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他又曾称我为“红学院长”（Dean of  Redology）,这话的意思是：红学的学位首领，因为在学府里来讲，校长主要是个行政之长，而各个学系的院长才是学术品位的领头人。
    

我并无资格和“运气”在某校获一个“名誉博士”荣誉，但我却觉得：有浦教授这么一称呼我，代表了他对我的看法，这实在比“名誉博士”的头衔更为荣幸。（《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265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
    

    借着蒲安迪的话，反映了他急着想做“红学的学位首领”的心情。“红学院长”与“红学会长”仅一字之别，分明可见周氏想做“长”的急切心情。
    二是见于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的一段话：
    第一届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落到了其实并不以研究《红楼梦》为主的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身上，几位实际上具有实力的红学家如俞平伯、‘两吴一周’和名位较高的几个文化人则被安排为学会的八大‘顾问’。对此，周汝昌当然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默认了，但由于自己的红学成就实际处于领袖群雄的的地位，对红学界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园地这一特点也有了更为切己的体会。（《泰斗传》第324页）
    想当会长的欲望呼之欲出。“默认了”，其实是不满。会长没有当上，于是逐渐“疏远”了红学会，进而宣布：“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红学成就实际处于领袖群雄的的地位”，这是妄人对自己的估计，主流红学界没有一个学者会承认这种“妄自尊大”的。周氏“疏远”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之后却得到了以下尊称：20世纪唯一的红学家、最伟大的红学家、红学泰斗、新国学的样本，等等，不一而足。
    开动红学机器，在短短两年中生产15种著作，没有一丝丝新意，只是旧文重组，旧话重说，是图利的恶性发展。
    追名图利，除过留下笑柄，其他什么也留不下。
    治学不靠真本事，依靠给上面写信打报告扩大影响，捞取利益，有时靠此挤压对手。学术界人所共知，周汝昌有个喜欢给领导写信的毛病。吴世昌先生披露周氏十年动乱中给江青、康生、姚文元上了不少“效忠信”的秘事，进而表示：“一九七○年秋北京‘将调’周汝昌回京的‘指示’到达干校时，成为一个哄动全校的重要新闻，尤其是因为这指示来自中央文革的‘顾问’。”④中央文革“顾问”乃康生之谓也。林东海《师友风谊·红楼解味——记周汝昌先生》明确记载：“1977年6月，人文社古典部曾传阅周汝昌先生写的一份材料，交代他曾给江青写过两封信，给姚文元写过三封信；7月5日和9日，周先生两次到编辑部说明写信的情况。”⑤林东海说：“据我所知，他的写信，既不是告密，也不是巴结，更无意向上爬，而是希望得到帮助”。我相信林东海的看法的真实性；但是周氏的信获得的“帮助”是他那本“每页上都有错误”的《红楼梦新证》在文革中出版了。
    周氏从给康生、江青、姚文元写信中尝到了甜头，文革结束后，仍然乐此不疲，写信告状，成了家常便饭。
    他在《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⑥中深文周纳，诬陷俞平伯先生把靖应鹍藏本《石头记》藏匿起来了；为此他向中央打了报告。他在文末的“又记”中强辩说：“对于某先生，毫无他意，并向中央打过报告，陈明原委，曾言我们不宜再伤害他的声誉了。”既然“毫无他意”，那为什么还要执意发表这篇文章，在海外向俞先生提出公开的指控呢？
    1992年3月13日《书刊导报》发表段献民《震惊人类的发现：〈红楼梦〉应有两部》，文中透露他给领导写信，吹棒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这门专学建立以后，红学上的所有重大问题（争议）都可以顺利解决”“中央有关领导阅罢这份材料，当即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文化部同有关方面核实情况，予以处理。”这次妄人妄言，除了自己兴头了一阵子外，只是让中国红学界蒙羞罢了。
    沈治钧因《木兰花慢》疑案揭露周汝昌借造假篡改顾随词而抬高《新证》，因此也遭遇过非学术的手段。他说：“据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张庆善（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告知，由于拙文《顾随〈木兰花慢〉一阕辨惑》发表，有人于2009年春节（己丑新年）期间向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告状，说《红楼梦学刊》对他搞‘人身攻击’，恳请中央领导出面干预。当时陪同拜年的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时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随后不得展开调查，包括找张庆善了解情况。张庆善据实说明，那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根本不存在‘人身攻击’问题。其事遂歇。”⑦手中有真理，绝不怕争鸣辩论的；因为理亏，所以才恶人先告状。
    周汝昌耐不住寂寞，只要有人投奔，不管其是非曲直，他都能找到理由予以大力吹捧。既无知人之明，更无自知之明。前文提到的王国华即是一例，此处不赘
    
    新红学派应该清理门户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次年俞平伯撰写了《红楼梦辨》，并于1923年出版，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成立和对索隐派的胜利。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派的纲领。这篇论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索隐派红学观点的归纳与批评，一扫旧红学的阴霾。在论文第二部分，胡适根据可靠的版本和材料，考定《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和生平，第一次使《红楼梦》研究走上科学的道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胡适取得成就基础上从文学上对曹雪芹的创作做了许多独到的研究，正确评价高鹗的续书，开创了对脂评本和佚稿的研究。
    我过去一度把周汝昌当做新红学家的代表人物来论说。近几年撰写了七八篇批评周氏是文章，才发现周氏的龙门红学与新红学本质不同。
    他是由胡适领进红学之门的。开始他站在新红学的旗帜之下，借着“考证”的名义，行着索隐派之实。等到时机成熟，他就大着胆子说：“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于《红楼梦》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可知世之所谓‘新红学’，原是一种夸大了的名目和概念。”他还说：“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这种行为实在是欺师灭祖。他在没有名气之时，就在“新红学派”中鱼目混珠；当羽翼丰满之时，就另张旗帜，公开亮出“索隐派”的招牌。他在《红楼小讲》中说：
