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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西门庆：金学研究新的突破口 对西门庆的研究，石著最具光彩 吴敢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７日生。中国《金瓶梅》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浙江大学土木系本科毕业，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主攻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已出版《张竹坡与金瓶梅》、《２０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等多部作品。 《金瓶梅》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被称为“金学”。以１９２４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金瓶梅》研究古典阶段（明清序跋、丛谈、评点）的结束；以１９３３年北京古典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金瓶梅》研究现代阶段的启动；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主旨、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语言风貌、理论批评、文化传播、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学术水平。金学遂为当代显学。 我在拙著《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曾说：“人物形象问题，是金学同人讨论较为充分、著述格外丰富的一个研究方向。如果说‘瓶外学’作者、评者、成书、版本研究等是百家争鸣，那么‘瓶内学’思想、艺术、人物、语言研究等便是百花齐放。此一领域亦可谓著述如林，仅专著就有１５部之多。”如果统计论文，则有２７６篇，其中涉及潘金莲的６９篇、西门庆５４篇、李瓶儿２９篇。因此，研究《金瓶梅》人物，就要抓住其主要人物——西门庆与潘金莲。钟扬本书自不例外，其副标题即为“石钟扬说《金瓶梅》：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 持西门庆“新兴商人”说者，除当代卢兴基先生首倡以后，尚有跃进、李时人称之为“前资本主义商人”、王文彬等。此说是《金瓶梅》思想主旨研究中的重要一说，广有影响。石钟扬持不同观点，而将“新兴商人”卢兴基说与吴晗说分别开来，认为“在吴晗那里，所谓‘新兴商人阶级’实则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这所谓新兴商人阶级既不改变封建的生产方式，也不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所经营的也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经济”。这是有力的辩驳。卢兴基先生亦固守定见，他提交给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的题目就是《不同凡响的艺术塑造——再论西门庆这个新兴商人》。希望这一讨论能继续下去，我相信，这种双方言之有物的论争，必将有益于金学事业的进展。 刘绍智《试论西门庆》（《宁夏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四期）是西门庆专题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其后二十年，除前述西门庆研究专题论文５４篇以外，凡研究《金瓶梅》人物者，几无一例外，都要论及西门庆。但我以为，对西门庆的研究，本书最具光彩。 “金学”：大器晚成的学问 苗怀明 １９６８年生，河南平舆人。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 “金学”的大器晚成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由于此前的学术积累较为薄弱，因此短短几十年间取得的成果也就显得特别丰厚，特别引人注目。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经过研究者几十年的辛勤开掘，文献资料已搜罗殆尽，很难再有新的、令人惊喜的重要发现；容易看出的问题也一一被人指出，并加以论述。相关研究实际上已进入了一个沉寂期，特别是近些年来，金瓶梅已不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盛况。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相对沉寂的状况下，如何使“金学”研究获得新的突破，“金学”的增长点何在，未来向何处发展，相信这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在《金瓶梅》研究中，对人物形象的探讨历来主要集中在两位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身上。如何评价和认识这两位新型人物，学者的观点可谓众声喧哗、众说纷纭，文学研究固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还是有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的，笔者很赞成陈寅恪提出的理解之同情说。研究、评价一个人物，首先要理解，对其各个方面有着准确、深切的了解；其次是要同情，将其放到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观察，不能以今人的观点去苛求古人。陈寅恪的这一看法素来为学界所认同，如果按照这一原则来研究《金瓶梅》人物的话，不能不承认，此前不少研究并没有做到理解之同情，而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用某种思想图解人物，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石钟扬先生的《致命的狂欢》也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有感而发。