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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瑞士出版商梅尔莫提议定期给柯莱特送一束不同的花；作为交换，柯莱特要描写繁花中的一种。于是1948年梅尔莫出版社推出的“花束”丛书中就有了一本别致的小集子:《花事》。“开到荼蘼花事了”，似水流年一瓢无。 《花事》［法］ 柯莱特著 黄荭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语里偏爱某个人或某样东西(avoirun faible pour qn.ou qch)直译过来是“对她/他/它有一个弱点”。喜欢谁，谁就成了你心底的柔软，你不堪一击的脆弱。换言之，你被击中了，幸与不幸的闪电——法国人把一见钟情说成是一记闪电(uncoupdefoudre)，或许爱情的确是“致命的一击”——人终究都逃不过宿命，爱情或者其他。 才把法文版的《花事》捧在手里，我就看到了自己的弱点。 击中我的不是柯莱特的传奇种种，写《花事》(1947)的时候她已经老了，关节炎开始慢慢折磨这只自由乖戾的“老猫”。更多的时候，她蜷在椅子上，蓬着头发，猞猁般的眼睛和嘴角若有若无的嘲讽，一不留神扫射过来，是任由光阴错转也遮掩不住的锋芒，怀疑又不容置疑。 1873年1月28日，茜多妮－加布里埃尔·柯莱特出生在法国外省勃艮第的一个小山村，20岁那年，她嫁给作家亨利·戈蒂埃·维拉尔(笔名维里)，并随他来到巴黎。年轻而无聊的日子，她开始和文字捉起迷藏，在练习本上描绘童年琐事和自己旧时身影。丈夫很快意识到了妻子的写作天赋，他为自己是这一富矿的主人而喜不自胜。1900年，《克洛蒂娜在学校》出版，署名“维里”。被丈夫冒名、剽窃、侵吞所有著作权，柯莱特形同被工头逼迫的矿工，在记忆和想象中没日没夜地挖掘。《克洛蒂娜》系列长期署着维里的名字，柯莱特自己也帮着隐瞒，全巴黎都心知肚明，但她就是闭口不谈。1906年夫妻分居，1907年维里卖掉了《克洛蒂娜》系列四部作品的全部版权。走出控制的道路漫长而艰难，缄默和忍耐不是因为“激情退却”，而是因为“人必生活着”的危机感和焦虑。柯莱特选择了离婚。 当弦绷得太紧，断是痛，也是解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演哑剧，甚至喜剧。要是内衣防碍我的动作，显不出我的身段，我可以光着身子跳舞……我要钟爱那个爱我的人，把我在世上拥有的一切都给他:我不容分享的身体，我温柔的心，我的自由！我要……我要！……”聆听自我，欲望成了自由的先声，当女性成为欲求积极的主体而不是欲求消极的客体，性自由就成了无拘无束、毫无禁忌的本色写作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巴黎、红磨坊、两次世界大战间歇的疯狂和迷醉，“流浪女伶”和“歌舞场的内幕”。管风琴尖锐的伴奏声中，柯莱特在红磨坊的舞台上跟米茜(德·莫尔尼侯爵夫人)情意绵绵的热吻，肆无忌惮的暴露和出位，惊动了风化警察前来封门禁演。 情人，无数的情人，男的，女的，尤其是年轻的。甚至是前夫年仅十六岁的儿子，是她对他进行了情感教育和性启蒙。柯莱特说“我不在乎！”她不在乎蜚短流长，她只在乎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可以保障她想要的生活。她很快就成为法亚尔出版社按销售量抽取最高版税的作家。当出版社说安德烈·纪德要求的稿费才只是她的四分之一的时候，她针尖麦芒地反驳:“这是安德烈·纪德不对。名作家尚且如此，别人还能指望拿多少，不是明摆着要饿肚了么？”柯莱特不要饿肚，她要享受，享受存在的华美，甚或荒唐。 我总觉得叛逆是柯莱特坚守的一个姿态，一如她的写作风格，带着对大自然、对人性异教徒式的沉醉和清醒。西蒙娜·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她那深思熟虑的自发性——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总是有意地放弃了其他的素材。”她保留了小素材，放弃了大素材，这虽然常常是女性写作的共性(人们或许更习惯说是通病)，但在柯莱特笔下，最先锋、最具现代意识的写作就是对个人体验的书写，这也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完全合拍:“自我欣赏，对公众事务缺乏兴趣，在提倡性感与情感的社会里追求绝对幸福……” 1944年，柯莱特当选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享有如此殊荣的女作家。有评论说她的写作“自始至终，无一败笔、无一赘语、无一俗套”，称她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散文作家”。1953年，柯莱特八十大寿，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文学费加罗》出了柯莱特专号，巴黎市授予她金质奖章，法国政府授予她荣誉勋位……1954年柯莱特与世长辞，教会拒绝为她举行宗教葬礼，因为她离过婚(两次)，在“红磨坊”当过歌舞女伶，生活放荡不羁。但法国政府为她举行了国葬，皇宫的庭院里堆满了鲜花…… 不是的，击中我的不是这些。 是细节。清晨，铁线莲叶上盛着的一滴凝露；正午，栀子花开前幽香未展的那抹淡绿；傍晚，缟裳夜蛾张开灰色的翅膀，舒展开它黑色或蓝月色、覆盆子红缲边的由浅入深的夜宴裙裾…… 是朴素的日子翩跹的诗意，忽然萌生出芭蕾舞迎风展翅式的憧憬。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12-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