    我久蒙世人称号为“考证派”，其实他们识力不高，看不清我自一开始就是一个“索隐派”，只不过所“索”之“隐”与蔡元培、王梦阮等前贤大不相同而已。（《红楼小讲》231页）
    大家看清楚，周汝昌说谁把他称作“考证派”，那就是“识力不高”的表现。我们得服周氏的这个定性，我就承认自己过去识力不高，把他错当成新红学派，误以为他是考证派。新红学派的考证作的是去伪存真的学问；周氏冒称的所谓的“考证”的目的则是要把假的证成真的，如雪芹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了。他在去年又郑重地说
    60年的经历和感怀当然绝不止此。如今只想补充一点，其它也就暂从省略了。这一点就是我的“考证”是人家给的名目，我的本心本质其实就是“索隐”，这么一个小绕弯很多人就是绕不过来。所以，在本篇停笔之前又想补说几句，考证的真正存在价值和实际功能没有别的，就是为了“索隐”。“索”什么“隐”?作者雪芹在书前不是早早告知我们了吗?他是：“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日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你看这还要再怎么明白才好懂呢?（周汝昌《九十年华花甲红——研〈红〉60年回思简录》，《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
    周氏冒称“考证”之名，行的是索隐之实，难怪他的所有著作都打着鲜明的“龙门红学”印记。
    周氏的弟子梁归智在《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中说：“真正的‘新’红学，并不是从胡适开始的，而是从周汝昌开始的。”（第159页）这种否定打倒新红学派掌门人胡适，从新立掌门人周汝昌的做法，显而易见表明两者本质的不同。胡适提出曹雪芹“自叙传”的说法，比较宽泛，是带有自传性的小说，把《红楼梦》从索隐派的泥沼中解放出来。俞平伯1923年出版《红楼梦辨》，主张自叙传说。仅过了两年，俞先生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郑重修正了自叙传说。与此相反，周汝昌，把自传说发展到极端，他在初版《红楼梦新证》中说：“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贾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泪”；“贾赦和贾政，本是同生，都是曹宣的嫡子”（《红楼梦新证》第二章《人物考》，第100、78、72页，1953年棠棣出版社）。把曹家与贾府、把小说与生活完全等同起来，这就使《红楼梦》研究重新陷入索隐派的泥沼，是荒谬的倒退。新红学派的另一个标志是正确评价高鹗和后四十回。胡适说：“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俞平伯说：“至于混40回于80回中，就事论事，是一种过失；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与此相反，周汝昌仇视高鹗，辱骂诬陷高鹗是被乾隆、和珅收买对曹雪芹《红楼梦》做手脚的人（见其《红楼梦全璧的背后》，《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四辑、1981年第一辑）。骂倒高鹗和后四十回目的在为他的龙门红学“湘云嫁宝玉”扫清道路。
    为了红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认清周汝昌“新索隐派”的内核，正本清源，替新红学派清理门户，将周汝昌清除出去。
    
    周汝昌在解读《红楼梦》文本时的主观唯心主义
    周氏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不管是思想主题还是艺术成就，其主体无不是绝对主观唯心主义的顽强表现。这在他的“红学”著作中可以说达到俯拾即是的地步。这里随手举几个例子请大家看看。
    主观唯心论之一，他不顾雪芹的客观描写，否认贾宝玉前世是神瑛侍者，硬说宝玉是顽石所化。
    《红楼梦》的故事有两个根，一个是女娲炼石补天剩了一块顽石未用，听了僧道的对话也想到人世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的故事，点出作者问题；另一个是神瑛侍者帮助绛珠仙子修炼成仙体，他下凡之后绛珠也要下凡准备以自己的泪水报答他的甘露之惠，成为小说所有故事的根。他们的对应关系，在仙界是神瑛侍者、顽石、绛珠仙子；降生人间以后他们分别成为贾宝玉、贾宝玉诞生时口中所含之玉——即“将此蠢物夹带于中”的结果、林黛玉：仙凡的关系很清楚。
    周汝昌却不承认曹雪芹的这个结构安排，对此极尽歪曲之能事。他说，曹雪芹“‘设想’宝玉是由一块‘顽石’下世而诞生的，这就是从《西游》中孙悟空乃是由石中生出的一个‘石猴’的神话受到启示联想而来。”（周汝昌、周伦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170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他洋洋自得地说：
    你看：孙悟空是怎么“诞生”的？是花果山、水帘洞的一个“石猴”！好了！这就明白了：贾宝玉是怎么“诞生”的？正与孙悟空为“对”：
    花果山——水帘洞——石猴
    大荒山——无稽崖——石人
    你看有趣无趣？一个伟大作家的智慧思维、才情联想，就是这样“进行”的。（周汝昌《红楼别样红》273—274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以下称《别样红》）
    他认为贾宝玉就是顽石变的石人。他反复宣扬“娲皇炼就、僧道点化的通灵宝玉”，“它是全书主人公怡红公子的‘前身’与‘结晶’”（《红楼夺目红》第205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以下称《夺目红》）。贾宝玉是顽石在下凡时“‘偷’了神瑛的形貌”（《夺目红》204页）。《西游记》里有个“真假”美猴王，《红楼梦》里就有个“甄贾”二宝玉。在他笔下，曹雪芹除了模仿，什么创造性都没有了。
    当周汝昌把贾宝玉的前身由甄宝玉换成顽石的时候，作品的灵魂就被他彻底偷换掉了。
    主观唯心论之二，他说“木石前盟”不是指的宝玉和黛玉的关系，而是指宝玉和湘云的关系。
    绛珠仙子、木石前盟何所指？每个健康的读者都不会弄错的。周汝昌说：“绛珠草本指湘云，与黛玉无关。”（《红楼别样红》163页）他用索隐手法说：“湘云姓‘史’，原型姓李。姓李的原姓‘理’。后逃生藏于一颗李树下，得以存活，遂改姓李。‘李’是木，不是‘草’。……总之，‘石头’没有过第二个‘前盟’，这是‘铁字眼’，动是动不成的。”（《夺目红》213页）“这是说：合欢酿酒，实乃雪芹、脂砚二人幼时情事——即是一种‘前盟’；写入书中，就名之为‘木石前盟’了，这‘盟”’果然历尽艰辛苦难，终于成为‘姻缘’。”（《夺目红》267页）周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用史湘云取代林黛玉成为“木石前盟”的结盟者。
    主观唯心论之三，用史湘云的金麒麟取代薛宝钗的金项圈，使“金玉良缘”所指变成贾宝玉与史湘云的婚姻。
    他在《红楼别样红》中说：“书到一半了，这才大笔点醒了一大奥秘，原来：玉佩金麟，才是一对儿——才是真的‘金玉’之姻缘。”“‘金玉’之缘有两局：指宝钗为‘金’的，是假局；指湘云为金的（金麒麟），方是真局，而宝玉初亦不明其故，所以反对‘金玉良缘’（如‘梦兆绛云轩’）。”（《别样红》121页、185页）
    主观唯心论之四，他说宝玉不爱林黛玉，唯一爱的是史湘云。
