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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是美国“垮掉派”的代表诗人。从他的生平与创作来看，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对中国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他不仅熟悉中国古典诗歌和当代中国文学，还熟悉西藏诗歌和佛经。①金斯伯格早期诗作中多次提到中国；1984年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成员来中国时，创作了“中国组诗”，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其中所传达出的中国观较之以前发生了一些变化。金斯伯格中国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透过他的诗歌创作，探究与他的中国观相关联的诸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目前中外学术界对于金斯伯格及“垮掉的一代”的研究状况来看，有个别学者对金斯伯格的中国组诗进行了介绍和分析，②有的介绍和阐释了佛教尤其是禅宗对他的影响，③但还没有学者对金斯伯格的中国观进行整体把握和深入探讨。我们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弥补工作。同时，这一选题对于形象学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孟华2）。这一学科自80年代后期起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德等国较受重视，发展较快，至今已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该学科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学者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异国形象的总体分析和概括，重点研究他者话语与集体想象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文学形象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和每个作家的独创性，因此很容易导致研究的模式化倾向，走向千篇一律。因此，要想改变形象学研究模式化的现状，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回归文本，即对主体的个性给予更多的考虑。本文试图运用形象学理论，结合金斯伯格的诗作，具体地考察其中蕴涵的中国观。 一 金斯伯格早期的诗作中多次提到中国，如19世纪50、60年代创作的“绿色的汽车”("The Green Automobile",1953)、“美国”("America", 1956)和“维基塔中心箴言”("Wichita Vortex Sutra",1969)④等。在金斯伯格的早期诗作中，中国是以古老文明国度的形象出现的。诗人心目中的中国遥远而又神秘，“任凭我们的理智／一如笼罩在雾中／我们能够让神灵震惊／如同中国的魔术师那样”(73)⑤，提到中国想到的就是魔术师，变幻莫测同时又充满神奇的力量。 最令诗人神往的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宗教。由于以金斯伯格为代表的垮掉派诗人试图通过理想的乌托邦来反抗美国的社会现实，所以当其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追求被严峻的社会现实粉碎之时，他们就把目光转向东方哲学和宗教，“垮掉派的宗教信念更多地来自另一个世界——东方”(Merrill 31)。就金斯伯格而言，来自东方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对他的中国观影响很大。自19世纪60年代初起，金斯伯格就对佛教禅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8年他结识了佛教徒特隆巴后即拜其为师学习坐禅。四年后，金斯伯格索性皈依佛门，法号为“达摩狮”(Lion of Dharma)。金斯伯格的很多诗作都明显地表现出佛禅对他的影响。比如他的长诗《维基塔中心箴言》的标题就借用了佛教术语，“箴言”(Sutra)一词在佛教中专指释迦牟尼讲道的经文。更为重要的是，金斯伯格在佛禅中找到了探究自我意识的途径。如创作于1963年的“释迦牟尼从山上下来”（“Sakyamuni Coming out from the Mountain”）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首诗是他看到中国南朝梁开的名为“释迦牟尼从山上下来”的画有感而作的。他所描绘的佛祖内心已入空灵之境，“他拖曳着赤脚／从一棵大树下／的山洞中走出来”，“摇晃着身子／步入溪流旁的树丛／万物沉闷死寂”，“他万念皆无／如同一个神灵。”这些诗句颇具禅的神韵，诗人已洞悉诗与禅宗在审美境界上的相通，即无论是写诗，还是参禅，没有平淡从容的精神状态，是无法达到目的的。此诗描绘了禅心和自然相结合达到的空灵境界，其意境在空静幽的格调下显现出一种超越尘世的美。诗中所描绘的佛祖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诗人自己心灵的写照。 金斯伯格的诗不仅表现出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迷恋，而且还流露出对儒家、道家思想的兴趣，“我写诗因为庄子没能告诉我他是蝶还是人，老子说水流下山，孔子说礼待老人，我想要赞美惠特曼”(443)，“大麻这玩意儿是一种温良敦厚的麻醉剂可埃德加·胡佛却宁肯喜欢他那要命的苏格兰威士忌／而老子和第六教皇的海洛因在电椅上接受电刑”(152)，将庄子、老子和孔子这些中国古代哲人的名言佳句融会于自己的诗句中，传达出其对道家的辩证哲学及儒家的孝道精神的肯定和赞赏。 