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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史上有几次大的观念转换时期，每次转换都有一两部学术著作为其标志，影响着当时及以后的红学进程。“新红学”之滥觞，即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为其奠基之作，而胡适于1927年得到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于次年写出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以后，因了甲戌本脂批证实了胡适考证的基本观点，“新红学”的理论大厦从此遂建立起来。 七十多年来，人们在红学领域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差不多都是在新红学家设定的理论框架中运作的。诸如“自传”说，“曹寅家世”说，“曹作高续”说，“脂本原本”说，“脂砚斋为曹雪芹亲人”说等等，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将红学导向一个几乎被“普遍接受的”、“一致公认的”，然而又是极其错误的方向，形成一个个误区。八十年代热闹一时的所谓“曹学”，与此同时兴起的所谓“探佚学”，即是进入误区的典型事例。有的红学家只承认16回之甲戌本是“真”，厚诬程伟元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木活字排印本 120回《红楼梦》是“假”，难怪有人讽刺说：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被研究得不伟大了。 红学的症结在哪里呢？红学的出路又在哪里呢？红学的实践告诉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史实，细读原典，转换观念，再研红学，不能人云亦云，仍然在“新红学家”开辟的掌子面上徘徊不前。于是欧阳健先生倾入满腔热情，关注于此，深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辨伪”的重大课题。他之论见，曾被誉为“震撼红学的新说”（《中国图书评论》1992年第5期）。1994年，他出版了学术专著《红楼新辨》，另一部学术专著《红学辨伪论》亦已完成，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如果说，《红楼新辨》是在事实上系统地揭开了“新红学”原有观念之失误，辨明了红学“伪”之所在，那末，《红学辨伪论》则是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辨伪之必然，澄清了在辨伪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更多的是对驳议的辨驳。两部著作标志着红学观念的转换，为红学探研指明方向，其所蕴含的真理的光芒不容否认，且将会与日俱现。 首先，欧阳健先生“辨伪”的提出，是抓住了“新红学”七十年来错误之要害。他不迷信权威，不以前人的是非为是非，不盲目信从“一致公认的”已有结论，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辨明真赝，用自己的心灵去识别古今。当他开始涉足《红楼梦》之版本时，“即感诸说凿枘，于理不合，遂发愿细读原典，辨其真伪，考其流变，径得出‘脂本乃后出之伪本，而程本方为真本’的结论。”他还看到，近二十年来，红学界产生的几场论争，大多同辨伪有关，并进一步反思：发生在五十年代以后的作伪已经一件件被揭穿，被曝光，而发生在二十年代之后的作伪却被忽视了，所以补上这一课也就理所当然。于是重新梳理胡适《红楼梦》版本考证的逻辑顺序，重新检验他的最后结论之正确与否，重新考虑“新红学”的“原有基础”是否牢固可靠，十分清楚地发现自“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开始，第一步的路子就走错了，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版本真伪鉴别这一重要环节，以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将红学引上了歧途。比如，胡适得到甲戌本之后，对其来历并未认真考查。欧阳健先生引梁启超的话说：“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不可轻信”，然而胡适轻信了，人们也跟着轻信。