    他在近几年的著作中，反复强调宝玉压根儿就不爱林黛玉，对黛玉只是同情；反之“他和湘云最为亲厚（实在对黛玉远甚）”（《别样红》31页）。周氏说：
    
    总结一句：在雪芹笔下与宝玉意中，只有湘云方是相当于正妻的身份品味——而并非“续弦”之可比。
    宝、湘二人是青梅竹马，是同食同塌，是旧圃新房，是风尘知己，是患难夫妻，钗、黛如何能与之比肩哉。（《红楼夺目红》93页）
    周氏还说：“湘云出场最晚，已如上述。她为何出场如此之晚？因为她是后半部书文的真正女主角。”（《红楼小讲》112页）宣扬主观唯心论已经不要任何逻辑常识了。
    为了把史湘云嫁给贾宝玉，周氏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为此他给《红楼梦》改书名。他说：“所以我说，《红楼梦》一书，也可题作《双麟记》。”（《谁知脂砚是湘云》14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近日觉得有一新意：《红楼梦》可称为‘云之梦’”。（《别样红》146页）
    以上四点根本背离曹雪芹的艺术构思，造成周汝昌以后研究《红楼梦》的步步错；谁要指望他在《红楼梦》研究上取得实质性成果，指望他弄懂这部小说，那就太异想天开了。
    主观唯心论之五，最恶劣的是他说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畸笏叟，由他做主让曹雪芹娶两个长胡子的老头为妻子。
    他说：“总之，畸笏即是脂砚，即是‘湘云’，毫无疑义。”他后来径直说：“雪芹脂砚夫妇，后来落拓，仍旧傲骨崚嶒，感于世情冷暖，不肯下气求人”。（《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1949年第37期《燕京学报》）这是周氏“龙门红学”的核心观点，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研究”《红楼梦》的生命线，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卫护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错的，所以他的红学成果基本上都是错的。
    裕瑞是曹雪芹好友明琳、明义、明仁的外甥，他在所著的《后红楼梦书后》中说：“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裕瑞《枣窗闲笔》）这是渊源有自的可靠说法。
    甲戌本第一回有一条眉批说：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後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这是畸笏叟的批语。他说“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说明雪芹、脂砚都不在世了，不然何以要“再出一芹一脂”？“再出一芹”是说去世的雪芹再生，可以继续完成《红楼梦》的创作；如果脂砚斋当时健在，“再出一脂”岂不有了两个脂砚斋，于事于理于情都讲不通。这是脂砚斋、畸笏叟是两个男人的硬证。一个连脂砚斋批语都读不懂的人，却强作解人，让两个老头嫁给雪芹做妻子，你看好笑不好笑！
    主观唯心论之六，他不认为小说中人物的诗词是表现自己的性格的，而都是描写宝玉与湘云的爱情的。
    按头制帽，展示人物的性格，在小说中利用诗来塑造人物形象，这是曹雪芹的一个杰出创造。宝玉、黛玉、宝钗、探春、湘云的鲜明形象是同他们各自所写的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用诗塑造人物的自我形象，曹雪芹主要是通过《咏白海棠诗》、《菊花诗》两场诗会来展现的。但周汝昌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六首诗名以海棠为题，实皆咏叹湘云一人，湘云才是海棠社的‘主题’。”（《别样红》第133、134页）“玉是精神难比洁”（探春）、“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宝钗）、“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宝玉）、“倦倚西风夜已昏”（黛玉）等等诗句全是歌咏湘云遭遇的。
    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是曹雪芹用诗塑造性格的重要篇章。周先生认为这十二首菊花诗不是表现诗人自我性格的，句句都是写“‘东道主人’史大姑娘是也。五个人，十二首诗，次第分明，章法严整，乃是湘云后来的一篇‘诗传’——也是宝、湘重会的传神写照。”（《别样红》第66页）总之一句话，十二首菊花诗就是湘云与宝玉爱情的传神写照。他在自己得意的《红楼别样红》中用八篇文章《人比黄花瘦》、《不知谁是梦中人》和六篇《菊谱——湘史》来详细分析“十二首‘本事’是湘云日后的经历和归宿，所以我说《菊花诗》是‘湘云谱’”。(《别样红》第 74页)他认为这十二首诗，除过宝玉、湘云是自家声口，余者钗、黛、探三人则是代言人，宝钗的《忆菊》则是代宝玉抒写其怀念湘云之情，相思之苦的。曹雪芹用诗塑造人物性格的艺术匠心，就这样被周汝昌颠覆了。
    主观唯心论之七，用他胡编乱造的“一百零八钗”取代曹雪芹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十六人的定稿，强加给曹雪芹和《红楼梦》。
    周汝昌在他的《周汝昌自传》中径直说：“一部《石头记》原计划是写一百零八名女子英豪——如《水浒》之写一百零八条男子好汉。”（《周汝昌自传》第35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总之，曹雪芹就是“专为和《水浒》唱对台戏——你写108条绿林好汉，我写108位脂粉英雄（秦可卿语）”（《夺目红》146页）。
    于是他的“一百零八钗”就出来了。这个已定的“一百零八名脂粉英才(与绿林好汉有意地“对台唱戏”)的数目，又启发了雪芹，使他又有意识地将回目也调整了，定为一百零八回——这也是他处处打破旧套的一个突出的表现”。（《红楼艺术》第2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一百零八钗”又成为周汝昌的“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的奠基石。
    其实在曹雪芹的定稿“末回警幻情榜”只有正、副、又副三种册三十六个人。这有甲戌本、庚辰本第5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的明文为证。在这回警幻仙子说“贵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警幻仙子说有三橱装着三种册子，宝玉看到的也只有三橱即正、副、又副三种金钗；两相印证，可见《红楼梦》只有正、副、又副三种册子。警幻仙子还说“馀者庸常之辈，则无册可录矣”，意思再清楚不过了，除过这三副册之外，其余都是“庸常之辈”，根本再无册子可记录她们了。
    主观唯心论之八，周氏根本不懂《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却给雪芹没有完稿的作品编造了一个“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
