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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一文发表后，在读书时陆续又发现了一些证据，但只是记入了我的读书札记，并没有写成文章；我那篇文章也确实是偶然得之，无论是书证，还是分析，都很不充分，但自信是言之成理的。最近又读到石先生的答复文章《〈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对我上文的商榷一一做了答复，继续坚持“嘉靖初年说”，同时对我的商榷意见提出反驳。读后觉得有必要再写一小文，谈谈近一年来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新发现和新想法，也算是对石昌渝先生“答复”的答复吧。 首先要感谢石先生的是，他指责我上篇文章引证多“只引片断之文”，因此他在大作中将我“略去”一些内容“恢复”，从而使我引证的背景和内涵更加清楚了。说实话，我那样做并非想偷懒省事，更非只看那个“词”而不管其内涵。那样做的唯一原因是遵照刊物的要求，文章不能写得太长，因此引证和分析只能选择最重要的部分，点到即止，无法像石先生这样长篇大论地展开和发挥。好在石先生的文章已经补足了这一点，相信读者将两文对照着看，会很清楚的。 第二是要弄清楚我们讨论土兵、用银、腰刀等问题的出发点。对这些问题本身的研究，坦率地说我属于“外行”，但如果把握住考证《水浒传》成书年代这个目的，那么对有关历史材料的分析就会有的放矢，不至于离题万里。以“土兵”为例，我是要证明宋、元、明三代皆有土兵，而且其形态、职能一向是多方面的，所谓“政府编制中的土兵”和“地方豪族组建的自卫武装”两种情况也是三个朝代都有的，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由宋代的“战斗部队”向明中期以后“衙役”转化的过程，因此，土兵这个问题是不能作为《水浒传》创作年代的证明的。 特别要说明的是，南宋时期土兵和官兵被“私役”的现象非常严重，有关文献很多，这里再举一例。宋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七十四载绍兴年间“军制之弊”谓：“夫习击刺攻骑、射履行阵，固兵矣；擎肩舆、供伎巧，服厕役，又兵乎？今自一州守贰，下至宫观里居之士，皆破兵为白直，冗占私役，诡名重垒，其弊百出，……”还可以参看《宋史》卷三百七十五《李邴》、卷四百六十五《外戚下》等等。这说明，南宋时期，相当一部分士兵在各种名目下被“民化”了，所谓“擎肩舆、供伎巧，服厕役”，已完全丧失了士兵的职能，导致南宋军队战斗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状况便是叶适在《水心集》卷五《终论二》中疾呼的：“古者民为兵，今者兵为民，宜其消惰犀弱而不可制也。”这里所谓“为民”，就包括如《水浒传》中描写的那种几乎成为长官家丁的那种情形。官兵尚如此，土兵被私役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可以说这是南宋的一种普遍风气，而且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些史料就为那个时期诸多文献中关于禁止私役士兵的诏告、文告等提供了背景。《水浒传》所描写的土兵不是与此更相像吗？何以一定要来自明代中期以后的“生活经验”呢？认真考察有关史料，《水浒传》的作者为元末明初施耐庵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没有找到更直接、更确切的证据前，不可轻易怀疑古人的说法。 明代嘉靖以后的土兵情形也并非只如石文引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的那种情况，因此我称为单文孤证。明人叶春及《石洞集》卷八《兵食议》第一条即为“议土兵”，谓：“夫今之所以重客兵者，岂未睹其害耶！”文中列举了客兵之“五害”，如客兵远离父母妻子、无乡党之亲、不习地里、养兵费用过高等等，然后论证“知其害，则土兵之利可推也。”该文的核心观点是阐述土兵之利，主张大力发展土兵。这里，“土兵”与“客兵”相对，很清楚地表明了土兵地方军队的性质。文中丝毫看不出当时土兵已经“形同衙役”的情形。而叶春及正是嘉靖年间举人，其所记也是嘉靖以后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谓：春及字化甫，归善人，嘉靖壬子（1552年）举人，官至户部郎中，事迹附见《明史?艾穆传》。……艾穆官四川巡抚时，春及为宾州知州，尝举以自代。所著政书，井然有条）。这表明，无论是宋代还是元、明，土兵的多种形态是并存的，并且三朝情况很相似。陆容、沈德符的记载是实情，叶春及的记录也是实情，而且是更直接的实情，而非如陆、沈两书的小说家言。当然，它们同时并在，并不矛盾，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因此我认为，仅根据土兵这一点，是很难判断出某种情况必是宋代或明初的，某种情况必是明中期以后的，以此来推导《水浒传》的创作年代证据不足。至于石先生所谓“土兵”和“土兵制度”的区别，我以为是不必争论的，因为什么叫“制度”是可以有多种解释的。 第三，关于元朝民间已使用白银进行日常交易以及腰刀产生的年代问题，我可以再提出几条证据供石先生参考。石先生承认我引用的那几部元杂剧及其时代都没有问题，但批评我引用的是新编的《全元曲》，而《全元曲》依靠的主要底本为明代臧懋循所编《元曲选》，臧又以改动元剧文本著名。似乎我对此毫不了解，因而犯了不究版本的“考据学大忌”。石先生暗示，我引用的文字可能是经过臧懋循修改过的，算不得真正的元代文献，故不足为据。 说实话，元杂剧戏文中出现用银子交易的描写不止那几处，石先生若有兴趣，也不妨“用电脑检索”一番。我引用时，是充分考虑到代表性和版本问题的，只是在最后表述时，为了简明统一，同时根据“后出转精”原则，只使用了《全元曲》的文本。最重要的是，我使用的那几段引文，用现存的各种元曲版本校勘，都是如此，不存在任何异文，换句话说，所谓“版本问题”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石先生信不过《全元曲》，我不妨再举几部当代元曲学者的著作，分别是王学奇等校注《关汉卿全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王学奇主编《元曲选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几部元曲集并非只用《元曲选》，而是参考了当今所能看到的包括《元刊杂剧三十种》、《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元杂剧、戏文的各种版本，精心校勘而成的，凡有异文，必定出校。