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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川:中文时尚杂志的老外主编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赵玮晶 参加讨论

      洋面孔京片子
    张大川,男,三十多岁,奥地利优秀的都市玉男,现任《世界都市Ilook》主编。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事实的确如此。一本由洪晃女士打造,第一个坚持只用中国明星作封面、第一个坚持全部内容自己创作的高消费杂志,居然选了张大川——一个老外当主编!
    尽管事先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过听到电话里一口流利的京腔京韵还是一阵困惑。直到见了面,感觉还是很不搭调。看着他淡黄色的鬈发、深陷的眼窝,看他舒服地靠着椅子后背,端着咖啡杯一阵神聊,突然觉得很好玩,好奇心也上升到临界值。
    阴差阳错来到北京
    张大川出生在音乐之城维也纳。谈到当年的生活,他的语气中满是留恋。“比起北京,维也纳很小,人口才100多万。可是,那里很舒服,空气质量很好。晚上,我们经常去多瑙河游泳,生活很悠闲很轻松。”听到这里,我笑了。人好像都很奇怪,一边怀念着小城市的清闲生活,一边辛辛苦苦在外漂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不知道是一种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远渡重洋。
    “当年,我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学钢琴。后来,有机会在台湾师范学院读书,也就是那时候学习的中文。1991年,我又回到欧洲,在联合国工作。其实,联合国并不如大家想象中那么神秘,有很多组织,我负责的是联合国工业合作发展组织,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后来,需要在北京设立一个部门,负责中国的技术与投资。正好,我会一些中文,就被派来了!”
    他换了个姿势坐下来,眼睛里有浓浓笑意。“其实,在台湾学习的时候我与几个留学生来过北京,打算在这里旅游一个月。说实话,那一个月过得很不愉快。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来买火车票,每一个售票点都说票已售完;我们找酒店住宿,每一个酒店都说房间已满。他们的服务态度很不好,经常会吵架、争辩。当我们离开时,都异口同声地说这辈子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
    成为中国传媒工作者
    2002年春,因为工作的关系,张大川又一次踏上北京这片土地。世事就是如此奇妙,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生活就会被改写。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派遣,张大川就不会与北京结缘,也不会认识洪晃。
    2005年,张大川加入京城著名“痞女”洪晃的传媒出版公司。担任全公司的创意总监,还在杂志《乐》上写专栏,还帮着拉广告,还做一些项目。
    一开始,《乐》是夹在《ilook》中的一本英文小册子,张大川接手后,致力于改版工作,将它做成一本独立的杂志,主要内容有新开张的餐厅、特色酒吧、各种展览时间、电影档期等,以介绍北京的资讯为主,专门为在北京的老外服务。正因如此,张大川走上了吃喝玩乐的享乐旅途。
    2006年5月,《ilook》主编离职,张大川继而成为《ilook》主编。他说:“其实中国的时尚杂志找老外作主编并不稀奇,如今,中国的时尚杂志对本土都没什么自信,想方设法与海外产生联系。洪晃找到我,也许也是为了更快捷地把握国际潮流吧!前段时间,我们做过一个读者调查,把各类时尚刊物的内页全贴在一块大板子上,然后把任何有刊物名称的地方遮盖掉,再让读者辨认。结果,全部张冠李戴。所以说,如何做出自己的风格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现在,我正在进行《ilook》的改版工作,大概到九月中旬完成。这段时间真的很忙,每天都要去办公室,许多事都要亲力亲为,以至于连博客都没时间写。”
    在谈话过程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在北京生活的种种不方便之处,比如,地方太大,没有走路的概念,去哪里都要开车、找地方停车。可是当问到是否感觉辛苦时,他说:“我不觉得这是辛苦,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可以感受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见到有各种想法的人,每天都充满着未知数,充满着新奇和挑战,这种变化让人很愉悦。” 
    中国通,怎么定义?
