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瓶梅》自明中叶问世以来，至今已约四百年。而对《金瓶梅》的研究、评价，则在它问世之日便已开始。四个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坎坎坷坷，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充满困惑的程途。称誉者，嘉其为明代“四大奇书”之最，甚至以为它是说部中无以堪比的伟大写实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光辉里程碑。无论是对它的丰厚包容还是对其艺术上的精深造诣，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及客观的评价。但是，持针锋相对态度的也代不乏人，或斥其为诲淫之尤，或指责它是自然主义的标本。然而，我们透过四百年对其评价褒贬对立的现象，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始终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仅就明清文人的阅读体认，作一概括的介绍评析。 一、明人的解读 《金瓶梅》刚一问世，就惊动了当时的文坛，在士大夫中传阅抄写。先睹者们见仁见智，对这部旷世奇书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这个时期的评论虽然只是出现在文人们的笔记、书信以及各类序、跋中，但涉及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归纳起来，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充分肯定这部奇书的成就及地位。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曰:“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称赞《金瓶梅》“琐碎中有无限烟波”①。公安派盟主袁宏道在《觞政》中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读后感觉“甚奇快”②。认为它“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③。《七发》乃西汉文学家枚乘所作的辞赋名篇，旨在对楚太子进行劝谏，有开汉大赋先路之功。袁氏说《金瓶梅》超过《七发》，大约意在说明，《金瓶梅》的劝谏主旨与其艺术上的创新突破，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后来随着《金瓶梅》的付梓印行，文人士大夫更是推祟备至，甚至认为它的成就在《水浒传》之上。如欣欣子认为《金瓶梅》“语句新奇，脍炙人口”，将其与《剪灯新话》、《莺莺传》、《效肇集》、《水浒传》、《钟情丽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如意传》、《于湖记》等作品进行比较，说这些作品“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篇终而掩弃之”，唯《金瓶梅》能使读者“闻之如妖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④。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也认为《金瓶梅》作者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⑤ 对于《金瓶梅》内容的评价，以谢肇淛《金瓶梅跋》中的概括最有代表性。其文曰:“《金瓶梅》……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阔之媒语，市里之狠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蹼上之期，尊垒枕席之语，验脍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押客之从谈逢迎，奴怡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孩意快心。”可以说是鞭辟入里，言简意赅。 关于小说的作者、时代以及创作意旨，当时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足见作者隐名埋姓之深，以及小说作者寓于其中的意旨、涵容之广。明人谈及《金瓶梅》作者的有六家，多认为此书的作者为嘉靖时人。但究竟坐实为谁属，则说法不一。与作者紧密相关的问题便是作品的主旨、立意所在。袁中道认为是“绍兴老儒”影射其主人“西门千户”的“淫荡风月之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则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旨斥时事”之作;屠本峻《山林经济籍》日:“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寄意于时俗”的作品。此外，廿公《金瓶梅跋》说它“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谢肇淛《金瓶梅跋》认为《金瓶梅》是永陵(明世宗嘉靖朱厚熄的墓陵)中“金吾戚里”门客采披其主人的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这些说法都距《金瓶梅》成书时代较近，况且有的还与作者为“友”，但究系什么原因，他们都不愿意点破《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当时小说尚不能登大雅之堂，其作者为封建正统文人所瞧不起，也不仅仅是因为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淫秽描写。也许还有政治上的考虑，以及其他不便明言的原因。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