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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20多年间，中国人生活的空间大大拓宽。借助高科技，人们能快捷地获取最新的信息,那些曾经可望而不可及之地，旋即置身其中。当今日之中国与西方越来越紧密地发生联系的时候，当西方文化多方位地走进人们视野的时候，对昨天中西文化交流的了解变得越来越迫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一书，即把读者的目光聚焦在那个时代。随着作者的笔触，几百年前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历史画卷铺展开来，其面目、其遭际、其况味，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本书洋洋洒洒，荦荦大端者，在于对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中国观”的分析。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作者厘清了16至18世纪中叶前(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代”)欧洲对中国的认识过程，清晰地勾勒了这一时期欧洲视野里的中国印象。 作者以宗教背景下的中国观、政治导向下的中国观、大众生活里的中国观为基本框架，系统阐述了这三个阶段欧洲中国观的形成过程，进而给人们以相应的启迪与认识:一、欧洲人凭借耶稣会士的介绍，认为中国历史是传统圣经的一支，其古代儒学与西方基督教有天然的吻合性，原始基督教的痕迹可以在中国古代宗教中去找寻。中国人虽然没有明确的基督教教义指导，但其所遵从的儒家道德为个人修养和社会管理所带来的益处一如基督教教义。在他们看来，欧洲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说是宗教问题，来自中国的问题也不例外。二、从18世纪初开始，欧洲宗教背景下的中国观开始出现变化，开始向有关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津津乐道“中国”的欧洲人，不再是那些宗教辩护者，而是社会改革的思想先驱。后者对“中国”尤以中国政治内容的关注，进一步激发了传教士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系统介绍的热情。但两者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不同的。中国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点日益成为欧洲社会改革者关注的重点。他们将矛头指向欧洲的现存制度与教会教条，认为中国孔子的伦理和政治良知为基础的国家学说优于欧洲。三、18世纪中后期，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中国”的概念在欧洲社会得到普及。其室内装饰、家具、纺织品、园林设计方面出现了对中国风格奇异的欧洲化理解的“中国趣味”，反映在欧洲知识界，则表现为对“中国”的了解已成为欧洲人扩展世界知识的一部分。 然而，历史毕竟是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作者同时指出，上述阶段中的“每一阶段事实上并非严格地前后相继，而是有相当时期的交叉重叠，因为每种社会现象从酝酿、发展、高潮到衰落，都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 左图为西方著作中的秦始皇焚书图。上图为基尔谢著《中国图志》1667年版封面和扉页。——均选自《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 启蒙时期欧洲的中国观何以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将这一历史现象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作者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神权急剧衰落，对教会的强烈不满促成人们有意否定与基督教神学有关的种种思想，社会改革先驱者们对中西思想间的相似性的怀疑乃至否定，实际上是对教会权威的大胆挑战；在时代变革中失势的耶稣会士遭遇重大打击后，他们曾极力倡导的中西宗教相似性亦随之在欧洲人心中产生动摇，对中国形象重新塑造的任务落在了改革者的身上；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中西文化间明显的差异让更多的欧洲人看到了中西间的不同，乃至建立起“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的认识。基于这样的分析，书中对启蒙时期欧洲的中国观进行了概括:“如果说在中国与欧洲寻找相似性是神权统治下的那个欧洲的产物，那么对中国与欧洲对立性的深刻体认则可说是处于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下的这个欧洲的产物，对中国的不同基本认识体现了处于不同文化时代的欧洲的特点。” 经过缜密而深入的考察，作者做出这样的判断，即认为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是有意识的文化误读。这个结论对于我们客观而理性地认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及其本质，不啻是副清醒剂。从作者打开的那个时空的画卷中，我们看到了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传教士们赋予了中国古老文明理想主义的光环，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只是一知半解；另一方面，改革先驱们抒发议论的史实基础也不过是凭借传教士带去且经过筛选、加工的“二手货”，但是他们借他人杯酒浇胸中块垒，用之为攻击教会神权、批判现行制度、发泄对本国文化与现实不满的利器。客观地评价，这种误读在当时的欧洲起到了振聋发聩、冲决罗网的作用。 诚如作者所言，本书“力图透过中欧文化蜜月时期的表面现象，对文化交流与误读背后的深层次内涵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循此主旨阅读本书，掩卷思之，笔者感受到了作者严谨的学风、深厚的学养，而且领略了其抽茧剥蕉、似水银泄地般的表达能力，加之书中诸多珍贵的图片，使一部“体大思精”(何兆武教授语)、味道浓厚的学术著作，筋骨硬、血肉丰，多文采、独创见。我相信，随着中国开放大门的打开、视野的开阔，会有更多的读者“光顾”、体味几百年前这场不同寻常的“文化巡礼”。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张国刚、吴莉苇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