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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学者达木丁苏伦在研究蒙古文学的过程中，对蒙古文学与域外文学之间复杂而生动的冲突和融合展开了充分的思考，着重探索了文学翻译与蒙古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前瞻性地发起了有别于传统翻译研究的文学翻译本土化课题。通过系统的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实践，论证出文学翻译是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这一重要命题。在《蒙古文学概要》和《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中界定了文学翻译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拓宽了蒙古文学经典，在蒙古文学研究中开辟了比较文学空间，确定了蒙古国文学研究的格局。达木丁苏伦的比较文学之路为我们探讨比较文学与译介学的学科定位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一)文学翻译本土化——文学接受演变模式 达木丁苏伦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精通藏、梵、满、俄等多种文字，翻译过40多篇俄苏文学作品，为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他探讨了俄－蒙文翻译过程中的翻译技巧与翻译艺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蒙古民族与其他民族在语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现象做出理论性的阐发。《翻译外文诗歌一贤明的奥列格之歌翻译注疏》、《翻译俄文文学作品体会》、《我的一些翻译心得》等文章从理论上归纳和总结翻译实践，为蒙古国翻译研究做出了贡献。他在翻译研究上的兴趣远远不止于此，结合蒙古文学发生、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50年代起，达木丁苏伦立足于翻译与蒙古民族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前瞻性地提出对蒙古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沿课题——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 谈及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我们不能不提到俄罗斯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蒙古学研究所做的贡献。符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语言、历史、民族学方面成就显著，而他在蒙古文学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则往往为学者们所忽略。俄罗斯学者米哈伊洛夫在梳理符拉基米尔佐夫文学研究思想时曾评价：“尽管在蒙古文学和民俗学方面广泛涉猎的符拉基米尔佐夫没有在该领域留下任何专著，然而，他的30多部相关著述却开垦了蒙古学研究的处女地，(我们)可以认为，他的研究涉及蒙古文学和民俗学诸多方面。”1921年，符拉基米尔佐夫发表了论文《(五卷书)的蒙古故事集》，文中对流传于蒙古地区的《五卷书》中的一些故事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此后直到他谢世的10年中，他没有再触及这项工作。达木丁苏伦曾不无遗憾地说：“符拉基米尔佐夫没有继续这项自己发起的重要而又有意义的研究，忘却、放弃了，这是蒙古文学研究的严重不足。”倘若符拉基米尔佐夫没有英年早逝，也许他会继续深入和推进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时代将此重任赋予达木丁苏伦，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与符拉基米尔佐夫有着直接关联，而将它系统地进行理论阐释及实践，提升到一定的理论层面，弘扬倡导的则是达木丁苏伦。 归结起来，达木丁苏伦主要从三个层面倡导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进行系统的阐释。1956年，达木丁苏伦在提出撰写蒙古文学史原则时，第一次涉及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探讨译作逐渐变异，反映出蒙古状况，具有蒙古特色等方面……是蒙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书写文学史的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1959年在题为《蒙古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达木丁苏伦继续阐发这个观点。他说：“特别是需要细致地研究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作品融入蒙古文学中的迹象及其变化，以及该作品所具有的蒙古文学特色。……对于翻译文学逐步发展成为蒙古的作品给予重视和研究，是当前蒙古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研究的内涵及其研究意义，将渗入蒙古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民族精神的译作称为蒙古本土化的作品，并将它们在融入蒙古文学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称为本土化。 在实践层面上，通晓藏文、梵文、俄文的达木丁苏伦，选择了17－18世纪的文学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从蒙古民族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文化背景、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等方面，尽可能“从多角度、多方位”，对蒙古文《萨迦格言》、《育民甘露》、《米拉日巴传》、《杜鹃传》、《尸语故事》、《大菩提经重要传说》、《白莲花簇》、《三十二个木头人》、《目连救母经》、《罗摩衍那》等作品在思想内容、体裁样式、情节、细节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得出“(蒙古文学)在接受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不是刻意地保持其原有的状态来接受，而是根据自己本民族的生活环境对其进行修改、加工以后才加以接受”的结论。 