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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与他人和解，先与自己和解吧。”这是几天前，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在访华期间的感慨。这句话，他说给自己，也说给他的犹太民族，他的祖国以色列———应该也包括整个世界吧。让我们跟随他的叙述，去体味“和解”、“让步”的艰难与珍贵。 ■人物简介 阿摩司·奥兹，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现居沙漠城市阿拉德。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 迄今已发表12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7部随笔集和一部儿童读物。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曾获多种重要的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除文学写作外，他还发表过大量有关阿以冲突的文章，是“现在就和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奥兹曾将自己的中国心结比做“中国梦”。自1998年起，我国陆续引进了他的多部作品：《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沙海无澜》、《了解女人》、《费玛》、《黑匣子》、《莫称之为夜晚》、《鬼使山庄》等。今年则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邀请，奥兹于八月底九月初访问了北京、上海，出席作品首发式，发表演讲，会晤中国作家。 ■主要作品简介 《我的米海尔》：以20世纪50年代的耶路撒冷为背景，是一个有关爱、婚姻及幻想的故事。女主人公对单调乏味、缺乏想象力的丈夫失望，被循规蹈矩的生活窒息，终于被压抑的欲望和暴力幻想逼迫得精神崩溃。被认为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以色列国家现状的深刻写照。 《爱与黑暗的故事》：自传体长篇小说，奥兹在描述家族历史和个人成长故事的同时，也描写了他童年时代耶路撒冷的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使作品含有民族史诗的特征。小说相当一部分篇幅描写母爱。奥兹的母亲美丽温柔，多愁善感，父亲是一位通晓十几门语言的学者，但在耶路撒冷不是很得志。在奥兹12岁那年，母亲自杀身亡，对奥兹的心理产生了强烈震撼，影响到他的全部人生和创作。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奥兹第一次面对自己人之初的心灵创伤，相当感人。 ■采访手记放火是他们的事泼水是我的事 奥兹说犹太人善于自嘲。“自嘲，就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反观自己。而伟大文学的秘密，正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和本民族的文化。” 中国行，被奥兹解读为“两种文化的私人交谈”。他想在世界上两种古老文明之间，架一座桥。他甚至幻想过如果孔子和犹太民族的先知交谈，会谈点什么。 对这一“交谈”的等待，这位作家显得很有耐心。奥兹父亲生前会读16种语言，会讲11种语言，只是其中不包括中文。这让他打小就觉得中文特别。1992年，他对新华社记者说过自己会来中国；1996年，他对中国的访问学者说过他想来中国。但是直到2007年8月27日，奥兹才开始首次中国之行。 8月27日在京亮相后第二天，他便访问上海，30日回京。接下来，是参观北京国际书展，参观天坛、长城，作品研讨，在社科院、北大做演讲，还有《爱与黑暗的故事》首发，还有使馆活动……而他，9月9日就要回国了。行程可真不轻松，但他没有一丝不耐烦。天知道他在以色列的生活是何等规律：早上总是5点起床，写作一个小时，吃饭，稍事休息……在他家，书的摆放都是有固定顺序的。问他累不累，他总是微笑。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奥兹接受着一拨又一拨媒体的采访，一遍又一遍回答着大同小异的问题。问到他心坎上了，他会对你说“谢谢”。问得不靠谱，他便来个“奥兹式”的幽默。刚到北京十几个小时，就有记者问他对中国的印象，他说：“如果我到北京有三天，没准可以给你来篇《北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三天过去，再问这一问题，他还会认真回答：“我到的是北京和上海，城市的活力和繁荣让我印象很深，但我知道，中国是农业大国，没到中国的农村，我不好说对中国的印象。” 首发式上，奥兹告诉记者，他不会用电脑，坚持手写，而且书桌上摆着两支笔。“一支笔写小说，一支笔写政论。”他的政论多半是说政府的“不”字，尽管奥兹夫人说生活中的他，从不说身边人一个“不”字。 除了作家，别人也称他“和平主义者”。1977年巴以冲突期间，他与志同道合者发起了“现在就和平”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未有什么大的实质性的效果。“有人放火是他们的事，泼不泼水是我的事，我必须有点耐心，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在。” 他的夫人说，对于他人带给他的伤害，奥兹总是试着去遗忘；但“泼水”，他似乎从未曾遗忘。