    很多时候,人们都喜欢用自己的意愿为某个人、某件事加上某个特定的标签。比如说,有这样一群老外,说字正腔圆的京片子、开着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梭行走、朝九晚五辛苦工作、周末逛街购物、看碟、上网,文学修养好一些的还写写博客,一不小心,点击率还挺高!我们习惯于称他们为“中国通”。
    “中国通,到底应该怎么定义呢?”张大川这样问我。“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家,将世界各地的人吸引至此,为的是兼收并蓄,而不是把大家都变成中国人。早两年,外国人很少,大家看我们就像看动物园的猴子一样。春节,有一些老外上电视、说相声,博大家一笑。为什么大家喜欢看呢?还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
    “现在,在中国生活的老外越来越多,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不过,大多数老外的交往圈子都很狭窄,几乎不与中国人有太多接触。他们呆在中国的时间也不会很长,最多不过三四年。这样,也就没必要学难如天书的中文。
    “我可能属于对语言很有天分的那种,学习的过程很有乐趣,也不觉枯燥。我这人适应性又强,不管在哪里生活都很快融入。但是不能因此说我是中国通。通,远远达不到,略知一二罢了!”说罢张大川大笑。
    为了验证张大川同志的中文水平,我问了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发呆的时刻,发呆时,很少脑子一片空白,一般都在思考。思考时,你用的是中文还是英文?”
    他想了想,说:“我用的是德文,我的母语。不过,也要分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在做中文企划书时,一定要用中文思考。”他又笑了起来。
    其实,这样的答案并不出乎意料。地域,真的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烙印。不管时间如何变迁,境遇如何不同,这种由文化背景决定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习惯很难改变。
    中途,我们聊起各自喜欢看的电影,提到恐怖片,便十分凑巧地迎合了上述这个观点。西方人对恐怖的理解似乎与东方人不同,欧美的恐怖片,表现手法就是恶心的骷髅、虫子,而亚洲的恐怖片善于营造飘忽的氛围,比如,长发、脸色惨白的女人,突然作响的电话,镜子中飘忽的人影。我说:“骷髅、虫子一点都不恐怖。”他说:“你们的僵尸跳啊跳的也很搞笑!” 
    张大川的中国印象 
    “在我眼里,中国是一个没有神秘感的城市。”这样的说法,让我有些意外。
    “也许因为我适应性很强,也许因为这种国际性的大都市全世界都差不多,刚来北京时,这里似乎还是一个大工地,现在,发展很快。的确,北京不是一个很容易接触的城市。但熟悉以后,便很习惯呆在这里。
    “这么多年,我走过许多城市,除了西藏、青海、新疆,其他地方都去过了。许多地方给我的感觉都很好,中国人也很好相处,相处起来很舒服。反而是日本,我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还是感觉一点都不了解。
    “在一个地方呆久了,自然会生出些感情。当年北京留给我的不好印象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当亲朋好友来北京玩儿,一涉及北京形象我就比北京人还北京人地‘爱城’。他们一到机场,我就成了北京最佳形象大使。精心设计游览计划,展示北京最好的一面,甚至精心选择避开任何显露北京不良之地的路线。”
    接着,他又开始神采飞扬地讲述各种美食经验。北京的官府菜、私家菜;广州的汤汤水水;四川茶馆、成都小吃,整个一吃喝玩乐的行家。不过,我还是不甘心于“中国没有神秘感”这句话。再问:“你汉语说得如此地道,看中文书籍吗?中国古典文学有涉及吗?”
    他说:“近来忙着杂志改版,书看得少了,不过,我很喜欢白先勇写的东西,台湾在他的笔下很传神、很美。其实,台湾对传统文化比大陆重视许多。当年在那里读书时,《古文观止》、《红楼梦》都是必修的科目,唐诗宋词也看过一些。当然,我们体会美的程度肯定会有不同,不过,艺术应该是无国界的。”
    这番话,从一个老外嘴里说出来,的确会让我们汗颜。
    在路上
    如今,张大川与几个朋友在798艺术区开了个咖啡馆,那些朋友与他一样,都是在北京混得如鱼得水的老外。传说,咖啡馆的设计得到高人指点。看起来,的确蛮有品位,简洁、舒适。不过,这可全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开咖啡馆,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为了浪漫,并不为赚钱。在咖啡馆里点一杯咖啡,然后坐着发呆或者看杂志,这是维也纳人生活的一部分。那里的咖啡馆是一种半公共场所,又像是自家客厅的延伸。奥地利人从中学就开始接受这种熏陶。到了大学,咖啡馆成了温习功课、写论文的场所,许多有名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咖啡馆里完成的。来到北京,为了让自己有咖啡喝,干脆就自己开了一个。”
    这个咖啡馆,也许可以看作他没有融入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要不,干嘛不开个茶馆,非要开咖啡馆呢?不过,聊到现在,这个问题也不了了之了。本来,张大川同志就是来中国寻找梦想的外国人,不管他在中国呆了多久,不管他汉语说得多顺溜,他始终是一个老外。
    最后,本着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思想,我问:“你会一直在中国呆下去吗?还会回维也纳吗?”
