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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坛战争责任追究和讨论的不了了之、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也反映在战后的文学创作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战后文学是以战争为主题、为背景的。这类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战后派文学”。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各国文学的整体情况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日本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国，作为对亚洲人民造成极大祸害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在战后理所当然对中国这样的被害国进行反省、忏悔和认罪，但是，在数不胜数、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战后文学作品中，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样的作品。 日本战后派文学有两个基本的倾向。其一就是极力强调、表现和描写战争给日本人本身、特别是日本人的心灵所造成的伤害，具有强烈的自怜性。这里以战后派文学中的两个最大代表——野间宏和大冈升平——为例。野间宏在战争中先后在中国、菲律宾等地当过三年兵。他的有关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参加过侵略战争的军人。但是，野间宏所着意表现的，不是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暴行及其对暴行的忏悔，而是这些军人战后的内心痛苦。而且这种痛苦又主要不是来自对战争中野蛮兽行的悔罪，而常常是因为战场上只顾自己，如何没有救助自己的战友。野间宏的名作、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就是这样的作品。主人公北山年夫在战场上丧失了同情和怜悯，对同伴见死不救，战后人性复苏，陷入了痛苦的自责和忏悔中。野间宏的另一篇代表作、中篇小说《崩溃的感觉》、长篇小说《真空地带》，或表现战争给日本士兵造成的心灵创伤，或描写日本军队内部的黑暗内幕，而对战争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造成的苦难，都甚少表现。战后派文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大冈升平也曾参加过日本军队，他的代表作《野火》则写战争后期处于困境中的日本军队的士兵们，如何丧失人性，为了活命而杀死同伴吃掉人肉。单从这些作品看上去，似乎战争的最大受害者首先不是被侵略者，而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士兵。当然，日本士兵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更是侵略者、烧杀奸掠者，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是通过他们的手去具体实施的。因此，把日本士兵作为战争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来写，是日本战后文学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把日本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刻意地加以表现，还集中地体现在战后文学中出现的所谓的“原爆文学”上。1945年8月，美军为加速日本的投降，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夺去了日本近30万人的生命，给日本留下了血的教训。“原爆文学”的代表作品有原民喜的《夏天的花》《毁灭的序曲》，阿川弘之的《恶魔的遗产》，大田洋子的《尸体狼藉的市街》，井上光晴的《土地群》，井伏鳟二的《黑雨》，佐多稻子的《树影》等。对原子弹的灾难加以表现，是完全正常的和必要的。但是，这些“原爆文学”虽然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战的倾向，但也往往孤立地描写日本人如何受到原子弹及其后遗症“原爆病”的危害与折磨，而没能从根本上指出日本为什么挨原子弹的轰炸，被害者的意识非常强烈，显得诉苦有余，而反省不足。 日本战后派文学的另一个倾向就是“反抗战后”。即反抗战后的联合国军对日本的占领及实行的民主改革，不满日本战败投降的既定事实，讨厌战后的和平秩序，借此发泄对日本投降的悲哀和愤懑。通俗地说，就是对日本的战败投降不服气。这种情绪在战后日本文学中相当普遍，竟至形成了一种“反抗战后”的文学潮流。其中，战后文学中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三岛由纪夫和战后不久出现的所谓“无赖派”、“太阳族”作家，都鲜明地表现了“反抗战后”的倾向。三岛由纪夫是战后派作家中的右翼分子的代表，他对以武士道为精神依托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毁灭怀有无限的追怀，对日本的战败抱着一种深深的幻灭和绝望感。在《金阁寺》中，他写道：“听了天皇的停战诏书，很多人都泣不成声”，“日本战败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不是一种解放，绝不是。”于是他仇视战后日本的和平与民主，鼓吹修改和平宪法，复活军国主义。他的作品大多以倒错、嗜血、复仇、趋亡等变态心理的描写为内容，形象地隐喻了对战后现实的复仇情绪。1970年，这位作家终因煽动自卫队暴乱未遂而当场剖腹自杀。此后三岛由纪夫又成为军国主义分子们从事招摇宣传的一面黑旗。“无赖派”和“太阳族”都是“反抗战后”的文学流派，它们都产生于战败的悲哀，产生于对战后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无赖派的核心人物太宰治在战争中应军国主义政权之约，写了宣扬大东亚主义、歪曲鲁迅形象的《惜别》，战后又在《维荣的妻子》《斜阳》等作品中，表现了战败后没落的情绪和对社会无赖式的反抗与绝望。他本人也在这种绝望中自杀。“太阳族”的代表石原慎太郎是一个极端右翼分子。他在《太阳的季节》中，以赞美和欣赏的态度描写了一帮流氓痞子打架斗殴玩女人的流氓活动。这些痞子流氓的所作所为不是一般的犯罪活动，而是象征着对战后社会秩序的不满和反抗。作者所欣赏的，也不是一般的“垮掉派”式的嬉皮士，而是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反抗行为。