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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的英国大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探讨死亡问题的自传性随笔集《没有什么好怕的》（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今年9月由诺普夫书局在美国推出，引起文坛广泛关注。 该书已于今年早些时候在英国出版，同样大获好评。 《没有什么好怕的》 迈入花甲之年的巴恩斯在书中坦承对死亡的恐惧，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结合对信仰、哲学和历史的认知，融入渊博的知识、学者型作家的冥想和英国式的机智与幽默，写出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佳作。 没有人肉体不朽，也没有人能回避死亡。我们看看巴恩斯在面对死亡时的沉思吧： 《没有什么好怕的》选译 我不信上帝，但我思念上帝。我哥哥曾在牛津和索邦教哲学——比伦敦、曼彻斯特或卢顿好得多，您觉得呢？——他认为这种表白“叽叽歪歪”。他可不像我这么多愁善感。 先从我外婆说起吧。您可别以为本书是一本俗不可耐的自传；我或会将本人私生活中此类狂想的、堂吉诃德式的段落择其若干，予以呈现，但也仅在它们可以揭示我对死亡的理解时，才如此为之。我还要表现自己是何等的聪明。 看着我妈妈的遗体，我在想，她想穿什么衣服入土？我哥哥认为记忆往往都是假象，因此严厉责怪我将真愿望与伪愿望混为一体。我以福楼拜和左拉的名作中也能找到的笛卡儿的二元论作答。他再用康德辩证法拆解，予以回击，我俩大笑起来，彻底忘掉了我们的妈妈。 如果给我一个带有强烈反宗教观念的衰弱信仰背景，我或会变得十分虔诚。然而，我却投身于无神论，尽管在花甲之年，我的立场已经转向了不可知论。我的密友G，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说我是个死亡恐惧论者，像帕斯卡尔那样骑墙自保。 我会争辩说，我现在不过是对我不知道的那一切知道的更多了。上帝是否存在？如果他存在，那么他又采取何种形式存在呢？他有可能是个最高明的冷眼旁观者，并且乐见我们对永生的妄念吗？或者，我们只是一堆有限存在的细胞？这些问题人人都会自问，而当我在某夜意识到死亡问题（nocturnal réveil mortelut），也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它们听起来更加意味深长。 蒙田说过：“Philosopher,c＇est apprendre à mourir”（哲学家，即总在学习死亡之人）。我倒更喜欢伟大的阿兰·德波顿（AlaindeBotton）套用的这句格言：“Philosopher,c＇est apprendre à vendre des livres”（哲学家，即总在学习卖书之人）。作为小说家，我必须声明我对叙事是有兴趣的，尽管你未必会在读到这些天马行空、追根究底的冥想时对我妄加揣测。我盼望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对于往事的记忆要有一种尼采式的触及；而死亡总是躲避我们对它的理解。我们始终无法控制消逝的方式与时机，除了吾辈中那些按部就班死去的人。 * 如果我自称20岁时是无神论者，50和60岁是不可知论者，这不是因为我在此期间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而只是因为对无知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怎能确信自己知道的足够多了呢？作为21世纪的新达尔文主义唯物论者，我们对生命的意义和机理自1859年便已全完全澄清深信不疑，认为自己绝对比那些屈膝叩首的轻信者聪明，他们有点出离物外，相信神意、注定的世界、复活，以及最后审判。可是，我们虽然得到的信息更多，却并不高明，当然也不比他们更有智慧。是什么让我们相信自己的知识才是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呢？ 我妈妈会说，也的确这样说过：那是因为“我的年纪”——仿佛随着大限将至，形而上学的谨慎和无情的恐惧会弱化我的意志。可她也许错了。意识到死亡始于很早以前，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法国评论家夏尔·杜博斯（Charles du Bo），伊迪斯·沃顿的朋友和译者，创出了一个有用的短语，来形容这一时刻：le reveil mortel。怎么翻译才好？“死亡闹铃？”听起来有点像酒店的叫早服务；“死亡意识”，“死亡唤醒”？——有点德国化；“死亡觉醒”？——可它用以形容的并非一种特殊的心灵撞击。杜博斯短语的这几种译法都有久缺，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说，“死亡闹铃”这个翻译或许还不错：就像身处一个不熟悉的旅馆房间，闹铃的时间是前一个房客设好的，于是，在某个可恶的时刻，你突然被从睡梦中叫醒，进入黑暗、惊恐，可怕地领悟到这是一个寄居的世界。 我的朋友R最近问我是否经常想到死亡，在什么环境下想到死亡。我回答，每个醒着的日子都会至少想到一次；夜里它也会断断续续地来袭扰我。只要外部世界出现明显相关的变化，死亡意念便经常不请自到：夜色降临，白昼渐短，或是长日将尽。也许有点为我独享的是，我的闹铃常常在电视上的体育赛事开始时响起，不知什么原因，尤其是在五国（或六国）橄榄球联赛期间。我把这些对R和盘托出，并为自我纵容地停留于这一话题而道歉。他答道：“你的死亡意念是健康的。不像（我们共同的朋友）G那么变态。而我是超超变态的。总是上来就往死里整那种。大枪筒子插在嘴里。后来泰晤士谷警局的人来了，拿走了我的12毫米霰弹枪，我就好多了。因为他们在‘荒岛唱片’（译注：BBC一个电台节目）听到我说这事儿来着。现在我只有（儿子的）鸟枪。没意思。不够火暴。看来咱们要一起迎来夕阳红了。” 人们往往更乐于谈论死亡：不是死而复生，而是死掉，灰飞烟灭。20世纪20年代，西贝柳斯会去赫尔辛基的卡普（Kamp）饭馆，参加一个名叫“柠檬桌”的聚会：柠檬是中国人的死亡象征。他和共餐的食客——有画家、工厂主、医生和律师——不仅有权而且必须谈论死亡。一百来年前，在巴黎，有群不那么固定的作家在马尼（Magny）饭馆聚餐——福楼拜、屠格涅夫、埃德蒙·德·龚古尔、都德，还有左拉——也讨论这一问题，秩序井然、气氛融洽。这些人都是无神论者，或严肃的不可知论者；死亡有惧，但死亡不可避免。“人们觉得我们应具悲观信仰。”福楼拜写道，“人必须与自己的命运平起平坐，也就是说，要像命运一样冷漠。说着‘无所谓！无所谓！’，看着脚下的黑坑，不动声色。” 我从未想过要尝一尝大枪插嘴的滋味。与此不同，我对死亡的恐惧水平还低，还算合理、适度。而要想搞个新柠檬桌聚会或马尼晚餐，来讨论此事，可能会出现客人们互不买账的问题。比起男性喜欢自夸的汽车、收入、女人、鸡鸡长短……为什么死亡话题就该低人一等呢？“盗汗，尖叫——哈！——太小儿科了吧。你等着吧，直到你……”如此一来，我们的个人苦恼不仅显得无聊，而且乏力。“我对死亡的恐惧比你的大，可我还能更雄起！”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09-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