如果说达木丁苏伦试图通过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有效地解决文学翻译与蒙古文学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达木丁苏伦对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作用则是他对这项研究有目的、有意识的尝试与实践。他将几十年来探索蒙古文学发展模式的多层次思考置于发展蒙古国现代文学实践之中。 作为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有意识地通过外国文学的输入与影响刺激乃至推动蒙古新文学发展，将翻译视为发展蒙古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策略。他翻译了不少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俄罗斯作家普希金的作品，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贤明的奥列格之歌》、《乌云》、《每当我在喧哗的市街游荡》、《青铜骑士》等，还翻译过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俄罗斯及苏联作家的一些作品。其中《贤明的奥列格之歌》成为蒙古文学翻译史上的典范。通过翻译为蒙古本土文学引进新的文学和创作元素的同时，达木丁苏伦不忘“失去自己的文化土壤，外来借鉴也就无从附丽”的原则，始终强调“蒙古新时代的文学，是在蒙古民问文学、蒙古文学以及苏联文学三个支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的观点。从他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创作中可以看出，借鉴外来资源，追求文学的蒙古特色与风格是达木丁苏伦文学创作的出发点。 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是达木丁苏伦对蒙古文学中翻译活动运行模式的考察、总结与实践。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构成“文学翻译为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这一论题的学理基础。 (二)文学翻译——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 蒙古国的学者自誉“蒙古国是一个翻译的国度”。回顾蒙古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这种提法并不为过。历史上，蒙古地区曾经出现三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分别是17－18世纪印藏文学蒙译、19－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蒙译和20世纪蒙古国以俄苏文学为主体的欧洲文学蒙译。历史上，先后涌现了诸如搠思吉斡节儿、锡喇卜僧格、索诺木嘎刺、席勒图固什、札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苏、贡噶斡节儿、噶尔丹席勒图呼图克图、大什阿旺丹陪、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哈斯宝、尹湛纳希、古拉兰萨等著名的翻译家群体。他们从汉语、藏语、梵语等语种翻译而来的作品蔚为可观。到了近代，以俄苏文学为主体的欧洲文学大量进入蒙古国，俄苏、捷克、东德等国文学被翻译为蒙古文。20世纪90年代之后，蒙古国将介绍借鉴的目光投向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西方文论逐步进入蒙古国。 以往对于翻译与蒙古文学的关系问题，蒙古学界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早期的欧洲蒙古学者为代表。尽管他们发现蒙古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翻译作品，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重视这些译作在蒙古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得出“蒙古没有本民族独立的文学”、“蒙古文学完全是佛教文学”、“蒙古文学完全是翻译、复述、转述的文学”等结论。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长期以来蒙古学者对文学翻译的作用认识不足，对于蒙古文学史上遗存的翻译作品往往退避三舍；间或有论述者，也是点到为止。达木丁苏伦是蒙古学者中最早探索文学翻译与蒙古文学发展之间关系的学者。 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列夫维尔在论及翻译对文学的作用时指出：“随着译介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和文化史方法论的理论注入，翻译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因此(现在)研究比较文学必谈翻译。”倘若说这种提法诞生于20世纪全球文化交融共铸的大文化背景之下，那么13、14世纪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扩张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文化交融的作用，为达木丁苏伦重视探讨翻译与蒙古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翻译是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这一论题提供了先决条件。 13、14世纪，蒙古民族在军事上的强大及地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建立，使得蒙古成为东西方往来交通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制定了“政教并行”的治国方针，大力弘扬佛教，由朝廷出资翻译了大量的印度、西藏佛教经籍。