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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94年，瑞典文学院宣布，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认为大江健三郎“深受以但丁、巴尔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因此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大江健三郎成为26年来，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大江1935年生于日本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他从小就喜欢听祖母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并从中吸收了大量文学创作的养分。森林中的鬼怪精灵，是祖母喜爱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当地的传说，也有些是祖母的“即兴发挥”，其中每每出现的“大树”和“灵魂”，日后更是成为了大江诸多作品中的重要意象。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原型，以丰富、开放、生动的形态一直就没有脱离作家的视野。作为“边缘文学”的接受者与实践者，大江巧妙借用了根植于日本人心中的原始自然观——“森林思想”，将边缘文化成功地导入其文学作品之中，使“森林”的象征意蕴变得异常丰富。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森林是摆脱生存困境灵魂再生的精神家园；在《同时代的游戏》中，森林是“理想之国”“乌托邦”；在《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和《洪水淹没我的灵魂》里，森林又是核时代的“隐蔽所”…… 二、大江及日本人的森林思想 大江在论及日本人的“森林情结”时这样说，古代的日本人对自己来自的森林既有一种归属感，又有一种陌生感和畏惧感。在日本的民间传说中，对于森林、海洋等广阔的自然环境，既有仙女精灵等美好的描写，也有鬼怪恶神等为人所畏惧厌恶的存在。他们的民间信仰也是一样，以云头神信仰为例（可能是由对海洋神秘生物的恐惧而来），当地居民既建庙崇拜它，然而又远远的避开它、驱赶它。而看护神社的一族是人们歧视和恐惧的“不可接触者”。 大江是一个对树木、森林具有丰富感受性的作家。一般认为，在被森林围绕的四国山村生活的儿时体验与在都市生活的大江文学创作有着很大的关系。大江作品中的树木、森林明显具有幻想的性质，这是他作品中的主要意象之一。黑古一夫在《大江健三郎论》中，把围绕作家故乡山村的森林看作人类最初的存在方式并将大江对森林的认知方式抽象地称为“森林思想”。他同时指出，大江的文学思想在于和森林的亲和力。如果把森林、树木和民间紧密联系在一起来看的话，所谓的“森林思想”，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创作的边缘思想。 大江对“森林”的钟爱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基于他对生长于斯的故乡的挚爱之情，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日本文化中对森林的崇拜。日本学者梅原猛指出，日本的宗教“一般是指日本人传统的神道和佛教……特别是神道，我认为它本来就是森林的宗教。”然而，对大江森林意识形成的理解仅止于此是不够的。因为，成年后的大江毕竟走出了故乡——森林，步入了现代文明社会。置身于都市的大江之所以选择将其创作思维和情感回归于森林，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即他对理想人生和社会的追求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大江认为，天皇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遗留下来的社会等级制度，是与民主主义不相容的。但是，在二战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天皇制仍然存在。他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反对美国军事势力在亚洲的扩张。然而，这一条约因受到日本统治集团的维护而未能废除。他反对日木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惨无人道的屠杀，反对复活军国主义并旗帜鲜明地站在这一正义斗争的前列。即使在瑞典领奖时，他仍再次重申他的坚定立场：“如果把放弃战争的誓言从宪法里删去，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牺牲者最彻底的背叛。” 三、大江作品中的森林情结 在日本，神社是非常神圣的地方，神圣的地方不能没有森林，这是从绳纹时代以来日本人所一直信仰的。绳纹陶器上的花纹表现了人们对树木精灵的信仰，没有任何东西能具有像树木那样巨大的生命力。树木的精灵是生命的象征，一颗小小的种子可以长成高大的巨树，而且可以生存几百年、几千年。绳纹人利用树皮编的绳子在陶器上印上花纹，似乎是想把树木的精灵，生命力化为己有。而且树木也是神所附体的地方。所以日本人对森林的信仰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绳纹时代。后来，最澄（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开山祖师，著有《显戒论》）提出了“山川草木悉皆成佛”的思想。也就是说，不仅人、动物、植物乃至山川都有佛性，一切都可成佛。最澄的这种思想大大强化了日本人的森林思想及对森林的崇拜。因此，他们将树木作为自己的重要图腾之一，把日常生活中对自然的恐惧和神秘感集中于树木，从而产生了有关森林的原始神话和次生神话。诸如此类的神话有一些以女巫的咒语和祭祀的歌谣等形式流传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祖母和母亲相继为孩童时代的大江扮演了这种女巫的角色，把森林中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连同种种民间传说生动地传承给了好奇的大江。 在这些神话、传说中有两个故事对大江的创作影响最大。一个是祖母讲的关于“木灵”的传说，另一个是从母亲那里听到的“童子”的故事。祖母告诉大江，山谷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人的灵魂从“自己的树”的根中出来钻到刚降生的孩子里，而人死了灵魂又返回树根里。聪明的灵魂会记住自己是从哪棵树来的……但不可以说……如果进了林子，无意中站到“自己的树”下，年长的自己会和年幼的自己相遇……这个“木灵”传说不但激起了幼年大江的好奇心，也为其文学创作中关于灵魂的存在与再生问题提供了依据与可能。 “童子”的故事也是活跃在大江故乡的传说之一。在其近作《愁容童子》中，“童子”是一个名叫龟井铭助的传奇少年，他“可以自由往来于时间和空间”，每每转世投生后出现在暴动的山民和矿工等处于弱势的劳苦大众身边出谋划策。作者借助其助手罗兹之口对“童子”做了这样的诠释：“童子”们从森林中的做梦人那里出发，前往世界各处，然后再回到森林里来。永远这样周而复始……森林深处那个犹如巨大机关般的做梦人——原本他也是一个“童子”——所见到的梦境，是“梦中浮桥”。通过这座浮桥，无数“童子”在各不相同的时间，前往各不相同的工作场所，前往现实世界。但是，做梦人却从不曾迷失无数“童子”中的任何一人。这一个个“童子”的工作，就映现在做梦人梦中的银幕上。莫如说，或许由梦境中的银幕合成的形象，以电传形式在各不相同的时间发往各不相同的场所，最终具体化为现实的场面……当然，也有人像铭助托生的“童子”那样，在举行暴动的农民走投无路而召开军事会议之际躺在会场，借助梦境返回做梦人处讨教战术。即便不如此，森林深处的做梦人也会通过梦境，向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童子”传送指令。在所有时间，向所有场所的“童子”。 在《被偷换的孩子》中，主人公古义人讲述了一个他幼年时在山林里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说的是战败那一年，他拿着植物图鉴去森林里，却因突发的暴雨而被困在林子里，直到三天后被上山救援的人从树洞中解救出来。弥留之际，小小的古义人依稀听到大夫嘱咐母亲准备料理后事。醒转过来的古义人便询问母亲自己是否就要死去？并告诉母亲，自己听到了大夫的嘱咐。母亲却告诉古义人他不会死去，即便真的死去，自己也会再生出一个孩子来，“会把你以前看到的、听到的、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新的你听。这样，新的你就会用你所知道的词汇说话。所以说，这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 如上所述，大江故乡流传的神话、传说中的魔幻氛围，多与人的再生有关。在日本的文化中，死去的人并不是“鬼”这样一种恐怖的存在，而是经过时间的洗炼后会变成“神”。森林的生生不息使日本人形成众生平等和生死循环的思想，即使现代科学再发达，这样的思想也在现代日本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我们在大江的作品中经常会看到的“再生”，应该也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神话、传说赋予“森林”的既意味着死亡又具备再生功能的双重特性，也正是大江一直关注的死与再生问题。因此，大江创作中对神话、传说的回归，并非纯粹表现为对原始初民和“化外之民”自然和谐生活隔窗望月式的憧憬和向往，而是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四国森林中的神话和传说所包孕的独特宇宙观、生死观再现于文本中，映衬出本民族的灵魂、传统和文化之根，寻觅治疗痼疾难愈的现代文明的一剂良方，为日本人与日本文化迈向“再生”提供契机。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年)属于表现残疾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这部被称之为现代传奇小说的作品中，白痴儿的父亲蜜三郎与从美国回来的弟弟鹰四，一起返回故乡四国的群山之间，卖掉了百年老屋并寻找这座老屋所象征的祖先的谱系。早在万延元年(1860年)的农民起义中，他们的曾祖父(身为村长的老屋主人)与其任义军首领的弟弟相互对抗，最后曾祖父杀死了纵火焚烧老屋的弟弟。为把村里年轻人组织起来同朝鲜人抗衡，鹰四用卖老屋的钱办起一支足球队，蜜三郎却通过此事从鹰四身上看到了曾祖父弟弟的暴力基因。在计划抢劫朝鲜人的超级市场失败后，鹰四承认了奸污白痴妹妹并在致其怀孕后逼迫她自杀的事实，随后自己也用猎枪自杀身亡。蜜三郎与妻子商定，要把白痴儿子接回来，并收养鹰四的孩子。在整部作品里，作者以故乡四国的群山、森林和山村为舞台，把虚构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幅离奇的画面，并借该作品表现出自己的焦虑：人类应如何走出那片象征着核时代的恐怖和不安的“森林”。 四、结语 如果说海洋文明的狂暴给了日本民族不屈的精神，那么森林文明的优雅精神则给了日本民族和谐和宁静的禀性。森林因素促成了日本民族最初的万物有灵观念和万物同情观念以及以生命之充盈为美的观念。森林信仰是日本宗教思想的核心信仰，是日本精神思想结构的支柱。大江在其作品中“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了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作者在把现实引入小说的同时，致力于非现实性的虚构，两者之间既截然分明，又随意重叠，而将这两者巧妙结合起来的，则是大江从日本文学传统中继承下来、又具有浓郁个人特色的象征性表现手法。在这个独特、丰富的想象世界里，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对森林情有独钟，在诸多以森林为舞台的小说中，大量导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意在把现实中的神话意义剥离出来，好像在有意印证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点——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归森林的则是完成了的死亡。 参考文献： 1.姜楠：“大江健三郎的‘边缘文学’”，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9期。 2.顾也力、陈多友：《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前沿文存》，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黑古一夫：《大江健三郎论》，日本彩流社1994年版。 4.梅原猛：《森林思想——日本文化的原点》，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 5.许金龙：《译序：“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独骑士》，见大江健三郎：《愁容童子》，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 6.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作品集》，沈国威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1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