由此看来，金斯伯格的早期诗作中对于中国的描绘，更多的是将自己所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来，其中融合了诸多诗人个人的文化想象，从而使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文化构想物”。这其实是异质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因为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需要创造自身的“他者”（萨义德426），在确立自己对立面的基础之上求得发展。人们对“他者”的选择、认识和解释，往往蕴涵着自身的观念和立场。金斯伯格对中国的想象和描绘，即展现了他的文化梦想以及认识本民族文化的深层需要，他是要借推崇中国古代文明，反思美国文化以及人类命运。 以金斯伯格对于佛禅的推崇而论，有些学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诗人的激进主张，使他由“朝着当时的美国高喊‘吃人的世界’”的斗士，变成了“一个善于忍耐、富有魅力和愿意妥协的人”（迪克斯坦21）。我们不否认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金斯伯格的诗作来看，即使是那些明显带有佛禅意境的诗，也仍然表现出了诗人对于政治、社会等的关注，如在“为什么我要坐禅”中，他宣称“我坐禅是为了世界性的变革复兴”(qtd. in Johnson 106)；“打坐时的思想”这首诗尽管以佛家咒语作为每行的开头，但金斯伯格关心的还是政治、社会以及个人生活。当金斯伯格被问及在信奉佛教后其政治意识是否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他回答：“变化并不是很大。……我的政治意识变得更加含蓄了，但是基本的见解还是没有改变。……怒气冲天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qtd.In Portugés 145)，“静坐冥思能使我的情绪平静下来，不会因为自己的怒气和怨恨而带有偏见”(qtd.In Portugés 142)，他认为坐禅冥思既有助于洞悉外面的世界，也有助于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了解自我的感受。 可见金斯伯格推崇禅宗观念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目的是追寻精神自由，反思美国文化和社会现实。如他在一些诗篇中表达了对中国曾经遭受的侵略的同情，谴责美国的对外政策，传达出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渴望。“‘你们进犯土耳其把所有阿美尼亚人斩光杀尽！’／‘胡说八道！你们侵略中国让人们吸鸦片成瘾！’／‘你们制造的原子弹比我的更大’”(391)。在这里，中国的形象塑造是与对美国的对外侵略政策的谴责联系在一起的，“金斯伯格公开的和不断加强的反对越南战争的主张表明，60年代末以前的反文化运动与政治活动紧密相连”(Hungerford 270)。由于二战以来，美国入侵中国支持的朝鲜和越南，金斯伯格的诗作就将对美国的谴责和对中国的同情紧密联系起来，“虽然高速公路笔直／平缓下降通向低低的山丘，在远方地平线又徐徐上升／黑色奶牛在松软的原野上吃草／山谷里池塘已经结冰，一片寂静。这就是向中国发起战争的土地？”(271)诗人以宁静和谐的景物描写反衬战争的惨无人道，替中国的抗美援朝辩护。“底特律已经制造出一百万辆汽车犹如橡胶丛林的怪影／可我还得步行，我步行，而且东方人同我一道，所有非洲人也与我同行／早迟北美洲也将步行／因为我们把中国天使驱逐我们门外，那么中国必将会把我们从未来的金色之门赶出去”(152)，采用讽刺的语气谴责美国实施的扩张政策，认为此举必将遭到报应。从以上的诗句可以看出，金斯伯格诗作中的中国始终是以代表正义的国家出现的。 二 金斯伯格1984年以后创作的诗歌对于中国的描绘，较之以前发生了一些变化。1984年10月，金斯伯格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成员来到中国，到北京、保定、上海等地讲演，举行诗歌朗诵会，并写下了“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One Morning I Took a Walk in China”）、“读白居易抒怀”（“Reading Bai Juyi”）、“北京偶感”（“Improvisation in Beijing”）等10多首诗篇，⑥此时的他力求从“文化幻象”转向“文化实体”，对亲眼所见的中国进行了比较客观的描绘，表现出对中国工人、农民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期待与展望，表达出他对中国文化的一贯钟爱，更惊叹古老而年轻的中国的巨变，并试图在两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中能找到一个共同的支撑点。 在“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读白居易抒怀”等诗作中，金斯伯格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将他所看到的中国味十足的、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日常生活景象如实记录下来。他笔下的少先队员的“红杠袖章”，“小贩们的手推货车和香烟摊”，工地上工人们日夜不停的歌声以及农贸市场、理发店及城市小巷等，仿佛构成了一幅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世俗风情图。其中的景象之所以如此逼真，是因为记录真实是金斯伯格的艺术追求。