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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读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书，有一个情节印象深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复国主义浪潮时的欧洲犹太人，其内部观点分裂得厉害。犹太人自失去家园以后，与欧洲民族已经混居了上千年，尤其在法国、德国等地的同化程度甚高，当新一代领袖号召大家回到圣经旧约许诺的迦南地，即地中海东岸那个小三角时，很多早就习惯了欧洲生活的犹太人乐不思蜀，不愿回去。直到30年代后期中欧东欧大举排犹，这才产生危机感。但已经晚了，为他们准备的集中营已经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嘴。 生活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诺曼·马内阿就是被这些大嘴吞噬的人之一，但吉人天相，没过几年，苏联军队一路攻入罗国境内，解救他脱离险境。集中营经历，对于不到十岁、得到父母拼死保护的马内阿而言，与其说是苦难，不如说是一场小小的意外。后来在他的写作中，我们看不到多少劫后余生的血泪艰辛，也没有过多关于控诉法西斯的着墨，相反，他念念不忘的是在隔离生涯中感受到的“犹太人区的大染疾”。 马内阿身为犹太人，绝不是什么“大屠杀作家”——对于很多人而言，打这张牌显然能让他们获得更多一些的关注。马内阿反其道而行之，很自觉地把大屠杀记忆和集中营经历排除出写作范围。他更抵触的是犹太人的拒绝同化，拒绝跟土生土长的罗马尼亚民族融合在一起。“犹太人区的大染疾”，意思是一种抱团在一起，从而刻意强化自己犹太人身份的病，这种抱团的习惯在奥兹笔下更多地表现为友爱互助，同甘共苦，犹太民族从四面八方来到地中海边，共同建造一个真正的以色列国；但在马内阿笔下，“同化”是一种事实：我们已经和欧洲人相处了这么久，为什么要决绝地抛弃他们呢？被人指着后脊梁骂没良心的叛国者，有必要吗？ 贯穿《流氓的归来》（吉林出版社）这部内涵丰富的回忆录始终的一根红线，是马内阿的处世之道：行动上先把现实接受下来，再从思想上把自我游离出去。1945年他热切地欢呼罗马尼亚得到解放，法西斯化的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将军被推翻，懵懂之中，小诺曼萌生了一种朴素的爱国热情。十年以后，鉴于新政权对自己并不友好，犹太人又开始恐慌起来——“大屠杀后遗症”初步浮现——于是陆陆续续地递报告申请去以色列。此时的马内阿却执拗地抗拒这种以“受害者”自居的逃避行为，他说： “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于仅仅作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 面对这种观点，你可以责之以犬儒，责之以居高临下的寂静主义——难道改变命运的努力就无一例外都是“幼稚”的吗？而“承担责任”、“予以理解”云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逆来顺受呢？马内阿引用了另一位有争议的罗国犹太作家尼库·斯坦哈特的话：犹太人的返乡之旅给他们原先祖国的人留下了欺骗和背信弃义的口舌。在马内阿的价值视野里，来自以色列的诱惑给欧洲犹太人背上了一座道德的十字架，考验着这些寄人篱下的人的责任感。 正是由于拒绝从本民族特殊的历史经历中获得任意否弃当下的道德资本，诺曼·马内阿才淡化大屠杀记忆，并在1958年决定留在了国内，他开始写作，他给自己筑造了一个“语言的蜗牛壳”，坚持生活在罗马尼亚语的环境中。除了父母，他的亲朋好友们都走了，以色列是他们的归宿，在那里享受着马内阿眼里的“大染疾”。然而，1986年，也就是自己的小说《黑信封》历经坎坷获得出版的那一年，马内阿终于也选择了出国，逃离国内险恶的政治环境。关于这第二次抉择，《流氓的归来》中有大量的思想斗争描写；关于他那“在家的流亡状态”的结束，马内阿似乎还为这个国家没能留住他那忠诚的外族儿子而抱憾。 马内阿频繁引用的是卡夫卡的一句名言：“假如世界和你发生了对立，你要站在世界的一边。”在长期痛苦的对立之后，在做出去国离乡的艰难决定之后，马内阿仍然奉行“接受现实”的人生准则。他并不认为就应该去致力于否定、颠覆那些难以忍受的东西。1997年马内阿回国（自嘲为“流氓的归来”），在写下的十一天见闻里，继续描写这个被西方集团册立为已获“自由”的国家的凄凉衰败。世界距离完美实在太远，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决不应是作家的本分——这就是马内阿想对我们说的话。 原载：《文汇报》2008-06-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