在长篇小说《行刑室》中，石原慎太郎通过主人公的口说：“这个社会仿佛是一间小屋，叫人透不过气来……我想使出浑身的力气去撞倒它，可是不知道该撞倒什么。”于是就让他笔下的人物乱撞一气。就在那乱撞一气的流氓行为中，宣泄了他破坏战后社会秩序、重建失去的军国主义制度的内在欲望。无怪乎这位作家自60年代后便由流氓痞子的旗手，变成了一个右翼政治家，当上了国会议员、大臣和“知事”，组织了军国主义组织“青岚会”，大肆鼓吹复活军国主义。近年来又大力宣扬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接二连三地出书，对美国说“不”；还多次大放厥词，散布反华谬论，胡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 在上述的“自怜”与“反抗战后”大语境之中，那些原侵华文学作家，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原侵华文学的炮制者，在战后初期寂寞了一段时间以后，重又活跃在战后文学的舞台上。他们中有的人在抽象的层面上，曾表达过反对战争之类的意思，但是对自己的战争责任，特别是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责任和罪过，大都故意沉默，或者拒不认错。如石川达三、火野苇平、佐藤春夫、尾崎士朗、岸田国士、上田广、保田与重郎、林房雄、林芙美子、日比野士郎、栋田博、武者小路实笃等等，都是如此。这些作家，有的是侵华战争中来到中国战场“从军”的所谓“笔部队”作家，有的是日本侵华军队中的所谓“军队作家”。他们对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即使没有亲身为之，至少也是耳闻目睹的见证人。有人说，他们在战争期间是受军国主义的政权“驱使”，不得已才协力了战争的。既然这样，那么照理说，战后他们有着充分的自由和机会，凭着他们的良知把他们在战争中不敢说的话，不敢写的东西说出来、写出来，写出“反侵华文学”、“反侵略文学”，以正视听，以挽回他们炮制的侵华文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但是，战后他们在对中国人民的战争责任问题上，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战后出现的为数寥寥的反省侵华战争罪行的作品，并不是这些责任最大的侵华文学炮制者写的。这种顽固的立场，甚至战后中国人民以既往不咎、宽容友好相感化，也无济于事。例如，在战争中因制作《麦与士兵》等侵华小说而被日本军国主义政权誉为“国民英雄”的火野苇平，1955年曾来中国访问旅行，并受到友好接待。他以这次旅行访问为题材，写了《去红色国家旅行的人》。在这部随笔中，看不到火野苇平的忏悔，相反，却表现了他对50年代中期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所投下的冷冷的目光。在这部书的最后，火野苇平写道：“无论新中国如何如何迅速建设起来，作为一个国家如何发展，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在这个国家待着。”想当初，火野苇平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杭州一带，“待”得是那样有滋有味（见他的长篇小说《花与士兵》），把沦陷区描写成了“王道乐士”，而对独立解放了的新中国，他却如此隔膜冷漠。其中暗含的阴暗微妙的心理，是不言自明的。还有的原侵华文学作者，据说在战后的有关作品中表现了“反战思想”，但是，仔细读读就不难看出，与其说他们的作品是反战的，不如说是“反对战败”。如林芙美子，在晚年的长篇小说《浮云》中，着意描写了日本战败的惨相，让小说中的人物说出：“这个战争把我们身心都给搞得乱七八糟，我可吃尽了苦头呀”；“提起我们这些人，都是战争给搞得呀”，或者说“战争这东西让我们看到的是极其残酷的梦”，等等。然而，这里所谓的“战争”，实际上指的是“打败了的战争”。这里抱怨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败”。想当初，林芙美子作为少有的“笔部队”的女作家，在武汉前线出尽风头，是侵华战争的积极协力者。对她来说，战争带来的是“名声”、“荣誉”和虚荣心的满足。而战败，却使得这些曾令自己陶醉的一切，顷刻间变得一文不值，甚至臭如粪土。不仅是林芙美子，恐怕对战后所有不愿忏悔、不承认罪责的原侵华文学作家来说，都是如此。 不仅真正反省、真心忏悔的原侵华文学作者寥寥无几。有的原侵华文学作家，在战后仍然坚持反华立场，其中最恶劣的就是林房雄。林房雄本来是“无产阶级作家”，30年代被当局逮捕在狱中变节，变成了一个死心塌地的军国主义分子。侵华战争期间，他曾作为“笔部队”成员到中国前线从军，写了《上海战线》《战争的侧面》等以侵华为内容的报告文学。还写了《勤皇之心》《青年之国》等宣扬军国主义、“大东亚主义”的书。后来在中国积极从事文化特务工作，在中国南北沧陷区来回穿梭，为配合侵华战争而向沦陷区文坛推销所谓“大东亚文学”，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大肆干预渗透。沧陷区文坛上的一些人将他视若钦差大臣，极力讨好奉迎。战后，他作为战争责任者受到了处分，但却不思改悔。60年代中期，林房雄炮制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全面地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辩护。他表示反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史观”、苏联的“帝国主义战争史观”和中共的“抗日战争史观”，而要建立他自己的史观。他认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早在日俄战争后就开始了，是“百年战争”，是近代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而抗争的“攘夷”行动，是解放亚洲的战争；“满州事变”、“日支事变”等“不是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大东亚战争的原因是日本为了生存，在同俄国开战后又同美国开战。还认为日本根本没有法西斯主义……这些荒谬绝伦的观点，说出了许多日本人想说的心里话，在日本却长期成为畅销书，一版一版地印刷发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1994年，日本自民党成立的旨在为“大东亚战争”招魂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的谬论集一书《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与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是一脉相承的。 原载：《文艺报》2007-12-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