甲戌本不避清朝国讳，考据大家的胡适，不会不知道这一版本鉴定之要害问题，然而他轻信了，人们也同样跟着轻信。甲戌本首页右下方被“有意撕去”一块重要部位，胡适未见撕前的样子，却武断为“最早藏书人的图章”；所有脂本均未言其抄写年代，胡适却将“甲戌”断为“乾隆十九年（1754），那时曹雪芹还没有死”，如此等等。胡适主观误断者甚多，可谓漏洞百出。建立在如此不牢固的版本基础上的“自传说”等结论，自然也就难以令人置信。所以，“红学辨伪”是客观存在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承不承认红学有“伪”可辨？“伪”在哪里?怎样“辨伪”?这一系列大是大非、不容回避且亟待明确的严肃问题，经欧阳健先生之考证辨析，被提到了每一位红学家的面前。 其次，是关于辨伪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发现赝品是难，进一步辨析更难，这就要靠作者所掌握的研究方法的行之有效。欧阳曾说：“我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不出中国最传统、最基本、最平常的辨伪学的范畴；如果说其间有什么‘新’的东西，只在它是被施于作为‘新红学’的基石的脂本、脂批、脂砚斋头上而已。”这正说明，他之辨伪是有的放矢，准确击中了目标，益加显示出其方法论的威力。从其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运用了版本学、史料学、校勘学、辨伪学的一整套原理，从理论和事实的结合上审视，由版本鉴定和内容对勘入手，条分缕析，层层深入，一一剥开赝品之假面具，暴露其伪质于世。而且，他之版本考证，从不泥古与刻板，不是为考证而考证，总是将文学的眼光、美学的知识与版本的鉴别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考辨中渗透着艺术审美的分析和文学理论的思辩，这就尤其富有判断力。如对程本优于脂本的文字判断，对脂批荒谬庸俗之剖析，对“探佚”成果的辨误等，皆是如此。再者，方法从来不是单一的，总是和一个人的素养、学识、功底伴随在一起。从欧阳健先生红学辨伪过程中，使人看出他对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都有很深厚的功底和精湛的造诣。其治学态度严谨，注重实证，不尚空论，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对《红楼梦》版本之真伪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辨析，有不少发人警省的真知灼见。如在列举出胡适版本考证对抄本的来历、题署、年代、讳字、格式、文字等六个方面不该忽略的原则后，尖锐地指出：“六项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对抄本早于印本的观点提出挑战，更何况六项的总和呢。”再如，对北静王之名应是“世荣”还是“水溶”，赵嬷嬷是否是“文忠公之嬷”，《枣窗闲笔》能否对“自传说”进行批判等的考察，以及对“未获亲炙”“嘉张子之孝思”的诠解，都以精辟的论述令人膺服。欧阳健先生对中国小说史，对明清小说，有着渊博的知识，为编纂《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曾遍访国内各大图书馆，对中国古典小说了然于胸。曾撰有三十馀万言的《明清小说新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及《明清小说采正》（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等学术专著。所以欧阳健先生是将《红楼梦》的版本考察置于明清小说之大背景中观察，尤能洞彻其中之是是非非。如对脂批袭自金圣叹、毛宗岗以及《金瓶梅》之处的披露，指出脂批更为“不通”和“荒谬”；对“老爷”和“老爹”之称谓在明清小说中用于不同对象的考察，证明脂本改“老爷”为“老爹”之“不通之至”。胡适说：“程序说先得二十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馀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欧阳健先生举出冯梦龙对《平妖传》四十回本的获得与程伟元“序”言《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获得极为相似的情况，证明世间恰有“这样奇巧的事”，胡适是将他的主观猜测当成了“铁证”，这是十分发人深省的。 