    他说：“他的原书是‘十二乘九’为结构法，就是以每九回书构成一个‘单元’，到第十二个九回完毕，即一百零八回时，全书收煞告终。”（周汝昌《红楼小讲》第87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他故神其词地说：“如今我们该是阐明这个曹雪芹的独特的结构学的时候了。提出此学，极为必要。此学不明，则雪芹的真思想，真感情，真宗旨，真境界，真的总体人生观、美学观，永无可明之指望。”（《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191页）他的结构学简直成了解决《红楼梦》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红学界都知道《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开始流传时是个八十回本。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前有一条脂批说：“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之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八十回加三十回是一百一十回，根本不是一百零八回。《红楼梦》前五回是个独立单元，小说故事的真正开头是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组织结构上第五回与第六回不属于一个单元，不可能成为第一个“九”的成员。既然小说的第一个结构单元只有五回，那紧接其后的所有九回为一个结构单元就都不能存在了。况且全书是110回，十二乘九的大对称结构的基础也就坍塌了。
    主观唯心论之九，为了自己的“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无所不用其极，竟然动手乱改《红楼梦》的版本史实，怀疑曹雪芹对自己原创的第七十九回、第八十回的著作权。
    周汝昌在《红楼夺目红》中喋喋不休地说：“据研究者考证，第七十九、八十两回也是后来为了凑个‘整数’而新加配作的，原先也只有七十八回书文，到《芙蓉女儿诔》一读毕，即无文字。”“我们今日所见，仍然是个七十八回勉强配上了末两回的八十回本。”（《夺目红》315-316页）
    他还在《和贾宝玉对话》中借贾宝玉之口说：“据我所记忆，雪芹写到《芙蓉诔》，一时写不下去了——再后的原稿不是像现传之七十九、八十回这样子。雪芹无意写这些，要写‘家亡人散’大悲惨了，写那还写不及，如何还有心肠去写一个悍妇妒妻？好像这两回是别人为了凑整八十回之数而代补的，不代表雪芹的本旨原义。”（周汝昌《和贾宝玉对话》第203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
    脂砚斋的“然未见后之三十回”是在庚辰本第21回的回前批，而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就开始流传的本子。在脂砚斋写这条批语时，他用的本子是有第七十九回、八十回的；因为在他写批语时庚辰本第七十九回就有他21条双行小字夹批，第八十回则有26条双行小字夹批。这两回是雪芹的原稿，一点问题都没有；周氏为了自己编造的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论，竟然想一手遮天，剥夺雪芹对自己这两回作品的著作权，主观唯心论是何其恶劣呀！
    主观唯心论之十，不顾小说的客观描写，不负责任，随意品评人物重要与否，经常出笑话式错误。
    他在提到小红和贾芸是贾府家破人亡时收拾残局之人时说：“一般人只知书中有个林黛玉，以为她最重要，而不悟‘林家二玉’，一黛一红（小红本名林红玉），红比黛重要得多”。（《红楼艺术》第78页）他能说出小红“比黛重要得多”这种瞎话，不怕人笑话，于此可见其评品人物不要证据之一斑了。
    他的湘云比黛玉、宝钗重要，也属此类乱谈，此不赘。
    主观唯心论之十一，用刻薄语言辱骂诬陷高鹗及其续补的后四十回，超越了文学研究的学术界限。
    周氏在《红楼梦新证》用仇视的心理批判高鹗，彻底否定《红楼梦》后40回续书的贡献，大骂高鹗有一幅“丑恶的嘴脸”，是个“败类”，“我们该痛骂他，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纸篓里去”。（《新证》第583页至584页）还就此把高鹗打成被乾隆、和珅出重金收买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执行者，从而“将曹雪芹一生呕心沥血之作从根本上篡改歪曲”了（见其《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他夸张高鹗续书“是中华文化史上一桩最大的犯罪！伪续使雪芹这一伟大思想家在乾隆初期的出现横遭掩盖扼杀，使中华民族思想史倒退了不啻几千几百年”。（《夺目红》356—357页）夸大高续的消极作用到了极其荒谬的地步。
    他为什么这么恨高鹗和他的续书呢？因为高续是他的龙门红学“湘云嫁宝玉”越不过去的拦路虎。
    
    周汝昌在曹雪芹及其家世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论之十二，生硬地仅仅根据敦诚的一句诗，认定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岁，使得曹雪芹的生活积累和《红楼梦》创作都难以得到科学的解释。
    关于曹雪芹的年龄有两条记载，一是敦诚在《挽曹雪芹》中的诗句“四十年华付杳冥”，二是张宜泉《伤芹溪居士》的题注“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周汝昌说：“我们应该相信敦诚的话，在别无旁证可求的条件下只能暂按四十岁的年寿，把雪芹生年推为雍正二年”（《新证》第175页）。
    张宜泉是雪芹在西山的挚友，曾用“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来表达他深切怀念雪芹的感情。从两人熟悉的程度看，他的“年未五旬而卒”决非无根之谈，其准确性应该在“四十年华付杳冥”之上。“证之《四松堂集》，敦诚《先祖妣瓜尔佳氏太夫人行述》，称祖妣‘二十年來养育教诲’，实二十三年，少三年。《南溪感旧》‘十年事往浑如昨’，实十三年，也少三年。据此，实不应將敦诚挽詩‘四十年华’数字看得太死。”⑧“四十年华”是四十多岁的意思，在敦诚诗中只能作如此解，决不是整四十岁，这同我们今日说“八十年代”指从1980年到1989年是相似的。
    主观唯心论之十三，强行用曹雪芹家里的人和事修改作品，显得很荒谬。
    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曹頫是曹宣的儿子，过继给曹寅作子，周氏认为《红楼梦》中的贾政就是曹頫，他就以此来修改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他在文革版《红楼梦新证》中说：“我总觉得贾政不像是贾母的亲生子”；“贾赦根本就不是贾母的儿子”；“贾赦和贾政，本是同生，都是代善之弟的嫡子，而一个出继于贾母系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增订本《红楼梦新证》1976年4月第一版第70、73页）
    只要是身心健康的读者，谁也看不出贾赦、贾政不是贾母的亲儿子。曹雪芹描写赦、政是贾母的亲儿子，反之他们不是亲母子关系的描写一丝丝也没有，连一点子暗示也没有。贾赦不是贾母的儿子却让他继承了荣国公的世袭爵位，哪里有这样的逻辑？于此可见周氏做学问的荒唐。
    主观唯心论之十四，又强行用《红楼梦》里描写的人和事修改曹雪芹曾祖的兄弟关系，显得更荒谬。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是曹尔正的亲哥哥。《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对此记载很清楚：“玺：振彦长子。康熙二年任江南织造，晋工部尚书，诰受光禄大夫。崇祀江南名宦祠。生二子，长寅，次荃。”“尔正：（另谱名鼎）振彦次子，原任佐领，诰受武义都尉。生子宜。”这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完全一致。