在这件事上，他的耐心还会持续。 没有人愿意“妥协”、“让步”，尤其是年轻人。 今年68岁的以色列老头阿摩司·奥兹，前两天在中国这么说，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一样。 只是，现在他懂了———“让步”，是个好词儿。它能让自己和祖辈关系更和谐；能让自己和妻儿关系更和谐；能让自己和自己关系更和谐；能让祖国和邻邦关系更和谐。通过写作和社会活动，他一步步实践着与自己、与父母、与妻儿、与“敌国”的和解。 只要有人的地方，让步、或者说妥协，就是必要的存在。奥兹老先生坚持这么认为。他经常和意见相左的犹太同胞在一起争论，也经常是对方被他驳得体无完肤。 “与他人和解，先与自己和解吧。”这句话他说给自己，说给他的犹太民族，包括他的祖国———中东关系中的以色列。 和解，是他认为的平复自己和同胞痛苦的必经之路。 ■母亲因为不堪忍受恐惧不安的生活而自杀，父亲曾是他彻底反叛的对象 父母，曾是奥兹心中久长的痛。他说，写完自传体长篇小说《爱和黑暗的故事》，就算和父母“和解”了。 1939年，奥兹生于耶路撒冷。父母是上世纪30年代，欧洲“排犹”声浪四起时，分别从苏联的敖德萨（现属乌克兰）以及波兰去的移民。“父亲深爱俄罗斯，但当年的俄罗斯可曾爱过他？母亲深爱着波兰，当年的波兰可曾爱过她？他们深爱欧洲，当年的欧洲可曾爱过他们？直到以色列诞生，犹太民族才结束四处被驱逐的命运。”因为不堪忍受恐惧不安、毫无色彩的生活，母亲在奥兹12岁时自杀。 母亲的故乡，奥兹至今尚未亲临。据他夫人尼莉介绍，约三年前，有人专门组织考察团探访过他的家乡，奥兹夫人去了，奥兹没去。在以色列看妻子拍摄回来的影像，年过六旬的他流泪了。妻子说，我们带着女儿和儿子还有孙子全家一起去吧。奥兹说，不。“母亲故事中的那些，已经不存在了，他可能不想破坏记忆。”妻子说。 在奥兹的自传体小说里，母亲是美丽优雅的、总给他讲故事的、年少时最温暖的存在。而与母亲不和的父亲，则曾经是非常可恨的，尽管现在奥兹会用感激的心情回忆他。在相当长时间里，父亲，是奥兹的“全面反叛”对象。“很彻底，从内在到外在。他是学者，舞文弄墨，我就琢磨着要当农夫、开拖拉机；他长得矮小，我就发誓长高。”———后者，他并未“得逞”。 去年，因为新书在敖德萨出版，奥兹第一次去了那里，但“俄罗斯于我，从未远离过。一切是那么熟悉。”见到祖辈故事中的村庄，他难掩泪痕。甚至在异国他乡的北京，在一个初次见面的女儿辈记者面前稍稍提起，眼里也会“波光粼粼”———于他，眉头紧蹙是常态，泪眼婆娑却稀罕。因为他的父亲，从本质上是要求“男孩别哭”的。 他父母懂俄语、波兰语、德语、英语等十几种语言，但从不教他任何外语，只教犹太民族古老的希伯来文，唯恐儿子掌握了欧洲的某种语言，会跑到欧洲去。“他们怕极了对犹太人曾经的屠杀，也因此担心我的安全。”直到1969年赴牛津大学留学，他才“学了点英文”。而今，用英文在全世界做了无数精彩演讲、通常不用准备的奥兹，只用希伯来文写作。在英国、在美国、在中国，似乎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用希伯来文为公众朗读，是他的保留节目。“就像你第二次爱，你才会真正懂得初恋的滋味，就像到别的国家生活上一年，你才会看明白自己的国家，也许只有学了一门外语，你才能更加懂得母语的珍贵。” 奥兹说：“至少要三代，才能真正完成欧洲到以色列的‘迁移’。”他给记者举了个小例子：“欧洲的房子，总有高高的屋脊，屋脊上有烟囱，烟囱里青烟缕缕。以色列则不然，这里不冷，房子不需要炉子，不需要烟囱，屋顶也是平的。但如果以色列小孩画笔下的房子，即便他在以色列出生，依然会是高高的屋脊、烟囱、青烟缕缕。这不是他看见的，是奶奶或妈妈讲的故事融入了他的血液。” ■如果一个男孩子要追女孩子，他就应该听女孩子讲故事，并且给女孩子讲故事 少年奥兹，曾有过许多斑斓的梦想。“小时候，因为发表了点东西，诗歌、小故事，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由于拒绝重蹈父亲的‘覆辙’，又憧憬着成为一名农夫。因为恐惧屠杀，曾想变成一本书。看着消防员在火灾现场的模样很酷，便想成为一名消防员。”书，自然是变不成的；作家梦，已没有今天再说的价值；做消防员，也只是他当年梦想吸引女孩子的“重大举措”；倒是“做农夫”的念头，让他的人生出现了拐点。 14岁那年，他去了距离家约45公里的集体农庄基布兹。“对于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到农场去，绝对称得上人生的革命。优秀的城市青年，很难是干农活的好手。”在基布兹，他先干了一件大事———改名为“奥 兹”，在希伯来语里，这个词意味着“勇气、力量和坚持”。不过他唯一擅长的，还是讲故事。 “从他去基布兹开始，我们就认识。六七年后我嫁给了他，那年我20岁。”少女时的尼莉，能歌善舞，曾是许多年轻男子的“梦中情人”。但一张奥兹的老照片，在她钱包里放了几十年。“所有女人关于男人的设想，都能在他身上圆满。他年轻的时候，帅呆了。” 仅仅是因为帅吗？当然不是。奥兹在首次访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一个男孩子要追女孩子，他就应该听女孩子讲故事，并且给女孩子讲故事———当年征服奥兹夫人的，就是这一招。“他肚子里有很多故事。”后来，他开始在报纸杂志上“讲故事”。发了两三个中短篇小说，又因为农场需要中学老师，他被送去 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他被邀请留校继续深造，但他不想成为学者，而是想多写些东西，于是回了基布兹。”夫人尼莉透露。 1968年，《我的米海尔》出版，把奥兹推到以色列文学的“VIP席”上。时至今日，奥兹依然说，当年只是能出版就满足了。