更为可贵的是，欧阳健先生具备异常缜密的思辨能力、高度敏锐的观察力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这样，在纷乱如麻的《红楼梦》版本关系中，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在人们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的版本文字中，发现他人发现不到的东西，看出了不为人们所留意、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如对甲戌本“题跋”位置的特殊布局，推断其“天头留得如此之宽，就是为了给胡适的题记空出位置”；对“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十五字的审视，从其前后语意之连贯性上，判断为“后来所加”；对庚辰本这同一抄本中竟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笔迹的畸笏叟的批语的发现；对列藏本第一页背面“库尔梁德采夫褪色墨水字迹”的注意；对乾隆武英殿聚珍本版式的阐明；以及对抄本与印本之间、各抄本之间大量异文的比勘，均为一般人不予注意或识察不到的，可谓金针度尽凡尘矣。就是同一视角，同是辨伪，但其结论却截然不同。比如，对甲戌本之避讳问题，都以讳字为判定版本时代的“硬证”，有的结论为甲戌本不可能抄定于乾隆年间，更有人曲为辩解，说曹雪芹具有反封建思想，故意不讳，而欧阳健先生则明确指出：“康熙是清代的圣祖，他的讳，乾隆时要避，道光、咸丰时要避，同治、光绪、宣统时也要避：终清之世，统统要避──何时可以不再避忌了呢?唯有清亡之后。而甲戌本第一次露面，正在民国十六年！”其间之委曲，就十分明白了。再如对曹雪芹的家世，人们都以胡适的“曹寅家世说”相因袭，而欧阳健先生则指出：“现在人们看到的曹氏（寅）家谱，绝无‘曹霑’之名，甚至连‘曹雪芹’也没有，那么，这个家谱要么就是假的，要么就与这位‘曹雪芹’毫无关系，二者必居其一。”这些论见，都是十分精辟而独到的。就是有关近百年红学史的总结，对胡适、俞平伯的认识，欧阳健先生也能深入这两位大师的内心世界，极其深刻地揭示出因其体系之偏颇而产生的种种矛盾痛苦之所在。他在历数胡适“不完全起于轻信”的错误之后说： 他手造了自己的体系，一头扎了进去，却时时处处感到凿枘不合，遂长期陷入苦痛与矛盾之中。在潜意识中，他不得不做出与自己的宗旨相违背的事来。比如，他得到了甲戌本，一再宣称它是“《红楼梦》最古的本子，是一部最接近于原稿的本子”，却不得不将它收藏了三十四年，不肯公布于世；同他对所谓“可以代表曹雪芹真面貌的《甲戌本》”“不见得发生多大的整理流布与深入研究的兴致与愿望”相反，“他一直对那部程、高二次篡改歪曲原文最厉害的《程乙本》大加欣赏，并为之作序宣扬”（周汝昌先生语），其源盖出于此。 周汝昌先生1948年曾向胡适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建议他“当前一大要事”是整理流布《甲戌本》，一是建议他“再不要为《程乙本》这种坏极了的本子做宣传流布的工作了”，然而胡适对周先生“揭露《程乙本》的糟糕，反对他为之宣传，却很不以为然”（周汝昌：《石头记鉴真·书后》）。对胡适身上长期存在的这种尖锐矛盾着的事实，常人是不注意也是不易理解的，经欧阳健先生之揭示，让人看到在胡适潜意识中如此复杂微妙的真实隐情。 对于俞平伯先生，欧阳健先生也不同意周汝昌先生的看法。他指出：“周汝昌先生对‘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似乎颇有微词；他没有注意到，这种微妙现象，正是俞平伯长期处于内心矛盾所引发的贯串他一生的焦灼痛苦，他的红学事业的莫可如何的悲剧的体现。”在历数了俞平伯步步由痛苦而觉醒的红学历程之后说：“到临终时痛苦决绝的自我否定，构成了俞平伯先生一生红学悲剧的最悲壮的一幕；然而，也正是这位历经了千般坎坷的诚实的学者的心声，使广大读者看到了他大智大勇的精神境界，使他的人格得到了最充分的升华。” 人们对胡适、俞平伯的研究评论不为少见，然而能像这细致入微地让人们看到他们“真正的确切的”内心世界的评论，却是不多见的，实在令人击节而叹服。从欧阳健先生之红学辨伪中，可见其具有非凡的才华与胆识，也说明学问之道，来不得半点虚假，他的确下过一番苦功夫，有其真本领、真学问的，并非那般自以为是或人云亦云，抑或浅尝即止、大而化之者流所能比拟的。 由此，欧阳健先生红学辨伪的成果是令人可惊、可喜、可贺的，他将“新红学”颠倒了的历史给颠倒了过来。新红学赖以立论之基础的脂本，是地地道道的赝品，脂批是根本靠不住的，脂砚斋和曹雪芹不是同时代人，并未参与《红楼梦》的创作活动。与此有关的如《枣窗闲笔》也同样是靠不住的。只有程伟元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木活字排印本及次年（1792）之修订本才是《红楼梦》真本，应该正本清源，重新确认程本的崇高地位。