    这个兄弟关系到了周汝昌笔下却被他颠倒过来。在棠棣版《新证》里记载：“尔正，振彦长子……这个曹尔正，便是《红楼梦》里的宁国公贾演。”“玺，原名尔玉，字完璧，振彦次子……曹玺是《红楼梦》里的荣国公贾源。”（第42—43页）文革版《新证》里的兄弟关系也是颠倒的。这表明周氏拘泥索隐派自传说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
    主观唯心论之十五，给大观园找遗址，强行给曹雪芹找家又搬家，剥夺了曹雪芹在文学中的创造性。
    

周汝昌不明白大观园只存在于《红楼梦》中的道理，硬要在现实中给大观园找遗址。他认为“恭王府就是大观园遗址”（周汝昌《恭王府考》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他不仅找到了大观园，还找到宁国府遗址。他说：“所以，恭王府居巷西，俗称‘西府’，阿拉善王府居巷东，俗称‘东府’者因此，”（《恭王府考》第117页）。他认为这里的“西府”恭王府即荣国府，“东府”阿拉善王府即宁国府。
    

按理讲，雪芹要写自传，必定会让父母、祖母和自己生活在自家的“老宅故院”，不料他却实行空间大调换，硬把自己和父母、祖母搬入恭王府去过日子。这图的是什么？为了打肿脸充胖子，借王爷府抬高曹家身份？是曹雪芹害了失心疯？
    主观唯心论之十六，炮制曹寅为康熙侍读说，一丝丝根据也没有。
    周汝昌说：“寅自幼侍皇帝读”。（增订本《新证》第279页）他说：“曹寅幼年曾侍读皇帝的事，是邓文如（之诚）先生亲口告诉我的。”（棠棣版《新证》215页）这种道听途说，根本不可信。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六曹寅条就没有相关的内容，这说明在邓之诚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曹寅做伴读这件事。
    杨启樵先生对此有详细驳斥，他说：“曹寅生于北京，六岁那年随父赴江宁，过了一段很长的岁月。何时返回京都，在皇帝身边当差，资料欠缺，连周先生也说：‘曹寅何时由栎园膝上来到玄烨身旁，这我连“书缝”也还没有找到。’”（周汝昌：《红楼家世》页157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
    “然而在另一些著作中，却说曹寅曾参与智擒鳌拜，当时的身份是伴读。按常理说，可能性不大，因为作为皇子伴读，以‘近’、‘便’为主，通常都选择左右亲信，如兄弟、皇族，甚至小太监也可充当。假如曹寅一直定居京都，也许有入选的希望。如今远在江宁，年龄只有十一岁（康熙八年鳌拜被捕时），乳臭未干，连自己生活也无法解决，怎么会特地让他上京充伴读？”⑨）
    李广柏《曹寅“伴读”之说不可信》（《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辑）对周氏也做了有力地驳斥。
    主观唯心论之十七，强把曹寅归入“太子党”，但在关键时刻曹寅不帮太子忙，到帮助起太子对头的忙来了。
    周氏说：“雍正四十多岁上才谋得篡位的机会，他深知曹家是太子一‘党’”，必欲整之而后快（《文采风流曹雪芹》第346页）。
    周汝昌棠棣版《新证》记载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至江宁，总督阿山“欲于丁粮耗加三分”，陈鹏年不从；当时太子从幸，“更怒，欲杀鹏年。” “织造曹寅免冠叩头，为鹏年请”（宋和《陈鹏年传》），“良久，至血被额，阶有声！竟得解。”（余廷灿《陈恪勤公鹏年行状》）。（《新证》335——336页）曹寅坚决要救下太子欲杀的陈鹏年，是与太子作对，怎么会成了太子一党！请问周汝昌：你这是什么逻辑？
    “曹寅不仅不是太子允礽的党羽，且首先检举允礽的就是他和李煦。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太子被废，未几，八贝勒允禩奉命调查废太子劣迹。曹寅家人立即透露：过去两年间曾被太子管家灵普（一作凌普）取去银五万二千余两，李煦被取去三万二千余两。假如曹寅是太子死党，无论如何会设法多方掩饰，不至于如此爽快和盘吐露。其实，太子视织造衙门为聚宝盆，予取予求，曹、李敢怒而不敢言，忍受已久。而今太子被废黜，正是摆脱勒索的好机会，即刻作全面协力，揭露真相。”⑩
    主观唯心论之十八，把雍正看作曹家的对头，极尽污蔑之能事。
    周汝昌长期冒称考证派，但是他所有的“考证”几乎都不遵守考证的规范。考证的生命是证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推理过程必须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不能空口说白话。他的著作中“假拟”、“揣想”之词太多，并且靠此硬下断语。杨启樵先生的《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将他的所谓“考证”批得体无完肤。书中举其前后矛盾、考证失误、不端行为、其他常识错误，共有近五十条之多。这里随便从中举出几点请大家看看。
    周汝昌一生最恨两个人，一是高鹗，因为高续后四十回是他的湘云嫁宝玉的拦路虎；二是雍正，因为他是周氏制造的“太子党”的死对头，简直莫名奇妙。他诬陷雍正道：“胤禛以暴力手段非法夺位”（增订本《红新证》第580页），“胤禛将康熙害死，将传位密诏‘祯’字篡改为‘禛’字（周注：此二字形极相近，涂改甚易），因而夺了皇位。”（《文采风流曹雪芹》第81页）
    此说极其荒谬，因为遗诏是满文汉文合璧，汉文纵然勉强涂改，满文名字是含糊不过去的。
    周氏还说：“（雍正）用计毁了哥哥太子，谋篡了帝位。整个皇族都气愤不服，允礽更甚。”（《红楼十二层》第211页）
    杨启樵先生指出：“如此说来，雍正曾两度篡位，允礽、允禵并受其害。说雍正陷害太子，无论史实或情理都讲不通，迄今为止，从无学者议论。”（11）其实在周氏的《新证》中就有明文记载允礽被废，是自作自受的结果。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诏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齐集行宫前，命皇太子胤礽跪，康熙帝垂涕训之：“唯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出诸口”“胤礽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今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新证》上册474-475页）允礽太子之位被废，罪有应得。允礽后来复立第二次被废时康熙竟至说“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增订本《新证》上册528页）于此可见太子罪行之重。
    周氏抱着这些早已销声匿迹的荒唐之论不放，到底是为了什么！
    主观唯心论之十九，制造太子派冯紫英喻指富察氏马齐、马武家，这太荒唐不经了。
    周汝昌在给刘心武的信中揭露冯紫英的原型：“至于神武将军‘冯’家，则喻指富察氏马齐、马武家，……冯即‘二马’隐词。”（12）刘心武相信周氏的话，在他的《刘心武续红楼梦》第九十六回就描写冯紫英痛悔在潢海铁网山未能“一剑封喉”射死乾隆。
    这实在是“惊人的怪谈”，一点不合情理。据《清史稿》马齐、马武传，康熙四十七年冬，康熙有意让允礽恢复太子位，以马齐力捧胤禩而没有结果。马武曾因反对复立允礽而下狱，雍正即位后，受领侍卫内大臣。“这样两名坚决反允礽而对雍正乾隆父子绝对效忠的二马，竟然说他积极操练兵马，欲杀乾隆而拥立弘皙为帝。此可信孰不可信！”（13）。
    由于杨先生《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对此揭发批判全面深透，这里不再重复。
    
    周汝昌的不端学术行为所表现出的主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论之二十，昧着良心对曹雪芹的文本和脂砚斋的批语做手脚，以为自己一手可以遮尽天下人耳目。