夫人尼莉通常是他的“第一读者”，她对丈夫用女人的口吻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并不看好，还说“真不知道你这书有谁会买”，当然，“从没想过他在希伯来文学上会变得那么重要”。后来，这部书被翻译成30种语言，包括汉语。 类似的意外，还发生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上。“他写别的书，总是事先不跟我说，写完了之后把完整的书稿递给我，但这本书不同，他每写20页就拿给我看。我 一路看得很开心，那些事儿我只知道一点，包括母亲自杀，他都只对我提起过一次。”见夫人看得开心，奥兹说，“没人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有谁会对百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感兴趣呢？除非不是发生在别人家里。”于是，在相当长时间里，“他几乎不相信别人会喜欢这本书，书店里书都上架了他还不信。”这本自传体小说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更让夫妻两个人都紧张得不行。“法国、意大利、德国的读者，怎么可能理解这一切？”但事实是，每天都有雪片一样的信飞来他家，“信中讲述的几乎都是读者自己的家事。因为奥兹书里讲述的是家事，大家都从里面找到了他们自己或者家人的影子。” ■他第一个站出来，在报纸上说，和平永远比土地重要，否则杀戮还会持续 “如果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我会说：不幸的家庭。”这句话来自《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中文版前言。它其实只能指向奥兹的父母，他与夫人之间幸运地与之迥异。 其实，《爱与黑暗的故事》在奥兹的心里很多年了。年过六旬才提笔，是因为他和自己“和解”的过程太漫长。“我试图揭示一个谜：父母是两个好人，他们都干着各自有理由的事情，缘何没有好的结果？”在少年时代，他经常以黑与白、善与恶去辨别这个世界。这让他少不了愤懑：不满父亲和母亲、和自己的关系；不满母亲的不辞而别……后来，他才发现，最大的悲剧，是“善”与“善”联手酿造的悲剧；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是“白”与“白”的问题。由“父亲极强的控制欲”，他悟得一个反义词———“妥协”，或者说“让步”。 奥兹和妻子之间，彼此“让步”。因为家庭的变故，少年奥兹很内向，但奥兹夫人外向，夫人花了很多年教他领略和朋友在一起的乐趣。业余爱好养鱼的奥兹，不喜欢音乐，却是每天傍晚妻子笛子吹奏练习的听众；搞音乐的妻子，最大的遗憾是他不会跳舞，但奥兹看着她和别人在一起，也看出了翩翩起舞的乐趣。和夫人同游日本，妻子的笑声过于“爽朗”，奥兹不斥责，而是幽他一默：“小声点，你干吗要告诉全世界你不是日本女人？”在北京访问期间，一天活动下来，他累得要命，眼睛都快闭上了，却依然陪着夫人在国际饭店二楼听钢琴演奏。电视上出现一个漂亮女人，妻子问奥兹那女人怎么样，他的回答“几十年如一日”：“比起你，差远了。” 奥兹也是个好“爸爸”兼“好爷爷”、“好外公”。因为儿子有哮喘病，他就举家搬迁到以色列南部的沙漠小城阿拉德。他告诉记者：“我不像我父亲的控制欲那么强。孩子们选择什么方式生活，我总是尽量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从不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这样的话。儿子对我也有抱怨，但和父亲与我之间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让步，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同样重要，特别对犹太民族而言。”奥兹说，“质疑和争论，是犹太人的特点，清楚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以色列文学和以色列的今天。”早在8岁多时，奥兹就曾给掌管耶路撒冷地区的英国长官去了一封信：“你要是不在6个月内离开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的赎罪日，就会成为大不列颠帝国的审判日。” 68岁的奥兹风格早已转变，现在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对埃及等邻国的胜利，曾让以色列举国欢庆，但奥兹不。“他第一个站出来，在报纸上说，和平永远比土地重要，否则杀戮还会持续；老百姓的生命，远重于其他任何东西。”尼莉说：“当时，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包括交战国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受不了他这么说。但现在，超过70%的以色列人都站在了他这一边。” 奥兹被誉为“以色列的良心”。新华社曾驻耶路撒冷记者高秋福说：“理解奥兹，千万不能忽略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面。”奥兹在社科院演讲时说，“在有些年轻人的眼里，‘让步’意味着‘不坚持’、某种意味上的‘不诚实’，甚至‘投降’，但在我的词典里，这个词的意思是‘对生命的尊重’。” 原载：《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７年９月６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