    他连连摇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几年前,我说过永远不来北京,可是,现在已经在北京呆了五年。以后在哪里,是个未知数,也许2008年以后我还会再换一个城市生活。也许我一直处于那种在路上的状态,停留下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链接] 待客惊梦 
    当亲朋好友来北京玩儿,一涉及北京形象我就比北京人还北京人地“爱城”。他们一到机场,我就成了北京最佳形象大使。我精心设计一个游览计划,以展示北京最好的一面。我甚至精心选择避开任何显露北京不良之地的路线。这可不是个容易的差使,灰蒙蒙的北京现在迷恋于拆掉一切,变成全新,这很容易引起老外特别是欧洲人特别是我父母的批评。我为亲友设计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带他们到那种不仅仅有好吃的而且还带一种特别设计风格和气氛的餐馆。我带他们坐在林彪坐过的椅子上抽雪茄,我带他们在四合院里的防空洞改造的餐馆给他们喝革命红酒。我带他们去北京贵到荒唐的“私房菜”馆听店主胡说八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喜欢这座城市。我开车带他们去长城脚下的公社吃非公社的饭菜,我带他们去各种风格的茶馆,让他们在前京剧大师住宅里品尝上海菜。
    为了什么?就为一句“哇,北京多美啊,住在这里多令人兴奋啊”的夸奖。也许我的动机并不算那么“爱城”,而更多是自私。也许我需要的是来自我的亲友们的肯定,肯定我住在北京的决定是正确的,北京的的确确是应该呆的地方。我只要一听到新餐馆开张的新闻,我总是第一个去尝试,不管多远,不管它藏在什么地方,只为了招待客人有新节目。有一回我甚至开了好久车去考察郊外一个可笑的法国庄园复制品。当我在街上走长路的时候(是的,我还走路),我永远希望在西海或者南城的什么角落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那可不容易。
    上两个星期我作为北京形象大使的工作特别繁忙,因为我一连来了三起客人:来自欧洲的家人,一对来自香港的夫妇,和从阿根廷来的一些朋友。接待任务都一一圆满完成,“北京比香港有意思多了”,我的香港朋友说。“北京比上海有趣多了”,南美朋友说。至于我父母,他们甚至还想再呆一个月。
    可以想象,在这一切的宫廷秘方菜,防空洞,林彪的椅子和叫什么“春雨轻吻嫩笋叶”,“红军解放石家庄”之类的菜名之后,我累坏了,终于睡了一个大觉,并且做了个梦:我去了城中一家新餐厅,一家在一个巨大的庙宇中新开的餐厅。一个朋友私下告诉我,该餐厅是由一位著名中国建筑师所设计,是对战国时期庙宇建筑的一个诠释。大厨是慈禧太后御厨的孙子,那御厨保存下了所有晚清宫廷的菜谱,那孙子在跟PaulBocuse学了几年厨艺之后回到北京,决心以其新式宫廷菜名动四方,准备以“山楂果汁浸蛇舌豆汁儿冰球”和“荷花包鹅肝酱配鱼翅沙拉和玫瑰花瓣”发动一场烹饪革命。至于餐厅的女主人,是武则天后裔,本人是中国最杰出的当代舞蹈艺术家,为每道菜设计了一个舞蹈,为每位顾客在品尝该道菜时表演。
    我一进餐厅,三个着北京最著名时装设计师设计工作服的太监就以吟颂晚清诗词来欢迎我,他们穿的衣服是仿春秋时代贵族的长袍。他们把我领到桌边,巨大的餐厅里只有一个桌子一把椅子,椅背如此之高,几乎通到20米高的屋顶。筷子至少一米长,我琢磨着怎么用它们吃菜。几分钟后30个像兵马俑的武士和10个乐师列队拿来了菜单,菜单是用车推来的,一块石头上刻着由中国最优秀的书法家书写的一个巨大的“禅”字,和一个价钱:88,888人民币。正在想着信用卡上还有多少钱可以刷的时候,我醒来了。
    摘自张大川博客
    原载:《青年时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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