    周汝昌出于捍卫他的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的需要，提出脂砚“后之三十回”批语是批在一个只有七十八回的本子上，因此他认为庚辰本第七十九、八十回不是雪芹的原稿，是别人的手笔；事情如果只处在文字讨论阶段，那还可以看作是个学术问题，是周氏鉴赏力不高的问题。但现在不同了，他在《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序言》中坚持这个观点：“最早钞本实至七十八回即中止，其第七十九、八十两回出于另手后补，用以凑成八十整数便于传售”。他用宋体字排雪芹原稿，把这两回改用楷体字排版，以示区别，公然把这两回从雪芹的《红楼梦》原稿中清除了！
    周汝昌在这里弄虚作假搞了鬼。脂砚斋“后之三十回”的批语原本就批在庚辰本上，而庚辰本本来就有这两回，铁证是在第七十九回上有21条双行小字夹批，第八十回则有26条双行小字夹批。笔者曾在《试探〈石头记〉脂砚斋四次评语的先后》一文中考察出凡是己卯本、庚辰本中的双行小字夹批，都是甲戌本初评、重评时的批语加以整理的结果；那么据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在甲戌本中也是有这两回的。周氏这个本子号称是个“集正文、脂评与周按于一体的《石头记》三新版本”。他在别的回中保留了脂批，唯独把这两回的47条脂批删了个干干净净！因为这些批语是他的“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越不过去的障碍，务必清除而后快。于是他就采用“掉包计”，用蒙古王府本替代了庚辰本有脂评的这两回以欺骗读者。
    国学大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三〔朴学〕一节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向热爱《红楼梦》的广大读者“隐匿”这两回的脂批，太不道德了。周汝昌的学术不端行为竟然做到曹雪芹、脂砚斋头上，那周氏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
    主观唯心论之二十一，在十年浩劫中制造曹雪芹假诗，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想发表以欺世，影响恶劣。
    1971年12月26日周汝昌给吴恩裕的信中披露了一首“曹雪芹佚诗”：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西轩歌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后来吴恩裕信询或者当面向周氏了解这首诗的来历，他始终以“不知投诗者为谁氏”来搪塞。1973年，吴先生代《文物》杂志向他约稿，他在《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之提纲初稿中有解释该“全”诗的一节文字，准备把它当做曹雪芹的诗发表。（14）胡文彬、周雷拜访周氏，谈及此诗，周说：“全诗写得非常好，非雪芹，他人不能作。”（15）曹雪芹“真”有一首“佚诗”就在红学界传开了。
    1975年吴世昌、徐恭时联名发表《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1975年八、九月号增刊）正式公布了曹雪芹这首诗。此后，辨别这首诗的真假，在红学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闹得沸沸扬扬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周汝昌必须说明这首“诗”来龙去脉才成。直到1979年，周氏才在《教学与进修》发表《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公布真相，承认是自己无聊时之所为。
    “曹雪芹佚诗”被称作红学界的“水门事件”。水门事件以尼克松总统下台作结；曹雪芹佚诗案周氏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更红了，岂不是一桩咄咄怪事！更令人诧异的是周氏在1980年居然把自己伪造的“曹雪芹佚诗”拿到国际红学会上去宣扬，把丑闻当有趣，煞是奇怪！
    主观唯心论之二十二，在制造雪芹假诗的同时，又抛出研究雪芹的假资料，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
    周汝昌增订本《红楼梦新证》第七章《史事稽年》录有一首《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的词：
    尽长空万里见神州，关河莽微曛。指盘房靉霭，巫闾渺没，寒木疏匀。去住归鸦万点，飐飐是山村。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
    回首红蕖铺海，傍清溪老柳，桥迹都湮。认谁家前邸，碧瓦尚连云。奋笔椽，黄车阅世；枉尔曹，牛鬼谤遗文。高风起，散馀霞处，洒酒酹君。
    这首词在1976年版中称“佚名《爽秋楼歌句》”，在1985年版中奇怪的把“佚名”改为“周氏”了。沈治钧对此作了深入考察，他说：“该词来历诡异，暗藏玄机”，“由于在周先生天津咸水沽故乡的花园里，也有一座‘爽秋楼’，所以确实容易引起对周汝昌与‘周氏《爽秋楼歌句》’之间关系的联想。”“蔡义江先生断言，关于《爽秋楼歌句》疑案，‘问题已很清楚了。对此，我有同感。”（16）制造清代人假资料的“周氏”其实就是周汝昌。在2006年8月召开的大同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冯其庸先生在致辞中严肃指出：“我个人认为，有些人之所以胡编乱造，包括编假诗、造假词，这恰好证明他们研究《红楼梦》已经研究不下去了，所以只好靠胡编乱造，靠造假来哗众取宠了。”（17）
    主观唯心论之二十三，胆大妄为，制造“毛主席有好评”的说法，以淆乱视听。
    周汝昌不仅敢于编假诗，造假词，为了自己在红学界的地位与声望，造假竟然造到了毛泽东的头上。他在回忆五十年代前期回北京的情况时说：
    
    1954年春夏之交，我回到北京，社里给了宿舍，是东城北面的门楼胡同一处小院子。略事休息，即去上班——出版社在东四头条胡同，两层旧楼房。聂公在二楼，办公与住宿生活都在那一间大屋。我初会他，他坐在主位，另一王某在其侧座。我坐在聂公对面。几句话后，聂公就提起《新证》，随后又说道：毛主席对你的书有好评。王某在旁也陪笑附和此言。（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第170页，漓江出版社2005年）
    
    后来又借着杨霁云之口说：“唯有毛主席是《新证》的知音。”（《周汝昌自传》第305页）到了周氏私淑弟子梁归智笔下，“毛泽东凭他的天才和直觉感受到了《〈红楼梦〉新证》的价值和分量”；“对毛泽东，周汝昌的确也有一份感激和怀念心情。君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用。”（《泰斗传》第196、291页）
    这全是欺人之谈。在红学观上周氏与毛泽东冰炭不投，处处相左。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观解读《红楼梦》，周氏则是家亡人散主题说。毛泽东肯定“宝玉与黛玉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18）周氏却说宝玉只爱史湘云。毛泽东把一百二十回看做一个整体，屡次引证后四十回的故事说明政治斗争或人生哲理；周氏却用轻薄语言辱骂诬陷高鹗和后四十回。他们的红学观没有一丝丝相似点，何来毛泽东对《新证》的好评！与毛泽东攀知音，想在毛泽东那里作国士，只是一厢情愿的妄想，让人哑然失笑。
    沈治钧《“毛泽东好评”稽疑》（19）对此有深透的辨析，此不重复。