他曾在一篇访谈中道出自己的创作理念：“你试图探究赤裸裸的现实真相，但那并不是赤裸裸的现实真相，而只是你所观察到的现实真相。……我们不可能了解真相，但是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看到了什么。所以问题就简单了，你应该做的就是把你真正看到的记录下来。……你不必钻研和分析事实，你应该做的是知道你看到了什么”(qtd.In Portugés 134-135)。 金斯伯格对于中国世俗生活景象的描写，表面上不加评论，但事实上字里行间蕴涵着诗人对中国真挚的情感和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与反思。透过他所描绘的一幅幅生动图画，他认识到了中国的贫穷，也知道中国已经超越了一定历史阶段，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读白居易抒怀”中，他称中国为“偌大而贫穷的帝国”，感慨“金色莲花的奥妙／已被伤痕文学取代，也没有人再谈起那超度众生欲念的默想垫”。他不仅了解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关心中国的贫富差距，“西北的穷乡僻壤，在寒气逼人的破屋里难以充饥。我知道在上海多愁善感的喜欢读诗的少女在梦中／见到了洛杉矶老态龙钟的电影明星。”他关注劳工阶级的生活，甚至自认为了解他们的心声：“‘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过是小小老百姓’”，“农民今年终于不饿肚子”(421-423)，表现出对贫困农民生活的关心。他的诗中还写到中国的环境污染，“在灰白色的烟雾中，我竟然看不见一个街段外的烟囱在返回的路途上／从骑自行车到市中心的妇女身旁走过，她们的鼻子嘴巴都蒙上了白色的口罩”(416)。 虽然金斯伯格在中国的考察经历，使他对中国有了更为真实的认知，但是作为主体形象塑造者，在亲赴中国之前，意识层面里就已经带有了对中国的先入之见，因而在文学作品中，在他对中国现实的描述中，幻象总是与具象并存的。他的“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中所描写的中国城市的景象，与他早年创作的“释迦牟尼从山上下来”的意境是何其相似。清晨的中国城市，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似乎是传统中国的缩影。“当我从河北大学那用水泥筑砌的北大门走出来，穿过街道一个头戴蓝色帽的男人正在出售甜油条，像刚刚出锅的油炸面团一样褐黄”，“十字路口树阴下，小贩们的手推货车和香烟摊在这儿安放，”“一个白发理发匠正在抖开那破旧的毛巾，一面镜子用红钉吊在砖墙上”(414-415)，诗中描写的人似乎都是佛家弟子，虽身处尘世，内心保持着绝对的宁静。自然景物，无论是天空、杨树，还是柑橘、苹果，都洋溢着禅的意趣。在他的笔下，我们看不到情感的骚动和对社会的嘲弄，而是体现出淡泊的意境。中国城市的形象，也明显地禅化了，体现了金斯伯格以历史的视镜审视现实的特点，也表明禅宗观念已深入其心，成为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正是由于金斯伯格在“文化幻象”与“文化实体”之间徘徊，使他对于“异”文化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无法进入到很深的层面，显示了作者与描述对象之间所暗藏的深层的文化隔阂。然而，这正是其作品的魅力之所在，即表达出诗人对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困惑和思索。 三 金斯伯格中国观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心理原因，对于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人反省和完善自身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金斯伯格中国观的形成是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西方的中国观对其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周宁5），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比后殖民主义理论所批判的东方主义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长期以来，东方相对于欧洲而言，一直都是沉默的他者。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是一个遥远而富庶的国度，东方文化历史悠久，富有神秘色彩。但是19世纪以来，欧洲自身工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远超越了东方，西方人心中的东方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般认为，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前，西方关于东方（中国）形象的主要方面是肯定的；而在启蒙时代特别是19世纪西方向海外实行全面殖民扩张之后，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关于东方（中国）的否定性形象逐渐占据了上风。西方人在罗曼蒂克化和妖魔化中国之间摇摆，从而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自相矛盾性。如何去解释历史中变动如此之大的中国形象呢？很显然，中国自身的变化并不能充分地解释上述现象。事实上，纵观历史上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无论对中国的赞美还是贬抑或排斥，在认识方式上都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作为观察与研究主体的西方以自己的固有观点、自身理论建构的需要、角色乃至使命为依据选取描述有关中国的事件和描绘中国形象的材料。 