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邀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于2008年5月21—31日来中国访问。22日，帕慕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题为“我们究竟是谁？”的演讲,并高兴地接受了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颁发的“外国文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的荣誉证书。23日全天的活动为“帕慕克作品研讨会”，原计划为帕慕克与中国的文学研究专家和作家们一起就他的作品进行探讨和交流，但出人意料地，帕慕克来到会场发表了一段即兴演说之后，就退场“消失”。本报特刊发帕慕克在研讨会前的即兴演说，以飨读者。 ——编 者 我非常荣幸能和在座各位见面。我不能说这是“尴尬”，只能说是感到有一点儿“为难”。不过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美好的梦”。35年前，当我开始在土耳其写作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在我有生之年，在中国会有一个关于我作品的研讨会，我会回答他：这是一个童话。我不想因为自己暴露太多而破坏这个童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不在场甚至会更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们如我最初所设想的那样，将我的作品限制在术语、文本、学术或者注释中，那么我可能需要对此做一个澄清。 把伊斯兰神秘主义经典当文学作品来读 有这样两类作家。一类作家的写作完全基于自己的经验；另一类作家则同时以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来写作。当然，我属于第二类作家，即不仅用经验写作，同时也从研究中获得素材。 从我的书中可以很明显看出，我是一个“书卷气”的作家。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他不曾生活，却只读书。当然，那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即使是像卡夫卡那样极其有限的人生，也是一种有趣的人生。只要文学存在，所有的生命都是有趣的。但是，如果一位作家想要更加有书卷气，进入到哲学、人类学更深的领域，了解社会，那么他就需要多读书。我正是这么一个书卷气的作家——不仅想要表现所生活的当代土耳其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想要表现其丰富的传统及其发展过程。 从1985年开始，我作为我太太的陪读在美国待了三年时间。在那里，处于美国文化的压力之下，我不得不去思考“身份”的含义，这不能算是危机，却是一个问题。我非常深切地担心和关注着，对我的“土耳其性”身份充满焦虑——我的文化是什么？怎样把它植入现代风格中？当我三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决定，不仅要写当代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个我生命中惟一了解的地方，我还要在书中写土耳其逝去的丰富文化！不是像旅行者那样快速地浏览，而是用一种生动的手法，去表现在每一天所呈现出的特质。 我并非来自于宗教家庭。事实上，我的家庭是比较世俗化的，对宗教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同当代土耳其被禁止的、处于地下状态的伊斯兰神秘主义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我之所以阅读了大量土耳其经典著作、波斯和奥斯曼的苏非经典，主要是基于一个世俗的层面而非宗教的层面。我把这些著作当作非常纯粹的文学作品来阅读，它们的内容也确实有趣。我还通过阅读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文学的形而上学，从苏非经典文学的宗教道路上解脱出来。 比如说，大家知道鲁米的《玛斯纳维》的原文是波斯文，是中世纪中东地区的经典之作，在翻译为土耳其文后被附加了很长的注释。现在，在土耳其有一个非常好的注释本，如果把原文和注释加起来，能有10册之多，而每一册也有500页。其他的经典著作，还有《百鸟朝凤》《一千零一夜》、奥斯曼诗人谢赫·加里波的《美与爱》等。这些作品让我成为一名文学家、思想家。你也可以在我的书中看到这些经典的影子。 《我的名字叫红》不仅讲述绘画，也在讲述文学 《我的名字叫红》一书也是一样。在这本书中，我刻意去赞美那些已经消失的伊斯兰奥斯曼绘画传统。奥斯曼和波斯的古典绘画同中国的国画不同，后者表达了画家的情感。奥斯曼和波斯古典绘画全部都是为经典文学作品所作的插图装饰。有大约二十部这样非常流行的经典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这些作家是中东奥斯曼和波斯的“莎士比亚”。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有教养的学者，服务于祖国，你就必须知晓这些著作。我认为这在中国也是一样的。90%的奥斯曼和波斯绘画是基于这些经典著作而创作的。 因此，《我的名字叫红》的写作不仅仅是讲述绘画艺术，而且也在讲述文学。我阅读了所有这些著作，以此来理解这些绘画，原因在于我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所描述的绘画就是这些经典著作的插图。就这样，我把这些经典著作中的行为、动作等放在小说里，并在小说中展开。比方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就有一些从经典著作中提出来的部分。