    主观唯心论之二十四，曲解顾随词，把自己比作刘勰、司马迁、郑玄，比喻之高简直要吓死人。
    顾随先生于1954年6月27日填《木兰花慢》词一首，为：“石头非宝玉，便大观，亦虚名。甚扑朔迷离，燕娇莺姹，鬓乱钗横。西城试寻旧址，尚朱楼碧瓦映觚棱。煊赫奴才家世，虺隤没落阶层。 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是慧地论文，龙门史法，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巨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周汝昌讲，顾随先生是说，“这部拙著（指《新证》）是综合了三大‘体性’：好比刘彦和的作《文心雕龙》、司马子长的著《史记》、郑康成的笺注经书”。他紧接着说“顾先生手眼俱高，也从不虚奖过誉”。（《周汝昌自传》第243页）
    周氏的这种解释，完全是欺人之谈。这首词跟《新证》毫无瓜葛，有以下证据：一、1976年《新证》增订出版，1985年重印，均未提及顾词，可见此时顾词尚与《新证》无关。二、顾随这首词最初是以《恭王府与红楼梦——通往大观园之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红楼仿真——大观园在恭王府》（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的卷首题词出现的。三、1953年11月14日顾随致函周氏，促其改进文笔。书云：“述堂添居一日之长，窃拟代立戒条。嗣后行文，为文言，决不可夹杂语体之字面、词汇、文法、修辞，务使其骎骎不懈而及于古。……至为语体，即力求其接近口语，非万不得已，决不用文言之字句。”还批评“《史料编年》过于求备，颇有‘贪多’之嫌”。（20）认为周汝昌在语言和材料取舍上都不过关。四、王利器先生批评《新证》“每一页都有错误”，周氏解嘲自己上小学时，“《五经》《四书》，概乎未闻。长大了读燕京大学的西语系，系里是欧美教师，终日洋文不离口。此时撰《新证》，‘每一页都有错误’，也不足为奇。”（《周汝昌自传》332页）这倒是实话实情。既然顾随先生是位“手眼俱高，也从不虚奖过誉”人的严谨学者，他决不会把自己看出有许多错误毛病的著作及其作者比作刘勰、司马迁、郑玄的。五、最蹊跷的是周氏把顾随的其余来往信件还给其女儿顾之京教授，唯独扣下寄赠这封词的信，一直不予公布。其中奥妙，耐人寻味。
    顾随《木兰花慢》是歌颂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周氏想颠覆这一点，只是痴人的妄想罢了。
    周汝昌的主观唯心论在他的著作中是个带全局性的问题，我们随便可以再举出一二百条例证。他迫不得已承认《新证》“每页都有错误”，于此可见其错之多。本文先打住，以后有机会再说。
    俞平伯先生在《乐知儿语说〈红楼〉》中指出：“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一贯为人平和的俞先生居然这么激烈的批评“红学”对《红楼梦》的背离，他显然是有所指的。通过我们上面列举周汝昌红学中的主观唯心论，可见他的红学是“反《红楼梦》”的典型代表。
    
    周汝昌新索隐派龙门红学走红的原因
    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周汝昌急剧走红，连续得到以下桂冠：“唯一的红学家”，“伟大的红学家”，“红学泰斗”，“文采风流的‘新国学’样本”，等等，不一而足。在一年中竟然能够出版八种红学著作，连续两年共出版十五种著作。
    什么“红学泰斗”？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说：“所谓泰斗，其实就是大畚斗。但愿少一点到处遗洒，少污染些红学的学术环境。”（21）把装垃圾而且到处遗洒的大畚斗吹捧为“红学泰斗”，反差何其大耶！
    为什么在红学界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今天索隐派大行其道，红学界实难辞其咎。”这是沈治钧的愤激语。杨启樵先生也说：“近年来中国文史类书籍梓行极盛，但总觉得评论甚少；尤其是敢于指摘错误的文章更不多见。这是厚道，也可以说是乡愿。书评不发达，信口雌黄的言论就越来越多，对于读者的负面影响甚大。”（22）这都是实情。学术界出了问题应该通过学术批评来解决，健康的学术界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红学界不能说对周汝昌没有批评。主流红学界也一直不接受周汝昌的龙门红学，致使周汝昌不止一次地说“我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了”。1954年批俞运动时对周氏的批评不能说不深刻。以后对周氏研究《红楼梦》本身不算红学的批评，对他诬陷高鹗被乾隆和珅收买的批评，对他“极端崇曹，极端贬高”的批评，对他《还“红学”以学》的批评，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批评收效甚微，周氏不仅依然故我，倒似乎更“香”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其批评限于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抓住要害，杀伤力不够。二是有些非学术的干扰，这是没法子的。
    这次不同，深挖根子，彻底批判，不留情面，有望让周氏亮出原形。
    其次，是有关领导对周氏误信误判造成的恶果。
    1954年批评俞平伯和批判胡适时领导出面对周汝昌的保护实是周氏今日走红的根子。一是劝周氏批评俞胡并作自我批评，在运动中取得主动；二是李希凡、蓝翎批评《新证》的同时又给周氏说好话：这就给各级文化领导造成误解，似乎周氏与众不同，有贵人在保护着他似地。其实到现在，没有任何中央领导正面评价过《新证》一句话。与俞平伯、胡适相比，更该批判的是周汝昌。胡适、俞平伯用他们的作者、家世、版本考证廓清了索隐派的迷雾，开始把红学引进科学的大门；周汝昌与此相反，把胡、俞带有科学性质的认识推向极端，把胡适的“自叙传”变成绝对化的“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重新又回到索隐派的泥坑。虽然如此，以后主管思想文化的领导就只记得周汝昌是曾经受到保护的人物，他的索隐派观点应该批判就再也进不到心里去了。1954年批俞运动对周氏的批评遗憾的被政治的干预抵消了。最严重的是竟然给这部宣扬唯心论的著作颁奖。1999年，文化部居然授予《红楼梦新证》1949年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新证》是周氏给康生、江青、姚文元写信的结果。关于这部书的性质，梁归智在《红学泰斗周汝昌传》讲得很清楚，他说：
    在“文革”尚未彻底结束，文化学术都百花凋零的1976年4月，像《〈红楼梦〉新证》这样一部著作能够增订出版，是一件非常显眼的事。……但以情理而论，此书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还有江青和周恩来的批示同意。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这显然也是从1973年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
    这里有两点很重要：一，《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还有江青的批示”；已经到了21世纪，周汝昌还不忘江青、姚文元对他的支持，对此感恩戴德。二，它“显然也是从1973年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大家要注意，这是得到周汝昌认可的评价。我们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包括否定江青组织的全国“评红”运动的，但是文化部却把一等奖发给了江青“评红”运动组成部分的《红楼梦新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值得思索。