就金斯伯格而言，他的中国观主要继承了伏尔泰的传统。伏尔泰对中国极为推崇，称中国为人类最早的文明古国；他十分欣赏孔子的哲学，认为儒教是最好、最合理的哲学；他认为中国是最公正的国家，将中国皇帝和孔子相提并论。伏尔泰试图通过推崇中国文化反观当时的法国和欧洲，抨击精神匮乏与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所不同的是，伏尔泰始终没有来过中国，终生沉浸在对中国的浪漫幻想中；而金斯伯格通过自己的多次努力，终于促成了自己的中国之行，亲眼看到了现实中的中国，对中国有了较为清醒和客观的认识。 其次，社会主义思想和东方佛禅观念对于金斯伯格的影响也是形成其中国观的重要因素。金斯伯格的父亲路易斯·金斯伯格是社会主义者，母亲娜阿米·金斯伯格是共产党员。娜阿米从青年时代起就相信共产主义，比她的丈夫路易斯更激烈地批评美国的政治体系。父母的政治观念显然对金斯伯格政治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金斯伯格成人之后，认识到母亲激进的政治主张超越了界限，但总体而言，母亲“反对权力机构的主张为金斯伯格所接受”(Quinn 199)。金斯伯格同情劳工，对共产主义有好感。美国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共产党员受到迫害，金斯伯格对美国政府持批评态度，转而同情共产主义的中国。当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时，金斯伯格每每为中国辩护。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思想促使他在60年代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充分表现他对人类的热爱和信心。 与此同时，佛教的慈悲为怀观念使对现实有着强烈不满的金斯伯格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享乐主义盛行，人们精神上陷入混乱状态，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力量，于是东方文化乘虚而入。在“垮掉的一代”当中，禅宗甚为流行。金斯伯格知道中国是禅宗的兴盛之地，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是禅的国度，于是中国形象就被禅化了。金斯伯格企图运用中国文化批判美国工业资本主义、拜金主义、战争叫嚣等等，所以特别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他回到现实，看到中国正走向学习西方的道路时，就对中国的社会感到不满，希望中国还停留在想象的历史阶段，而不愿意更多地正视中国的现实。 再次，金斯伯格中国观的形成还与其创作理念和美学追求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追求真实的创作理念，其创作目的就是要“表达自我、批判现实、影响读者、改革社会”，在试图解决和表现被压抑的自我的同时，关注、揭露和批判美国政治和社会现实。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写入诗中，其几十年的诗作几乎构成了一部自传。他将自己1984年出版的诗选里的诗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安排，“以便成为我的自传”(Ginsberg, xix)。作为一个诗人，一个精神上的探索者，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坦率与真诚，渴望把自己从社会、宗教、世俗观念等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原其存在的真实，这也正是“垮掉派”诗人的根本信条。 金斯伯格承袭了自波德莱尔以来在西方逐渐成为主流的审丑美学。波德莱尔的诗作实践了西方从艺术审美到审丑的转化，将浪漫主义诗歌对自然和情感的表现，转换为对城市生活的喧嚣与人性丑陋的揭示。在这一点上，金斯伯格是波德莱尔的继承者。金斯伯格在早期诗歌中已经使用了一些不雅的字句，如《嚎叫》(Howl)中有不少词汇直露而粗鲁地描述酗酒、吸毒、纵欲等，这首诗与《恶之花》一样一出版即被列为禁书；金斯伯格的长诗《卡迪什》(Kaddish)力求真实地再现生活，将丑毫不隐晦地直陈出来。这样的审丑美学原则，与诗人追求真实的创作理念是密切相关的，即只要是真的，是诗人心灵真实情感的表达，即使是丑陋或病态的形象也可以是美的，可以是艺术直接表现的对象，给人们带来审美享受。 总体而言，金斯伯格诗中所描绘的中国是西方作家笔下中国形象的延续，在他的诗作中，中国仍然是以作为西方对照的“他者”面目出现的。不过，难能可贵的是，金斯伯格在诗歌中既传达出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也描绘和揭示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可以帮助西方人客观地认识真正的中国；他以其独特视角关照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着启发意义，对于我们今天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也同样能起到推进作用；与此同时，以他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钟爱，也应引起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珍视，因为只有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中国才能在日益走向多元的世界文化中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魅力。 