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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老熟人的作品，也就像是老情人见面，全没了第一次亲密接触时的那种想象和紧张。一切都会显得驾轻就熟。想当初第一次读昆德拉，真就有点像是男女间的第一次约会，在想象和紧张中还有些焦虑。现在，即使是对他的一本未曾谋面的新书，也就像是自家的左手摸右手，早波澜不惊了。所以，真要讲出《帷幕》的新奇和好处，着实蛮难的。而且，前提还须这确是本好书才行。 《帷幕》是本有点难读的书。但初读之时，却并不会感到为难。因为它的写法完全是散文化的，就是随笔，读来似乎很轻易。殊不知读下去它的难度就是因此而生。一个作家写的一本随笔体的小说艺术著作，至少会在两个方面对它的读者构成挑战。一是结构，你很难要求一个作家将随笔写得完全合乎理论著作的逻辑，你只能在散漫的、各自为阵的文体中摸索、寻找作者的思路。你当然很享受作者的生花妙笔，但后来也会感到很迷茫。章节段落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二是内容或者说观点。作家随笔中不会缺少精彩的文学笔法或警句，但观点的明晰性恐怕也会因此而受到遮蔽。暧昧倒常常会与此类作品的内容为伍。那么说到昆德拉和他的《帷幕》，还有更多一层的阅读困难，那就是我们很难跟得上或呼应他的知识面。不是我们太笨，完全没必要自卑，而是我们的知识经验不可能与之充分对应。他的欧洲背景和世界文学经验，特别还有他的个人趣味，在知识层面上，弥漫在他的字里行间，也像是一道帷幕，阻挡着我们的视线，遮蔽着《帷幕》。阅读的共鸣有时只能是相当有限的，或难免误读。其实这在读他以前的《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时也都是一样的。 但毕竟貌似熟人，毕竟是在读一个老熟人的汉译著作，有些旧情还是很容易复苏的。比如，他在谈论小说历史和小说艺术时，肯定不会忘记谈他的国家民族记忆，还有连带着的政治。这是由他将自己的居住地在冷战时代从捷克变成法国的刻骨铭心的经历所决定的，到死也改不了。我这话有点像是预言家的口吻了。这在《帷幕》中呈现为一种矛盾现象。一边在强调小说历史的独立性，小说价值的超越性，一边仍在大谈特谈“一个我们所知甚少的远方国度”如何几次收到了“死亡判决书”。小说，或者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学和文化价值，必与这个民族的世界境遇和政治地位相关。之所以敏感于这一点，与昆德拉喋喋不休的唠叨有关，也与我的当下关切和想象有关。在昆德拉的由七个部分组成的《帷幕》中，心有戚戚的最是其第二部分“世界文学”。 不管是作为概念的或现实的还是预言、想象的“世界文学”，都好像是极其美妙的，美妙得好像乌托邦。但“世界文学”的真相，恐怕永远都只在帷幕的后面。我们知道帷幕后面有东西，但我们把握不住它，也无可奈何。当昆德拉说“我理解了文化多样性是欧洲的一大价值”时，他的切肤之感必然是自己的文化出身根源于“那个小小民族”。再以冰岛为例，他想强调的一个事实是，“欧洲散文中最早的伟大文学珍品是在它最小的一个国家内创造出来的，这个国家，即使在今天，还总共不到三十万人口。”结论他也已经有了，“如果没有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欧洲艺术史中的活力与长久的生命力是不可想象的，正是这些民族多样的经验构成了一个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这也就是世界文学的景象和它的根源。 但“无法补救的不平等性”却是：“小民族的存在”，“总是一个问题，一种赌博，一种风险”。小民族的文学必将更早地进入“文学考古学”的范畴，“不再对活生生的文学产生影响”。昆德拉显得很雄辩：“难道还需要提醒吗，卡夫卡只用德语写作，而且毫不含糊地将自己视为德语作家。然而，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假如他是用捷克语写作，今天，有谁还会知道他的那些书？——没有人，请相信我，假如卡夫卡是捷克人，今天没有人会知道卡夫卡是谁，没有人。”我们应当理解昆德拉的激动。他本人是用了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捷克语到法语的作家写作的“民族身份”的转型。——毫无疑问，语言就是这种民族身份转型的标志。而且，这对昆德拉个人还有独特的意义：(他的)法语文学拯救了(他的)捷克语文学；(他的)捷克语文学因(他的)法语文学而复活。昆德拉的幸运，也是反而恰恰证明了他所说的“无法补救的不平等性”的存在。这也是一种世界文学的图景和它的心照不宣的秘密。 因为痛感于文学价值判断上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昆德拉认为不应该将文学艺术限制在“民族的历史”中，而是应当置于“艺术的历史”中来考察和判断。他称前者为“小环境”，后者则是“超越于民族之上的”“大环境”。在昆德拉看来，艺术的承传、艺术史的延续性，事实上主要发生在大环境中。这也就是所谓世界文学的真义和真实，也是当初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理由和背景。但是，在实际的文学价值判断活动中，(歌德的)“世界文学”却已经被“背叛”了。世界文学已经被肢解了。因此，昆德拉极力主张，“只有(世界文学)这一大环境可以凸现一部小说的美学价值”。从世界文学的大环境立场，昆德拉对“小民族的地方主义”和“大民族的地方主义”都进行了抨击，不管是出于保守还是傲慢，两者都无法发现新颖的文学价值之所在。在这种文学主张的背后，昆德拉不仅想冲破地方、区域或民族等等对于文学价值实现的束缚，而且，他也试图由此途径跨越或消解意识形态的概念政治鸿沟，——他忧虑于自己长期被视为一个“来自东欧的流亡者”的经历。同样，将各种事实上不同的文化进行同一化或同质化的强行归类，也是不可接受和不可忍受的。这无异于是取消或剥夺了某种本是特定文化的“世界文学”资格，世界文学本来是由差异性的承传和延续而形成的。至于对于作家个体，昆德拉说，“我就感到像是被流放了一样”。显然，他首先就是一个具备自觉的世界意识而且“个人孤立意识”顽强的作家。他恐惧、厌恶自己被归类、被固定和被概念化。 那么，这样读着《帷幕》、读着昆德拉，我的当下关切和想像究竟又是什么呢？如果仅从人口数量和地域面积来看，汉族(中国)绝非昆德拉所谓的小民族，那么，汉语呢？汉语文学是否属于“大民族”的文学呢？汉语和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及其多样化的经验和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汉语文学的“大环境”在哪里、又是怎样的呢？歌德当年提出的“世界文学”和昆德拉今天所说的“世界文学”，恐怕都并不能合乎世界文学的现实。说得更悲观一点，有着流亡者标记的昆德拉本人，在世界文学的现实中，也只能代表“过时了的政治”，这使他的超越民族或超越意识形态的努力，都只能化作泡影，付诸流水。而且，他的法语写作——从捷克语“流亡”到法语的写作，不会对他本人形成反讽吗？世界文学必然关乎国际政治，而任何政治主要都是当下性的。可是，许多文学者既恨恨于此，却又在痴迷着世界文学。我看，或许就连昆德拉也并没有真正想通这一点。 《帷幕》 米兰·昆德拉 著 董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六年九月版 原载：《文汇报》2006年11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