他选取了《金瓶梅》一书中两个最为重要的人物潘金莲和西门庆，阐述自己的新看法，既不溢美，也不贬低。他将西门庆定位为一个十六世纪的新型流氓，认为西门庆不过是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下产生的新丑，并非什么资产阶级的新秀，《金瓶梅》则是这位流氓的喜剧生涯的生动展示，笔者对之深表赞同。看起来是对一个人物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以往研究状况的反思和质疑。 西门庆：明代流氓的艺术典型 陈 辽 １９３１年９月出生。１９４６年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１９５１年发表第一篇文艺评论。至今已出版专著、论著、论文集２６部；发表论文和评论文章１７００多篇。现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明清小说。 在“金学”中，《金瓶梅》的主要人物西门庆又成为研究的热点。“金学”成为显学后，有学者认为“西门庆是十六世纪中国的新兴商人”，“是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如果中国的历史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运转，他们就将是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掘墓人”。（《〈金瓶梅〉——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７年第３期）此说一出，在金学界被广为传播。西门庆究竟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还是充当“中国封建社会掘墓人”的“新兴商人”的代表，这关系到对《金瓶梅》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整体评估。明清小说研究专家石钟扬教授在其新著《致命的狂欢——石钟扬说〈金瓶梅〉：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中力排陈说，独持新论：西门庆乃流氓的典型！认真研读石著，我深深为石著的新论所折服。 “流氓”这一词语在社会上流行，当在晚清、民国以后。鲁迅的名文《流氓的变迁》（《萌芽月刊》１９３０年１月，第一卷第一期）发表后，知识界、学术界方才知道，原来“流氓”之在中国已有两千几百年的历史。鲁迅对流氓的科学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但是，十分可惜，过去从没有学者据此研究过中国古小说中“流氓”这类人物。《石说〈金瓶梅〉》从《金瓶梅》文本的实际出发，以《金瓶梅》对西门庆的艺术描写为依据，在性、帮、管高以及道生观等五个层面上用确切不移的论据阐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确是明代流氓的艺术典型！ 如何评价潘金莲：金学研究的新焦点 潘金莲：“为情而生，为爱而亡”的悲剧样本 戴建国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生，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从事法制史、古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万恶淫为首”，历来把潘金莲作为“天下第一淫妇”来审判，接着此起彼伏的骂评立即简单得堂而皇之地变成了入情入理的文学审美了。对潘金莲做入情入理的审美，作者则主张“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方能持平”，试问潘金莲的色艺双全、智敏真率的特性，如此一个“虎中美女”不由自主错配给了“纸虎儿”武大郎，此时，该严责的是夫妻厮守的痛苦无悔还是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无边？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热恋，鼓动起生命的激情之后，潘金莲不过是众妾之一，“她是个唯性、唯欲、唯情主义者，舍此种种，别无所求。她以性为命，为情而生”。无钱无势无子的潘金莲在封建妾媵制度和男权主义双重锁链下生存拼打，最后，在“金瓶梅”世界里，这一最为风流的女性，命运与结局却最为悲惨。既然说中国小说第一毛病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这也正反映了妇女一直处于淫威歧视的被玩弄的困境中。潘金莲“以性为命，为爱而亡”，她为妻不如意，为妾不安宁，始终做不安做不稳奴隶，这不正写出了历史时代的更深层次的悲剧意义吗？石钟扬反复精读文本，多元审视文本，这样他的思考结果就不是空穴来风的臆语，也不是人云亦云的搬演，而是掷地有声的洪音，是力透纸背的椽笔。当前，由于浓烈的男权主义心态导致的对《金瓶梅》中女性的骂评甚是流行，《致命的狂欢》一改前辙时调，其思考的胆量何其可贵！石钟扬的一番话很是发人深省的：“对于女性的评论，我既不持女权主义，也非‘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却主张至少可以‘妇女之友’（非金莲之友）的立场，设身处地去解读她们。以慈悲为怀，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切忌以骂代评”（《致命的狂欢》第１８页）。对那些习惯骂评而未明了审美的研究家们而言，这也不啻是逆耳忠言。 潘氏绝非生来就是坏女人 陈协 文学副教授 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的武松的出现，才真正激起了潘氏从“无性无爱”的长期压抑的婚姻痛苦中挣扎出来、希冀追求个人幸福的心底波澜。这种不惜违背纲常伦理的激情喷涌，虽然极易遭人诟病（潘氏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恰恰是封建时代深处底层的女性个性复苏的一种绝好的体现。然而，她的由性爱意识的“朦胧觉醒”而催生的近乎飞蛾扑火式的大胆追求行为，却遭到了武松的无情“断喝”。因而与西门庆的偶然邂逅以及随之而燃起的冲天的“生命烈焰”，也正是不甘于命运随意左右的个体生命意识，在觉醒导引之下必然而又合理的选择。 石著通过对小说文本以及各种资料的条分缕析，相当完整地揭示了人物内心乃至灵魂所遭受的足以窒息生命的巨大的精神困窘。