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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近，阅续了傅僧享先生的《金瓶梅妙语》一书，深感此书在众多的x学术若作中，别其一格.不同流俗。 说心里话，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感受最深的首先是傅先生在朴学方面的功力。朴学是清代学者的盛业，他们不仅凭借自已在经史和小学方面的深厚修养训释古代典籍中的疑难字句.而且从其开山祖师顾炎武开始，便倡导博学于文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特别注意旁征博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根据、归纳，总给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傅先生也显然精于此道。一方面，先生凭借自己在小学方面的修养，说文解字、训释众多的难解之语，如对“博浪”“波答子”“风月窝”等等难语的训释便是如此;另一方面，在考核文字之时，先生又常常是综合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史学、哲学以及戏曲、饮食、农业、水利、植物、动物、宗教、伦理等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翔实的文献资料、曲证旁通、博及群籍、言必有据、信而有证。因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大都精当不移。同时，更让人敬佩的是傅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如书中对“炊饼”一词的训释便是典型的例子。《金瓶梅》中写武大郎卖的 “炊饼”，就是蒸饼，也就是今天的馒头。这一点对多数读者来说并非疑难问题，只有少数人认为“炊饼”是烧饼。但为什么把“蒸饼”说成“炊饼”呢?有人说在《青箱杂记》中找到了所谓根据:“仁宗庙讳贞(赵祯)，语讹近蒸，今内廷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于是下断语说:“读蒸为炊，以字近仁宗讳故也。”意思是改“蒸”为“炊”是人们为避宋仁宗庙讳而致。此说本非笃论，但长期以来没有通达的解释。为2解决这一问题，傅先生不仅详察《金瓶梅》这一文本，找出了内证，即该书第31回和第59回等许多地方又直呼“蒸饼”而没改为 “炊饼”，说明本书无意于所谓避讳;同时，傅先生又博征南北朝一直到清代的众多典籍，详加印证，尤其从宋明两代典籍中找出大量称馒头为 “蒸饼”而不用“炊饼”的可靠材料，精心考辨，证明“炊饼”不是因讳而称，“乃从俗之音”。完稿后又不断地修改、补充，以至于三易其稿还觉言犹未尽。中间曾因排字问题造成文字错接，先生辗转反侧，通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亲自到出版社来进行更正。其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盛于清代的朴学也有其局限，即一般学者在材料的取舍上往往不能割爱，或者不能去芜取精，因而经常出现罗列材料、冗繁杂芜的现象，进而文章流于烦琐，造成只见材料堆积，淹没学术观点的弊端，文笔也显得滞涩，质本无文。傅先生此书在考据方面不仅没有蹈此覆辙，而且大都以文字省净、考据精审见长。这主要得益于先生的厚积薄发，以博返约:一方面善于归纳和选择，即先博采文献穷其枝叶，后化繁为简取其精华。如 “狗奶子花”“海东青”“胡博词”等博及群籍，综合文学、史学、医学、植物学和民俗语言学等诸多方面的文献资料，尔后经过归纳选择，便去粗取精，化繁为简，以少总多;另一方面在表达文字和征引文字上更精益求精，宁少勿滥，压缩到最低限度，所以“语释”部分茧然条目众多，但多是百字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没有由博返约的真功夫，不会有这样的境界。 不仅在考据方面以简驭繁、以少总多，在总体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手段上，傅先生也表现出对传统的超越。 朴学家们的拿手戏是“由宇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其长处是求真求实，言之有据，持之有故，但其短处也十分明显:不仅有前面所说的填塞材料、流于烦琐考证，而且还往往停留在个别字句的考释之上，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发掘，更不能在微观考据的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宏观把握，达不到理性思辩的高度，出现掉书袋式的流弊。博先生虽然浸渍于传统学术日久，对清代朴学颇有研究并多有继承，但却没有抱残守缺，而是在“商量旧学”的基础上不断“培养新知”，兼融考据与思辩之长，传统治学方法与新的科学方法综合运用，由此便左右逢源、触类旁通，治学手段上进入更高的层次。在这本书中，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多种视角综合运用，又别开生面，不落俗套。纵观全书，先生在解决问题之时，既有文学的视角，又有史学的视角，还有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发生学、文化生态学、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于自然科学研究上的多种视角，又常常在解决一个但多是百字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没有由博返约的真功夫，不会有这样的境界。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