随着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再度传播，蒙古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翻译高潮。大量印度、西藏佛教经籍被翻译成蒙古文，尤其是18世纪佛教的重要典籍《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翻译与出版，更加推进了印度文学、我国藏族文学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它们“对蒙古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体裁和风格，使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譬如蒙古传记文学、短篇小说等文学式样的产生以及蒙古诗学理论的出现，与印度文学及我国藏族文学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蒙译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诗经》、《论语》、《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说唐》、《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今古奇观》、《东周列国志》等大量古典名著被翻译成蒙古文，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这些作品的蒙译及其传播对于蒙古本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蒙古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取得长足的发展，而且还促成了19世纪蒙古文学的历史变迁，为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开创了蒙古长篇小说创作的先河，推动了蒙古文学的发展。如果没有对汉文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蒙古文学就不可能在这个时期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性变迁。如果在蒙古文学史上忽略汉文小说的蒙译，那么就无法准确地把握19世纪蒙古文学史发展的客观情况。 20世纪上半叶，同亚洲一些地区和国家一样，蒙古国诞生了新文学。在蒙古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历程中，俄罗斯文学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蒙古国现代文学滋生发展的重要外来资源。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们几乎或多或少地接触过俄苏文学并为它们所深深吸引。纳楚克道尔基、达木丁苏伦、博音尼木等蒙古现代文学奠基者们无不埋首翻译。“蒙古的知识分子在日益更新的蒙古文学中，加入了俄苏文学的影响，对其进行了整理、介绍、翻译、出版工作。”这是二、三十年代的蒙古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我国“五四”时期现代文学有一些相似之处，无论就思想内容而言，或者就艺术形式而言，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深刻影响。而得益于俄苏文学、德国文学等外来文学滋养的二、三十年代文学奠定了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基础。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达木丁苏伦反复强调的“文学翻译在蒙古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起着巨大的、不可抹杀的作用”的深层内涵。他之所以提出文学翻译为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这一是资文学史研究者予以深入思考的论题，是要求蒙古文学界要沿着这条事实上的发展主线进行研究和总结。 (三)《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拓宽经典 与其他民族文学经典化一样，蒙古文学经典的形成也是通过一个反复的接受过程的。蒙古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俄罗斯的蒙古学学者普布夫编写的《蒙古文学读本》(1835年，喀山出版)，科瓦列夫斯基的两卷本《蒙古文学精选》(1836－1837年，喀山出版)，A·M·波兹德涅耶夫也出版过类似的文学读本。这些读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还包括蒙古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作品。因此可以称之为“作品选”，而不是“文学经典”。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的蒙古学学者札木察拉诺与鲁德涅夫共同整理，于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蒙古民间文学选编》。这个读本被公认为是“一本具有真正蒙古人民作品性质的选集”。值得注意的是，该读本中几乎没有收录书面文学作品，而全部是札木察拉诺与鲁德涅夫从蒙古人嘴里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1907年A·M·波兹德涅耶夫在卡尔梅克大学教授并整理出版的文学读本。由布里亚特学者B·巴扎尔于1910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布里亚特美文精选》。第三个阶段是指20世纪50年代前后，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的学者们相继出版了一些为大、中学生编写的文学读本。蒙古的额尔德尼巴特、伊喜道尔吉、登伯日勒、达勒哈扎布、浩日劳、达木丁苏伦、策伯勒等人均编写了针对各个不同年级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学读本。其中，达木丁苏伦编撰的《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在蒙古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起着里程碑的作用。