我核对过这几部书，可以证明，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元曲版本，那几处引文是没有问题的。略将几部著作引文的有关页码列出，以供查对：《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楔子引文见《关汉卿全集校注》第288页；《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三折引文见《关汉卿全集校注》第310页；《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楔子引文见《关汉卿全集校注》第545页；《郑孔目风雪酷寒亭》楔子引文见《元曲选校注》第2543页；《须贾大夫谇范叔》第二折引文见《全元戏曲》第661页；《冯玉兰夜月泣江舟》第三折关于“腰刀”的引文见《元曲选校注》第4390页。 当然，即使如此，只要经过明人之手的，仍然免不了“被明人妄改”的嫌疑，毕竟，传世的元刊本杂剧是太少了！石先生要我“证明引文为元刊本原有而不是臧懋循后加的”，仿佛向我索要所谓“宋版《康熙字典》”，我只能徒唤奈何了！还好，我想起《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来，这应该是学术界公认的没有经过明人“妄改”的元代戏文了吧，即使它也不能算作元代文献，但总是明初的吧。于是找来翻检，没想到一查就得，《小孙屠》第三出《李琼梅卖酒》中，便有这样一段对白： （生白）酒钱多少？（旦）这个不妨，看官人与多少。（生）略有些小银子，权当酒钱。（旦梅）谢得官人！（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页） 谢天谢地！真该感谢洋鬼子们手下留情或一时疏忽，给我们留下些《永乐大典》的残卷。那么这些说明了什么呢？臧懋循固然改动过元杂剧的文字，这是事实。但究竟他是以怎样的动机修改的？修改的具体情况又如何？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他要修改诸如用什么东西买酒、用什么东西杀人这些情节的动机。据我看，他改动最多的是在增加文采、更适宜阅读方面。 再谈谈腰刀的年代问题。我新发现的两条证据，其一是宋代梅应发、刘锡同撰《宝庆四明志?四明续志》卷六的记载：“宝祐六年八月，……丞相吴公开藩以来，抚御阅习，纪律素严，淬砺缮修，器甲素备。”其后记其军队装备有：“……长枪一百二十八条、腰刀一百七十柄、弩二百枝……”其二是宋代周应合撰的《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的记述：“给军器衣甲付各屯椿管以备使用”，其下列“……弩箭六万二千八百只、腰刀二千五百一十二把……”。 这里，腰刀是和其他许多兵器并列在一起叙述的，应该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这表明，至晚在南宋时期，腰刀就已经是一种常见的兵器，在军队中使用量很大，相当普及；可能由于形制相似，到元代更与蒙古人所谓“环刀”混为一谈，笔者上篇文章谈到的《蒙古帝国史》中记载“环刀”的发音与“腰刀”相似，可能是来自汉族人的称呼。但无论如何，这两条宋代的材料总可以证明腰刀绝非什么“明代中期才有的新式兵器”吧。当然，石先生可能还会拿“版本”来质问，我先交待，这里用的版本是四库全书本，至于这些枯燥的史料是否也经过了四库馆臣的毒手，笔者真是无能为力，不敢判断了。 石文还说：“梁山好汉们挎着腰刀跨乡走县，在大街上游来荡去，这种情形断不可能发生在宋朝，更不可能发生在元朝，也不可能发生在明代前期。”说得相当肯定。对此，我只想举出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题为《十山歌呈太守胡平一》，诗有小序谓：“螺冈市上恶少为群，剽掠行旅，民甚病之。太守寺正胡公命贼曹禽其魁，杖而屏之远方”云云。其第六首写道：“王黄二盗久驰声，手棒腰刀白昼行。逢著村人持一物，喝令放下敢谁争。”（《全宋诗》第4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51页）这是说有王姓黄姓两个大盗，手持棒，腰挎刀，白昼出行，抢劫行凶。此诗属于典型的“白描”手法，其真实性当没有问题。朝廷有禁令，固然是事实，但就是有人“手棒腰刀白昼行”，是否“合法”与是否存在完全是两回事，恐怕哪个时代也都会有这类事吧。再说，《水浒传》中的那些好汉们可不是什么普通“百姓”，而是地道的“山贼”啊。按石文的说法，明代正德以后，刀、枪等兵器似乎已不在禁止之列，老百姓都可以“大摇大摆”地挎刀出行了，这才给了《水浒传》作者以“生活经验”，这又有什么根据呢？《明会要》所记也只能证明当时在准许“私家制造”方面部分开禁啊！ 关于《水浒传》中的子母炮是否就是明人所说的“佛郎机铳”，我认为不仅是一个单纯资料考证的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允许和承认一个小说家可以超越他的“生活经验”和时代环境，虚构出一些东西来？如果石先生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那么再争论下去就完全没有必要。我的上篇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我想说的是，向来考据学有所谓“说有易，说无难”的说法，盖说“无”必须穷尽文献，哪怕只遗漏了一条重要例证，都不能证成其说；说“有”则只用枚举法即可，哪怕举出的只是一个“例外”，也总能说明些问题，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客观地说，石先生面对的问题比我面对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假如他的研究真的有所突破，当然也更有意义、有价值得多。我倒真心希望石先生能够充分利用一下现代化的文献检索手段，穷尽有关研究文献，或许会得出些更切实的结论来的。与石先生文章同期发表的李铎、王毅两先生的文章已经作出最好的说明。 原载：《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