如“苦痛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一样，情殇也是生活的馈赠。但是，我们从来不希望情殇永远伴随着左右，糟踏着我们的心情，污染者我们的生活，撞击着我们的神经。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厌恶和排斥它，正视和善待它。这可能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取舍的态度吧。
《红楼梦》的爱情婚姻悲剧，以其厚重而阔大的人文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千古绝唱，同时，它也以历久弥新的时代意义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感动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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