它将文学翻译文本经典化，将文学翻译纳入学校课程和课本，拓宽了蒙古文学经典。 1959年达木丁苏伦编写的《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使收入这里的100篇作品成为蒙古文学经典。半个世纪以来，《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被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研究者充分研讨，作为文学名著列入蒙古国及我国内蒙古地区高等院校的教材，在蒙古国及我国内蒙古地区多次再版。 据粗略统计，《百篇》收录了20多篇翻译文学作品，约占全书的20％。这些入典的作品在此之前并未纳入蒙古文学宝库。《百篇》的出版拓宽了蒙古文学经典，还肯定了蒙古文学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与文学文本经典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为书写蒙古文学史创造了条件。 (四)《蒙古文学概要》——界定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文学史的编写，最早始于19世纪中叶。20世纪是书写蒙古文学史的高峰时期。在20世纪初期，俄罗斯学者A·M·波兹德涅耶夫出版了其在彼得堡大学授课期间的讲义《蒙古文学讲义》。1907年德国的蒙古学者B·罗菲尔在布达佩斯用德文撰写并出版了《蒙古文学史纲》。20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德国、蒙古国和我国的学者们相继出版了十多部蒙古古代文学史。 较之既往文学史，达木丁苏伦与曾德主持编写的《蒙古文学概要》首次将文学翻译纳入其中。1957年出版的《概要》第一卷，以“13、14世纪的翻译作品”为一个章节论述了当时蒙古人对于外文书籍的翻译情况，介绍了搠思吉斡节儿翻译的《人菩萨行经》残卷，希日布僧格翻译的《金光明经》等少数佛经，以及索诺木嘎刺翻译的具有世俗文学性质的《萨迦格言》残卷等译作。初步尝试后，1959年达木丁苏伦大胆提出“将译作保存在蒙古文学宝库中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论题。该论题一经提出，立即在蒙古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能否将文学翻译纳入蒙古文学史版图的论争连绵持续了20多年。倘若说收入“《西游记》蒙文译本节选”、“《水浒传》”、“汉文作品在蒙古地区的口头传播”等章节的第三卷出版时还算风平浪静的话，那么收入大量“与印度文学有关的文学作品”和“与藏文学有关的文学作品”的第二卷的出版则步履维艰，在蒙古学界激起了千层波澜。将取材于《(五卷书)的蒙古故事集锦》、《毕格米吉德罕》的三本书、《(罗摩衍那)的蒙古故事》、《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目连救母经》、《大菩提经重要传说》、《尸语故事》、《白莲花簇》等翻译作品写入蒙古文学史，除了需要“重新细致研究”外，“得到大家认可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一卷与第二卷出版时间间隔近20年，从时间跨度上我们也能体会到当年争论之尖锐，编者面l临困难之重重。在这场“持久战”中，编者肩负着“打破和改变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反拨蒙古根本没有古代文学、蒙古古代文学都是宗教文学”的重任，还要摆脱各种人为的羁绊，取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可。在半个世纪以前，能够有勇气和胆量在文学史上界定文学翻译的地位，足以显示出达木丁苏伦改变当时的文学研究状况和确定蒙古文学史格局的开创性学术野心。在编撰过程中他多次表明了将文学翻译纳入文学史的恒心：“在蒙古的古代文学方面，……遇到困难是难以避免的。要使那些认为蒙古根本没有古代文学，或是认为有古代文学，但全部都是宗教文学的人们相信蒙古不但有古代文学，而且世俗文学在其中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横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关。在这道难关面前，我们不会屈服，不会跌倒，我们一定要努力向前，纵横驰骋。” 结语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价值，都要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才能体现出来。追求蒙古文学的价值是达木丁苏伦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的出发点。立足于本民族文学传统，达木丁苏伦构建出符合蒙古比较文学需要，有蒙古特色的理论体系——文学翻译本土化。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实践有效地解决了翻译与民族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翻译为文学的主要建构力量；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与文学文本经典化之间的关系；翻译在民族文学史中的地位；翻译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策略；在民族文学内部考察译作能否揭示特定文学系统其文学接受的演变模式等一系列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当代译介学领域集中探讨的问题，肩负并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蒙古文学研究特定的历史使命。 蕴藏着蒙古比较文学特质的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实践，证明了蒙古比较文学与西方的比较文学一样，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轨迹，是立足于本土的。达木丁苏伦的比较文学研究轨迹表明：“比较文学所从事的并不是一般的跨文化研究，而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中的翻译不是一般翻译而仅指文学翻译?”对于比较文学与译介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这岂不是一个完美的回答。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