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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第一届中日韩东亚细亚文学论坛的举办，韩国主办方还安排了一项内容，就是三国作家由首尔乘坐“金裕贞文学列车”赴春川市参加纪念韩国著名文学家金裕贞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包括在金裕贞文学村的“金裕贞文学之夜”以及在春川市翰林大学召开的题为“通过故事认识亚洲的作家们”研讨会等。因报道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韩活动之故，中国作协对外联络部也给我发来了金裕贞的三篇作品《春天，春天》、《恶棍》和《山中过路人》，并配有韩国学者全信宰的评论文章《金裕贞的人生和他的文学世界》。 金裕贞1908年出生于春川乡村的一个殷实的家庭，据说少年丧父后，家境开始败落。金裕贞有着敏感的心灵和多折的经历。21岁时，他爱上了当时最著名清唱名角朴绿珠，用尽一腔热情疯狂地写了大量的情书示爱，而那位女子却只字未有，让金裕贞炽热的心受到了重创。后来，金裕贞在感情上又有过几段故事。都无果而终。也许正是这坎坷人生经历，激起了金裕贞狂热的创作热情。金裕贞成年后，罹患多种疾病，身体状况日益衰弱。在肺结核晚期，金裕贞还一边咳着血，一边坚持写小说。此时，写小说已经成为他拯救自己灵魂的惟一途径。因患口吃病，他便将憋闷在内心深处的激情全部倾吐在文字之上。病魔缠身，迫使他终日一个人躺在漆黑冰冷的房间里。可是，这凄凉之境却唤起了他对温暖春天的无限渴望，诱发了他对生的无限企盼。金裕贞于1937年3月29日因肺结核逝世，年仅29岁，一辈子孤独寥落，留下了30篇小说（其中一部长篇小说未完成）、12篇随笔，还翻译了两篇外国小说。资料上说，金裕贞死后，他的朋友带了其手稿远赴别国，后家人一再追索却无功而返。直至上世纪90年代，这些手稿才得以发掘整理，风靡于世，人们才真正认识了这位光复前韩国文坛上才华横溢的中坚作家。韩国文化体育部把金裕贞评为1994年3月的文化人物，每年在他的忌日都会举行纪念性追慕式。最值一提的是，在纪念金裕贞诞辰百年的活动中，我们领略了朴绿珠的弟子朴宋姬根据金裕贞同名小说亲自改编并领衔主演的清唱剧《春天，春天》。现年82岁的朴宋姬被联合国有关组织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号，看着她和弟子们声情并茂的表演，不禁让人联想，如果金裕贞在天有灵，知道心仪对象的亲传弟子表演自己的作品，该是怎样的一番心情呢？ 在研讨会上，莫言谈起他在日本伊豆半岛拜谒过梶井基次郎的墓地。他说：“梶井也是一个少年天才，写过一部名叫《柠檬》的小说后不久就吐血而死。他和金裕贞是同时代的人。后来在北海道的札幌市，看到过一个20多岁就因肺结核去世的青年诗人的雕像，雕像的基座上镌刻着他的诗句：秋天的夜晚，清冷的小巷，飘散着烤玉米的香气。他也是金裕贞的同代人。他们都是才华横溢，都是出身贫困，都是多愁善感，都是得了肺结核无钱医治，最后吐血而死。” 而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另一位与金裕贞有着相似人生之路和文学世界的作家身影，那就是中国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韩国汉学家朴宰雨。朴教授立即用中文答道：“是的，钟理和，《柳荫》的作者。他们的确很相似。” 钟理和1915年出生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也是正值盛年时患肺病，过上了半休养半写作的乡居生活。穷苦潦倒的生活以及乡野农村的农耕体验倒成了钟理和文学的养份，使他得以深刻地观察了解并亲身体验农民的生活与心声。1960年8月一个狂风暴雨肆虐的日子，钟理和在病床上修订作品时，突然旧病复发，咯血不止，以至血染稿纸，至傍晚时分不治而逝，时年45岁，成为一名“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 有材料说，金裕贞小说中，有一半是以韩国山区面积最大的江原道山村为背景的，其余的则是以韩国第一大城市首尔为背景。而那些以首尔为背景的小说里，主人公们也大都是从江原道山村里进城的人们。如果按照作品发表的年代顺序来读金裕贞小说的话，可以从中读出日据殖民地下的农民们被现实逼迫，逐渐走向没落的全过程。金裕贞善于以讽刺笔调塑造如“缺心眼的人”和“没出息的家伙”等乡土气息极为浓厚的小人物形象，而这些小人物忧郁的性格和心理失衡的行为，与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比如《春天，春天》等小说，就体现出金裕贞一贯的通过带有戏剧性且隐藏着深深哀愁的幽默和讽刺特征，揭示了落寞的农村现实和无奈的贫苦生活。那些暗藏苦痛的笑容，也是韩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特征之一。金裕贞的作品里无时不表现出一种异化的人性，作者总在或多或少地描绘着阴暗的社会生活中人们自私落后的心理。这是悲惨的生活境遇所致，而根源又在于落后的社会制度上。尽管作者体现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无力给人物设计更好的生活愿景。与此同时，金裕贞在作品中也对本土民众中固有的可贵品质加以表现。全信宰认为，金裕贞作品里的主人公们基本上都是无论面临多大困难都不会绝望的角色，他小说里的诙谐滑稽部分也不能单纯当作笑料来看，那是主人公们战胜绝望的力量。 在作品形式上，金裕贞和钟理和的作品都体现出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我读了金裕贞的三篇小说，只是初步领略了那份独特的气韵：既有诗的意韵，又有散文的情调，也不乏故事性。金裕贞小说的故事是发展着的，但也并非像欧·亨利小说那样刻意设计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而是划出一道柔和而明晰的S型，那么自然而然。作者善于通过对具体生活场景的细叙，暗暗引领读者的情绪。可能同是东方文化之故，我阅读的是翻译作品，但没有丝毫的隔阂感。金裕贞的叙述语言亲切自然却不浅露平白，于朴实流畅中散发出浓重乡土气息。金裕贞凭借丰富的生活积累和高超娴熟的艺术技巧，书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和事，描摹出色彩鲜明的东方乡村社会生活图景。 品读金裕贞，再联想钟理和，也引起一些思考，那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并加以创新。莫言说：“金裕贞的创作成就证明了一条文学创作中的普遍规律，那就是爱尔兰诗人叶芝所说的：‘我们所做、所说、所歌唱的一切，都来自同大地的接触。’”同时，莫言还建议拓展“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乡土”不仅是偏僻落后的乡村，也包括繁华的都市，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莫言说，大江健三郎多年前就提出构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的构想，他自己也是这一提法的积极响应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日韩东亚细亚文学论坛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之一——通过亚洲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使亚洲的文学像拉丁美洲的文学一样，形成独特气象，在世界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个想法的最终实现，当然还要靠亚洲各国作家的个人奋斗，要靠我们从各自熟悉的乡土、追求个性的创作出发，但彼此间的交流会开阔眼界，改变各自的思维定势，使我们获得观照乡土的崭新视角。 原载：《文艺报》2008-1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