这些辨伪成果，彻底动摇了“新红学”的理论基石，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使人换新眼目，重新思索与考辨新红学七十年来之是非得失，澄清了长期以来有关真假《红楼梦》论争之大是大非，捍卫了国宝──120 回全璧本《红楼梦》真本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这实在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理论贡献，怎样估计其意义都不会过分。随着历史的进展，将会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其论见的不可磨灭的光辉。 我每次阅读欧阳兄红学辨伪之作，都有一种惊喜、赞叹和快意之感，更有一种卓然不可企及的仰慕之情。我为他的才华而倾倒，为他的勤奋而自励，为有这样一位挚友而自豪。 我与欧阳兄相识较早，诵其文章更早。1985年于镇江《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之后，曾与友人一起去拜会过他。1991年于贵州纪念程甲本《红楼梦》刊行二百周年会议上，我们已成相契。1992年我于扬州国际红学研讨会议之后，途经金陵，欧阳兄将我从旅舍接到家中，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受到他与夫人唐继珍女士的热情款待。客留期间，我们共同翻检、审视了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萃文书屋木活字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甲本），并共同商定整理校注的基本原则和方案，意见契合无间，当时即有“空谷足音”之感。 我尤其怀念与欧阳兄在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修订程甲本《红楼梦》校注稿时那些温馨而难忘的日日夜夜，那是在1993年5月和10月两次被花城出版社邀请接送至从化改稿的期间。那个三号小别墅一度只有我们二人，朝夕与共，謦颏相处，切磋研讨，心融意洽。温泉水暖洗去长途的劳顿，苍松翠竹更唤起心头的美感。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荔枝树下曾留下我们相伴的身影，流溪河畔也曾洒下我们欢欣的笑语。也就是在那些美好而难忘的日子里，我真正认识了他：他才华过人，博识强记，且又坦诚质朴，平易谦和，从无骄矜和偏执。他决疑解难，统领全局，但又很能倾听不同意见。关于注释，他主张“简约”，我主张“较详”，他同意了我的意见。他撰写之“前言”，定要我审阅“通过”之后，方递交出版社责任编辑。1994年5月新校注之程甲本初版时在南京召开座谈会之际，欧阳兄电话告诉我说：有的朋友提出“前言”有些提法尖锐了，建议修改，看怎么办？我回答说：对好心的朋友可作解释，但“前言”很正确，决不能改。他立即采纳了我的意见。如今，回忆以往在一起相处的时光，他那丰富的学识、亲切和蔼的面容，更有一种“得遇君子，机缘难再”之感。 我知道，欧阳健先生之红学辨伪，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具有崇高的责任感。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勇于对人民负责，对伟大的文学天才曹雪芹负责。他是出于一种崇高的感情，具有崇高的爱：爱曹雪芹的伟大天才，保卫其创作不被脂砚斋糟蹋和“抹黑”；爱全璧本《红楼梦》之艺术美质，保卫其完整性不被“新红学家”割裂与腰斩；爱且能理解程伟元的“苦心”，保卫其功绩不被胡适歪曲和抹煞。总之，他爱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这颗灿烂的明珠，保卫其光华不被掩没。他爱的是美，保卫的也是美；他是曹雪芹的知音，也是程伟元的知音。我想，在学术事业中，不应有恩怨，只能有是非。人，才有高下，识有短长；学术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人们的认识也会有一个过程，但只要具有这份爱，何患暂时不被理解，历史会是公正的法官。 我爱欧阳健阐发的真理和他保卫的美，故乐于投入他开辟的红学辨伪的崇高事业；我爱他的才华和他那学者的赤诚之心，尽管自知力难胜任，故亦乐为之序。 东牟 曲沐 1995年12月30日 夜序于贵州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