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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二十五回回评中写道:“读者深省之，可于淫欲世界，悟出圣贤学问。”这句话，颇为明了地概括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基本特点，那就是以道德理性的思维方式来解读小说文本。这个特点，不仅体现了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昭示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与读者审美情趣的转变。探讨一下这种道德理性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和文化背景。及其在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效应，并进一步分析说明张竹坡评本的功过得失，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一 张竹坡如是说:“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也哉!”又说自己评点《金瓶梅》是“又算我今又经营一书。”(《竹坡闲话》)这样的批评观念和审美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十九世纪法国浪漫派评论家法郎士的一句名言:“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自己。”他们诉说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学批评就是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向审美对象的渗透。 必须指出的是，文学批评既然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文学接受活动，那么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就绝非纯属他个人的“单情幽绪”，而是比一般接受者的主体意识带有更加鲜明的社会化倾向。对于张竹坡，亦当作如是观。家族意识、群体意识、社会的价值标准，一直支配着这位文学批评家在审美活动中的选择向度。 张竹坡系出于彭城张氏，是所谓“簪缨世胄，钟鼎名家”。这个家族世世代代以宗教式的虔诚奉守躬行着封建的礼法纲常，对于张竹坡人格的形成，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据乾隆四十二年刊行的《张氏族谱》载①，张竹坡的高祖张琪，“纯孝天成，居家动有礼法，子弟辈相见肃衣冠出。”他的祖父张垣在南明弘光朝参与了史可法的扬州军务.时唯州总兵许定国叛变，垣慷慨赴难，杀身以成仁。其祖母刘氏，“事姑舅虔恭端肃”，又“閫教端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咸以为母仪焉。”他的母亲沙氏，更是一个克守封建妇道的典型:“弱龄以孝女闻，于归以贤妇名，晚岁以仁母称。”在她的调教之下，“男噪才名于弱冠，女解割股于垂髻。”张竹坡的胞妹张文娴就确乎有过“割股疗亲”的孝行。彭城张氏一家，可以说是以几代人的生命践履着儒家的伦理主张。如此深厚的家族传统，又怎能不在张竹坡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张竹坡生于康熙九年，卒于康熙三十七年。他一生26个春秋，正处于整个思想界在政治上发生转向的时期。在明清之际，由于社会大动乱和政权更迭而一度遭到严厉批判的程朱理学，至康熙朝又恢复了它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已故的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指出:“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考其渊源，皆自康熙朝理学诸臣所传播种子。”又说:“清之理学，实以帝王好尚，为有力之提倡。帝王为有益于政俗，但得躬行实践之儒，不问门户。”(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7页。)统治阶级的有力提倡，必然成为封建社会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导向。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