有了这样的逻辑起点，潘氏由“爱”而衍生的“协从杀夫”的恶行、与西门庆妻妾之间的生死争斗，甚至是与陈经济的乱伦和琴童的苟合等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便都有了与这一特殊人物性格发展与延伸完全吻合的合情合理的解释。 评价潘金莲，自然无法回避一个“淫”字，而在传统意义上，淫又为万恶之首。众多论者对潘氏的如潮恶评，最根本的原因是囿于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以致于过多地看到了潘氏的淫荡之“迹”，而较少去关注或忽视了“迹”的背后所掩盖的封建时代的女性一颗痛苦而又叛逆的心灵。其实潘金莲自有其逐步走向“淫荡”与“罪恶”的真实的心路历程：两次被卖身的悲惨经历、张大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其强行许配给武大郎的“残酷安置”、身嫁武大之后事二夫的屈辱现实、与武大“无爱无性”的婚姻等等，这便是潘氏早先所必须直面的恶劣的生存环境。而即便有如此的种种不堪，此时的潘金莲也并无实质性的抗争，反而一度萌发了“嫁鸡随鸡”的安守宿命之心。由此可见，潘氏也决非“生来就是坏女人”——这才是潘金莲真实的原始“性格起点”。 潘氏并非“天生的坏女人”，但却也算不得为爱而亡 王学钧 １９５０年７月出生，苏州大学硕士，现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古代、近代小说与市民文化。 在《金瓶梅》中，潘金莲并非“天生的坏女人”。尽管潘金莲求爱的方式错误甚至犯罪，但她只有两条道路可选：或者与武大郎过着无爱也无性，永远忍受这种令她“憎嫌”的生活；或者就是“偷情”，乃至犯罪，否则便无以获得她向往的爱情或性爱。她既然不可能在精神上回到令她“憎嫌”的过去，又被环境和情势所迫，便被迫走上绝境：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只好孤注一掷，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就生动地解读了潘金莲悲剧命运的原因。 石先生认为，《金瓶梅》所展现的潘金莲是“以性为命”、“为爱而亡”的悲剧。石先生对潘金莲的解读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颇有启发性。潘金莲对爱情的自由追求的确内涵了与婚姻制度冲突的必然性。但石先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西门庆之死与潘金莲有直接关系，这也是许多论者称潘金莲由一个美丽无邪的女子终于变成“色情狂”的重要根据之一。西门庆那天原已不舒服，又与王六儿纵欲，归家已是三更。到潘金莲房中后，他疲倦已极。但潘金莲一下给他服下三粒胡僧的丸药（性药），以便自己纵欲，导致西门庆油尽灯枯——脱阳。此后的几天，西门庆气息奄奄，但潘金莲还是恣意纵欲，致使西门庆“死而复苏”好几次。主妇吴月娘怀疑西门庆的病是潘金莲纵欲所致，加以查问，但她赖得一干二净。西门庆临死前，吴月娘等为他祈天发愿，望他不死，但潘金莲连个愿也不肯发。小说如此描写的含义，似乎不是“为爱而亡”的悲剧所能包含。 潘金莲正像是一面魔镜 杜进 （性别文化研究学者，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中国人忌讳“淫”字，钟扬先生为潘金莲翻案，一片苦心地将兰陵笑笑生的这个“淫”字做了他独到的解读。钟扬先生一路“去淫化”的解读，是要对抗《金瓶梅》“污秽说”，还《金瓶梅》一个朗丽清明的世界，还潘金莲一个如水的女儿身。美则美哉，只是，那还是不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潘金莲？研读《金瓶梅》和潘金莲的读者答不答应？ 潘金莲的戏在《金瓶梅》中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她超人的旺盛的情欲。不仅自己被鼓荡得不能自己、骚动不安，也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不安和张力。兰陵笑笑生让她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释放着她身体里那膨胀的、紧张的、混乱的、无法控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弗洛伊德说的“本我”，它是一切创造性的源泉，也是毁灭一切的根源。潘金莲真像是一面魔镜，让我们得以窥见“情欲之物”——它的蓬勃、它的美丽、它的凶猛。试想，抽掉了情欲，潘金莲的生命一定是苍白干瘪的，那些打情骂俏、花前月下也会索然无味。在一个女性毫无平等、尊严的男权统治世界，潘金莲牢牢地把握着她唯一的自主权——情欲自主权，用她的躯体对男权统治进行着颠覆和冲击。 “金学界”的“妇女之友” 杜进 《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9月 “为潘金莲翻案”一直是中国学界和社会各界既敏感又关注的话题，虽然钟扬先生并未明确打出为潘金莲翻案的旗号，但他很得意于自己“妇女之友”的说法。 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写的就是潘金莲。“以性为命，为爱而亡”——富于新意且有冲击力的标题之下有一个题解:“对于女性的评论，我既不持女权主义，也非‘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却主张至少可以‘妇女之友’(非金莲之友)的立场，设身处地去解读她们。” 整部《金瓶梅》，兰陵笑笑生描绘潘金莲，是将一个“淫”字写到了极致的。男性读者的“恨”“骂”“想”自然与“淫”相关。钟扬先生为潘金莲翻案，一片苦心地将兰陵笑笑生的这个“淫”字做了他独到的解读。如《金瓶梅》第四回“赴巫山潘氏幽欢”，写的是潘金莲与西门庆在王婆家首次幽会偷情的情景。作者认为“《金瓶梅》中做爱文字虽各有千秋，各尽其能，却唯有这一则最美，可作诗来品，当画来赏。”因为喜欢，作者“狠狠当了一把文抄公”，将原文大段引用，最后加以评说道:“潘金莲仿佛水银做成的本色派演员，原汁原味地走到你眼前，无半点矫揉造作，一片柔媚俊俏，灵动之极”。原来，钟扬先生一路“去淫化”的解读，是要对抗《金瓶梅》的“污秽说”，还《金瓶梅》一个朗丽清明的世界，还潘金莲一个如水的女儿身。美则美哉，只是，那还是不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潘金莲？喜欢看《金瓶梅》和潘金莲的读者又答不答应呢？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9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