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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无论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或是英美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史中，都是一个掷地有声的名字。对于许多初步进入现代派诗歌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文学爱好者而言，如何寻找切入点，并以此为辐射中心，探究与作家生平、创作有关的人事，无疑是有效把握文学史的方法。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其尧教授新著《庞德与中国文化》正是这样一部书。它不仅可视作庞德的学术传记，也是意象派诗歌的小史。 从庞德发起意象派诗歌运动，到整理费诺罗萨东方学著作，再到翻译、创作《华夏集》、《诗章》等等，这一条脉络在书中梳理得如隔水望石，清晰可触，再加上首尾两部分庞德与同时代文人的交往，以及他的政治经济思想，无疑勾勒出一幅诗人、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的生平肖像。存在于国内文学教材中的庞德，常以《地铁站》一诗的面目出现。俳句式的短诗，想必在不少读者的心目中描绘过一张朦胧而精致的面孔，然而走入此书的庞德，远非“朦胧”可形容。 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是东学西渐的黄金岁月，涌现出不少汉学家，其中与庞德密切相关的就是费诺罗萨。庞德受托整理费氏的中日学术笔记，却不意跨出了毕生爱好中国文化的第一步。《华夏集》就是取材费氏笔记、翻译中国古诗的一件成功作品。有意思的是，庞德的翻译和林纾如出一辙：两人都不通被译入语，都是通过第三方的解释再行翻译，并且都因为各自母语上的造诣而取得不俗成果。这种翻译，称之为“改译”或时下流行的“译写”可能更恰当。相较于林纾对原文的加油添醋，庞德的拆字法倒呈现出极具特色的阐释风格。本书在第八章中配合以大量实例，详尽分析了这种拆字法。很多译法读来相当有趣。例如“维天之命，与穆不已”，他在“维”中看出丝的弹性，在“穆”中看出了禾谷和白光，于是乎“上天的命意能伸能张，在光中，在谷物中，无穷无尽”。虽然悖离原文，却自成一格。类似的做法屡见不鲜，但在批评庞德胡搅蛮缠之前，我们或许更该细读吴其尧先生的见解：“如果站在文化交流的立场上看，这种做法却具有深远的意义。”林纾和庞德的相似，或许更在两人身处的时代境遇，林有感于中国小说的不振，庞德（及庞德的同时代人）经受二战的洗礼，对西方文化的没落有着痛彻骨髓的反思，在借鉴他山之石时，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忠信，而是如何“以新鲜的生命力去刺激固有文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和汉字，无疑是站在拼音文字的异端地位，向西方文明发出切磋的请柬。在第五章中，作者追溯了从维柯到德里达的汉字西方反应史，其中像伏尔泰、狄德罗、黑格尔这样的大家，也抱持着逻各斯中心主义，对非拼音文字表示不解和鄙视。相比之下，费诺罗萨对汉字和汉文明的肯定是难能可贵的，而庞德接下费氏的传力棒，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值得关注的是此书在第三章细心梳理了意象派诗歌的发轫，通过庞德提出的写诗“戒律”和概念定位，我们可以看到，意象并非是通常理解中的形象，而是外部形象在思想中经过加工，由具象升华为抽象，并再度成为具象的一个嬗变过程。“意象不仅仅是思想，它是漩涡一般的或集结在一起的熔化了的思想，而且充满了能量。”最终被诗人呈现出来的意象，就是这样一种不断延续的能量场。它不仅蕴涵着作者的能量，还吐纳着读者的能量。优秀的意象派诗歌之所以长青，原因即在于此。书中认为，庞德的“意象”即中国传统文论中“意象”和“形象”两者的结合。从庞德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来看，确有道理。庞德接触费氏笔记在意象派兴起之后，而他对中国诗歌如同精神遥契一般的信仰和追求，或许正是因为他心目中的“意象”在汉字和汉文化中找到了十足的映现，而在西方读者那里，却往往以误解收场。这一番异国情调的高山流水，使得庞德离开意象派运动，转而发起了漩涡派运动。 《庞德与中国文化——兼论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吴其尧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