    2010年11月26日，由文化部部长、副部长出面，又把这位终生坚持证假为真的新索隐派主将聘为“终身研究员”。周汝昌怎么能不走红呢！
    第三，新闻媒体和出版界的推波助澜，帮助扩大周氏索隐派龙门红学的影响。
    新闻媒体宣传周汝昌的访问、消息多到不胜枚举，这里只举几个例子以见其余。红学界经过多方研究，得到统一的认识曹雪芹祖籍是辽阳。唯独周汝昌坚持祖籍丰润说，八十年代央视曾拍摄电视介绍雪芹祖籍是丰润，替周氏作宣传。1993年，丰润县发现清初曹鼎望的墓志铭及曹鼎望之子曹鋡的墓碑，本来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毫无关系。《人民日报》却报道：“曹雪芹祖籍考证有重要进展”（23）；《中国文物报》报道“为考证、研究曹雪芹家世提供珍贵实物资料”（24）；到《文汇报》就下了结论：“曹雪芹祖籍丰润已成定论”（25）。其实《曹鼎望墓志铭》没有一字涉及曹雪芹及其家族。
    《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发表周汝昌《还“红学”以学》，除过周氏自己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以外，把上个世纪红学史一笤帚扫了个精光。王利器先生曾说周氏的《新证》每页上都有错误，这篇论文也是一无是处，充满常识性错误。他连清朝是那一年建立的都弄错了，不知是1644年立国，硬说“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年”。这篇论文理所当然地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由于被揭露的常识错误太多，太可笑，连周氏都“羞于”把这篇作品受到自己的论文集，不料北大学报却给这篇东西评了个“论文一等奖”。周汝昌撰写了《荣与愧──获〈北京大学学报〉奖之感言》，继续给批评他的人泼脏水，《文汇报》竟然在1997年8月18日发表了这篇东西。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2006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据说今年赠加了两篇由海外“专家”写的序又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竟然由两家出版社先后推出。前文已经揭示这是一部周氏为宣传自己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而对曹雪芹和脂砚斋做了手脚的书，口口声声歌颂曹雪芹伟大，却对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动了刀！一本书《恭王府考——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却先后改换名称，略加修订，用《恭王府与红楼梦——通往大观园之路》、《红楼访真——大观园在恭王府》、《芳园筑向帝城西——恭王府与红楼梦》，被四家出版社出版。周汝昌红得很啊！
    第四，不少读者的好奇心理和迷信“权威”，给周汝昌索隐派龙门红学走红带来一个客观市场。
    好奇是人的自然属性。几乎每个人都有好奇的心理。这就为各种红学派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读者群，这自然也就成了索隐派龙门红学存在的基础。
    周汝昌的“湘云嫁宝玉”在曹雪芹的笔下，在脂砚斋的批语中没有任何根据，纯粹是一个龙门故事。但是，史湘云是一个读者喜欢的人物，周氏又把这个“故事”编得还很圆，所以它就有了一定的吸引力。
    曹雪芹在《红楼梦》定稿中重点写了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十六个人物。周汝昌却说曹雪芹要学习施耐庵描写一百零八位好汉自己要写一百零八位脂粉英雄，他还替警幻仙姑编了一个“情榜”，按照九副金钗，每钗十二人，共一百零八钗的名单，强加给曹雪芹和《红楼梦》。虽然这一百零八位女子大多数是极其平庸的女孩子，难有一技之长，却被周氏说得有板有眼，似乎是那么回事，对想知道《红楼梦》佚稿的读者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这些加上周氏又是一位龙门红学“泰斗”，是“权威”级人物，他的红学著作又神奇有趣，自然就走红了。据说，他的一本著作竟然销售了十万册，很可观啊。
    当然，相信自己读书直接感性认识的读者，相信自己的决断力的读者，是不会同意周汝昌的红学观的。
    2011年12月23日初稿，12月31日修改
    
    注释
    ①《何须漫相弄，几许费精神——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34页
    ②梅节《顾随的赞词与周汝昌的功底》香港《城市文艺》2009年9月号
    ③《顾随年谱》第251页，又见《红楼七宗案》第158页
    ④转引自沈治钧《红楼七宗案》的321页
    ⑤林东海《师友风谊·红楼解味——记周汝昌先生》第3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⑥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
    ⑦《红楼七宗案》第358页
    ⑧梅节《顾随的赞词与周汝昌的功底》香港《城市文艺》2009年9月号
    ⑨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124-125页
    ⑩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第28页
    （11）《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第25页
    （12）周汝昌壬午七月初二复刘心武信，转引自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第54页
    （13）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第55页。
    （14）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233——234页
    （15）胡文彬《梦香情痴读红楼》第212页
    （16）沈治钧《红楼七宗案》113、122、133页
    （17）《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五辑
    （18）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61页
    （19）沈治钧《红楼七宗案》第280-300页
    （20）转引自《红楼七宗案》第158页
    （21）蔡义江《走红学健康之路》，《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五辑
    （22）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第201页
    （23）人民日报报1993年7月5日
    （24）中国文物报报1993年8月15日
    （25）文汇报1993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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