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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贱民”，这里主要是指社会地位极度低下、经济十分贫穷，被印度其他种姓蔑视的农民阶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农民无产者。在封建宗法制度统治和种姓制度束缚下，普列姆昌德笔下“贱民”的生活是极端痛苦的。《半斤小麦》中的贱民辛格尔七年前借了婆罗门韦布尔的半斤小麦，七年后竟背上了高于所借之物几百倍的债务。为了偿还债务，不仅他自己在婆罗门韦布尔家当了半辈子的奴隶，而且他的儿子还得继续在韦布尔家当奴隶。《神庙》里那个出身于加马尔低级种姓的寡妇苏喀娅的儿子病了，只是因为她是贱民，就连到神庙里敬神的权利也被剥夺。贫苦的贱民觉库（《地主的水井》）卧病在床，却只能喝妻子从很远的地方给他提来的又脏又臭的水。地主和高利贷者在村头有两口井，“全村人都喝这两口井的水，对谁都没有限制，惟有她这样不幸的人不能到这里来打水。” 在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中，贱民的命运总是十分悲惨的。吉苏和马托夫父子是《可番布》里的主人公。由于家境贫寒，负债累累，儿媳（马托夫的妻子）难产，终因无钱抢救而死去。这种因贫穷而死亡的现象，在其小说中，是非常普遍的。而在小说《解脱》中，其命运的悲惨更令人不寒而栗。杜基为了女儿出嫁，请求婆罗门祭司选择一个吉日良辰。婆罗门祭司竟要求杜基无偿干活一天作为报偿，结果竟把杜基活活累死。杜基死后，因无人收尸，被祭司抛掷野地，任禽兽撕扯，其状惨不忍睹。这类描写贱民悲惨生活和悲剧性命运的作品，在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中，所占的比重较大，除了上述的作品外，还有《穷人的哀号》《残酷无情》《冬夜》《牺牲》《两座坟墓》《丧宴》等等。这些作品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塑造了受苦受难的农民形象，为几千年来印度社会中地位极其卑微，且深受压迫的“贱民”恢复了人格尊严。并且作者以深切的同情和悲愤的激情，描绘了贱民们的苦难历程，揭示了其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所在。 导致普列姆昌德笔下印度贱民命运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是他们性格上都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性特征，那就是愚昧和麻木不仁。尽管他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那样的深重，然而他们却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处境，更谈不上对这种压迫的反抗。他们中有的是逆来顺受，沉默无言；有的则将自己的苦难归因于自己的宿命，自认命苦而已；有的则将希望寄托于来世，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这种内在的愚昧与麻木，不仅写出了印度“贱民”形象性格中的共同弱点，同时也深入地揭示了印度国民性格的劣根性。 人物内在心理的变态和扭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同样是导致其命运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半斤小麦》中的贱民辛格尔形象的发展经过，比较清楚地揭示了贱民内在心理变态的过程。对于辛格尔来说，他所背上的这笔阎王债是不得不还的，“一旦债主的账簿上留下了名字——尤其是欠下了婆罗门的债——那我是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可是这样的阎王债却又无论如何都还不清，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绝望的情绪。在这种绝望感的重压下，人们自然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消极心理：“既然一年到头这样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也没有超过60卢比，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弄到更多的钱呢？横竖头上背了债，管它是一个卢比的，还是一百个卢比的呢？”于是，辛格尔“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从前他抽旱烟，现在居然沾染上抽大麻烟的嗜好了。”辛格尔内在心理的这种变化，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印度贱民悲剧性命运与其愚昧、麻木性格之间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其生活的悲惨，压力的巨大，导致印度贱民们对生活的绝望，而这种对生活的绝望则推进了人们的愚昧和对生活中一切的麻木不仁；反过来，这种愚昧和麻木不仁的内在心理更增添了他们生活及其命运中的悲剧色彩。 