当我完成了《我的名字叫红》之后，我的一名助手和我谈到想要做一个参考书目，也不必随书出版，算是自娱自乐吧。但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很遗憾到现在都没有开始这项工作。 “作为作家，我更关注结构的美好” 关于《黑书》，我最初的想法是创作一部关于伊斯坦布尔的重要著作，我的一生都在这个城市度过。后来也想到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当时有点想像乔伊斯书写都柏林那样来描写伊斯坦布尔，描写它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商店、每一片广场……它层层叠叠的历史、它的复杂性、它阿拉伯式的结构，那里没有哪一条街道是笔直的……作为一个谜一般的，有着梦幻神秘的城市。这本书的第三个想法是把故事建立在一个中世纪经典的波斯寓言——阿塔尔的《百鸟朝凤》上，并以它为《黑书》的结构，即鸟儿寻找鸟王的浪漫故事。后来30只鸟儿意识到它们自己就是鸟王，它们在生活中所寻找的（鸟王）正是内在于它们自己之中。19世纪的奥斯曼诗人谢赫·加里波的长篇寓言诗《美与爱》也是以此为基础。所有这些复杂的文学影响都进入了《黑书》的创作。 我并不是从一个苏非或者宗教人士的角度来看伊斯兰神秘主义，或者说苏非主义的，而是从文学、文学家的角度。所以我认为，《黑书》里的故事不应当被看作是宗教故事。我很清楚这一点。就如你们熟知的，《鹦鹉的故事》并不是波斯原创故事，而是来自一个印度经典。这些故事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人们的利用目的不同。我的信仰是世俗土耳其的后现代小说，所以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解读。我对将这些古老故事作苏非经典解读并不是非常感兴趣。 当然，其中也有很多相关的内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与这些故事没什么关系。你们都知道那个有关两个画家比赛的故事。一个国王立了两面墙让两位画家比赛画画，其中一个是中国画家。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美丽的画，另一个画家则放了一面镜子，而映射出的画也是那么美丽。你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很多启发：精神、映射、谦逊、不做自己而只映照出它的存在等等。但是没有一个单独的解读，而是有很多种解读。 在《黑书》中有许多类似的故事，像《一千零一夜》，我将此用于推理小说中。我并不对这些苏非、土耳其或者波斯故事负责。我选择并重写了这些故事，将它们放入一个不同的文本中。如果你问我是否相信心灵能够最美地展现世界，以及反过来世界是心灵的展现，我想，这些说法都来自于学者，而不是我自己。 《黑书》还是一部当代侦探小说。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初衷就是记录这个城市中那些深情的细节。我的作品总是呈现出寻找的模式，我大部分的人物、我的主人公所寻找到的并非真实世界里的东西，而是一种哲学或寓言式的解决方法。大多数时候，寻找的乐趣比人物最终找到的结果更加重要。我写书不是为了它们的结尾或者其中的智慧，而是为了它们的结构。作为作家，我更关注结构的美好，而不致力于表达一个清晰的信息。我承认我很少有强烈的信息。我为当下而写作，为了捕捉世界上眼所能见的乐趣而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视觉作家，而不是有着哲学信息的戏剧性作家。 “这些问题你永远无法解决” 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不善于藏书，所以我在一生中不得不自己买了很多书，算是一个买书人吧。在早期没有互联网的时候，长期以来，我不断地买书、复印书。比较有趣的是，我家里现在有一万六千册图书。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侧面。而我的另一面，也许你可以从《雪》这部讲述当代土耳其的政治小说中看到，那就是为了写这部小说，我也做了很多研究。 正如我昨天演讲所提到的，我对卡尔斯这个小镇的日常生活做了研究；但另一方面，其中还有其它学术解读的主题。也可以说，我对我的作品，当然这包括在《雪》《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新人生》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作的任何阐释，其实就是广泛而痛苦的传统与现代性的问题。简而言之，我能够说，这就好比有一个普通的土耳其人，也许和我们一样存在，或者就像我一样，既渴望现代化，但又处于惧怕丢失自己文化和身份的焦虑之中。 我的书就充满了这样的双重身份、二元性、阴影、复制品和仿冒品。我想，它们都与那种渴望现代化同时又要保持传统性的问题相关。这些问题是你永远也无法解决的，你只能学会通过阅读而与此共存。 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我的书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也许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需要去理解，去重新阅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解读，让我感到有人在试图去读我的心，去寻找那些我本想隐藏在书中、隐藏在过去里的小秘密，就如同有人在探究我的灵魂！这让我感到非常局促不安。 所以，我将在这里做一个“幽灵”。我的精神状况很好，但是我对这些解读仍感到一丝紧张，请各位理解。谢谢！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原载：《文艺报》2008-6-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