注释： ①这是金斯伯格在回答张子清教授的笔问时谈到的，见张子清：《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560。 ②代表文章有文楚安：“久违了，金斯伯格——论金斯伯格的中国组诗”，《外国文学》5(1994):32-38。 ③代表论著包括Thomas F. Merrill, Allen Ginsberg(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69) ;Paul Portugés, The Visionary Poetics of Allen Ginsberg(Santa Barbara: Ross-Erikson, Publishers, 1978); Kent Johnson and Craig Panlenich, eds, Beneath a Single Moon: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Boston and London: Shambhala,1991)；张子清：《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耿纪永：“‘道非道’：美国垮掉派诗人与佛禅”，《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2006):82-86。 ④三首诗均见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 ⑤文中所有诗歌引文均出自文楚安译《金斯伯格诗选》，以下标明页码。 ⑥这组诗被收入《白色的尸衣》(White Shroud, 1980-1985)中，见文楚安译《金斯伯格诗选》。 【参考文献】 [1] 莫利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方晓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 [2] [Dickstein, Morris. Gates of Ede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Sixties. Trans. Fang Xiaogua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85. ] [3] Ginsberg, Allen. Collected Poems, 1947-1980. New Yorki: Harper & Row, 1984. [4] 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 [5] [---. Sellected Poems of Ginsberg. Trans. Wen Chu-an.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00.] [6] Hungerford, Amy. "Postmodern Supernaturalism: Ginsberg and the Search for a Supernatural Language."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2 (2005): 269-98. [7] Johnson, Kent and Craig Paulenich, eds. Beneath a Single Moon: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Boston and London: Shambhala, 1991. [8] Portugés, Paul. The Visionary Poetics of Allen Ginsberg. Santa Barbara: Ross-Erikson, 1978. [9] Quinn, Justin. "Coteries, Landscape and the Sublime in Allen Ginsberg."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l(2003):193-206. [10]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代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6。 [11] [Meng Hua. Preface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magologe. Beijing: Peking UP, 2001.1-16. ] [12] Merrill, Thomas F. Allen Ginsberg.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69. [13]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14] [Said. Orientalism. Trans. Wang Yugen.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 [15] 周宁：“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厦门大学学报》6(2004):5-12。 [16] [Zhou Ning. "Another Type of Orientalism: Beyond Post-Colonial Cultural Criticism."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6(2004):5-12.]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