如果说愚昧与麻木、心理扭曲是导致印度贱民悲剧性命运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应该从印度社会中去找寻。我个人认为，导致印度贱民悲剧性命运的主要原因，在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等级制度，古梵语称为“瓦尔纳”（Varna），印地语称为“阇提”（Jati），指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不准外人参与的社会等级（身份）制度。印度的种姓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低等的深受剥削和压迫的种姓，即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几千年来，种姓制度一直与印度的宗教紧密结合，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成为印度历代统治者强化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和奴役人民的巨大的精神枷锁。而印度社会各阶层人员也基本一直是在这样的“种姓制度”下生活着。因此，种姓制度也自然地在印度社会各阶层人们心灵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它使得世世代代身居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丧失了知觉，丧失了反抗意识。在他们心中，种姓是命运的安排，是前生注定，是不能也无法进行反抗的。婆罗门则是神的代表，神的化身，神的代言人，服从婆罗门、服侍婆罗门是各种姓的责任和义务，有这种思想意识的人，又哪里会有对婆罗门种姓的反抗呢？杜基就是这种被种姓制度和宗教观念彻底麻醉了的人的典型形象。他在去找婆罗门祭司的时候，知道祭司来后不会坐他家的床，就去打些树叶来准备好。因为“树叶是圣洁的”，而且“大人物都是用树叶盛饭吃”。当他告诉妻子准备供奉用的食品时，特意嘱咐妻子“千万什么也别动”，以免白白糟蹋掉供奉的食品。当他一看见祭司从神堂出来，就“赶忙站起来，五体投地匍匐跪拜……心里充满了敬意”。杜基干活累了，想抽袋烟解解乏，于是径直走进了祭司家客堂去讨火种。谁知，祭司的老婆却大发雷霆，咒骂他这样在婆罗门家出出进进，破坏了教门的规矩，他“后悔得不得了，”并且醒悟到，婆罗门的家，贱民是不能进来的。他“双手合掌，脑瓜碰地”，向祭司老婆赔礼。祭司老婆拿火钳夹着火扔给他时，一颗火星落到了杜基的头上，他便心里想道：“这就是玷污了一个圣洁的婆罗门家庭的报应呀！上天的报应多快！”后来，杜基干活饿了，另一个农民劝他去向祭司家要吃的，他却说：“说的是什么话呵，齐古里！婆罗门的饼咱们能消化得了？” 正是由于杜基这种对婆罗门种姓的极度尊崇，从而扼杀了他心中的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也扼杀了他心中自由、平等的思想萌芽。在他看来，婆罗门祭司是“神的虔诚信徒”，他们形象伟大而神圣，而且权力也大得无边无际，“他想给谁使坏就可以给谁使坏。”对于他自己这类种姓而言，婆罗门祭司是他们惹不起也躲不起的人，他只能将自己的幸福和欢乐以至于整个的命运都寄托在婆罗门祭司的恩赐上，从而完全丧失了作为人应有的精神和气质，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空洞的躯壳。另一方面，“种姓制度”并不会因为“贱民”对它的尊崇而减少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相反，它会变本加厉地剥削和压迫“贱民”。杜基的惨死、吉苏父子俩的病态心理、辛格尔永远也还不清债务的痛苦、依赖肮脏的臭水苟延残喘的贱民觉库等等，现实生活的冷酷无情与种姓制度的壁垒森严，使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种姓群体（包括“贱民”群体）在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残酷的政治压迫下，注定无路可走。 普列姆昌德以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勇气和诚实，第一次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印度贱民悲惨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塑造了受苦受难的农民形象，为几千年来深受压迫的印度社会中卑微的“贱民”恢复了人的尊严。普列姆昌德将“贱民”形象作为文学的典型形象，就是为了对人类精神消极的一面进行深刻的揭示，作者这样做，可以说是在“宣扬耻辱”，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并造成一种灵魂的震撼，促使人们对产生这种“耻辱”的根源进行探索。这正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社会意义之所在。 原载：文艺报2007-07-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