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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罗贯中在民间传说与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根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正史材料，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再创作而写成的。《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因而对后世的影响甚大，研究它的人很多，成果也十分丰富。这些研究几乎涉及《三国演义》的各个方面，有史实的考辨，有源流的梳理，有思想内容的挖掘，有艺术风格的探讨等等；但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研究《三国演义》面貌的成果尚不多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三国演义》使用的语言到底属于什么性质？（《三国演义》历代版本甚多，本文主要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下册本，1973年12月北京第3版，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为什么作为古代白话小说代表性著作的《三国演义》通常却被认为是用文言或用浅近文言写成，而不是用古白话写成的？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语言之一，从道理上说，“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的历史时期内汉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都应在古代汉语范围之内，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自3000多年前甲骨文时代开始的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由于语言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各个时期的语言必然会发生程度不同的某些变化，因而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也大致形成两个系统：一个是文言，另一个是古白话。所谓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先秦两汉的书面语言以及后世历代作家如韩愈、柳宗元之类文人仿古作品中的语言；这种语言形式是我国古代典籍文献所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书面语言形式，它不仅显然不同于现代汉语，即便与秦汉以后的历代口语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古白话，是指汉魏以来主要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口头语言；这种语言形式主要用于民间文学与笔记语录等部分作品之中，虽然由于我们目前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于其间部分词语的理解还不很透彻，但从总体面貌上看，它与现代汉语的差别较小，读来较易理解，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来源。尽管文言与古白话都不是一时一地的语言，在其内部分别有一些差异，但它们各自的总体面貌却保持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性。而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比较来看，则无论在语音、词汇、语法还是在整体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更为显著的不同，前者距离现代汉语远而后者距离现代汉语近。 文言系统内部的差异，有时候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等不同语言要素上，有时候也反映在文言总体面貌的艰深与浅近上，于是就有了浅近文言的说法。浅近文言也属于文言的范畴。“浅近”一词中的“近”并非指时代的远近，而是与“浅”字同义，均表示浅显。这种“浅近”又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pp.224-225)第一，从词汇的使用来看，主要是文言中的常用词与次常用词，非常用词出现的机会较少；名物典章制度等专门术语也极少使用。第二，从出现的语法结构来看，主要是常见的文言句式，如文言文的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主谓倒置等，以及一般性的词类活用、成分省略等等；文言虚词的使用也以常见而典型的用法为主，冷僻罕见者一般不会出现。第三，从体裁来看，主要是叙事、写景、抒情、一般说理等形式，而不是专门性或理论性较强的学术性著作之类的作品。第四，从内容涉及的范围来看，同古代文化知识或背景情况的联系较为松散，少用典故。第五，从整体风格来看，属于典范的文言文作品，如秦汉散文与唐宋八大家之类后世古文家的作品，前者是文言文的源头，后者则大体承袭了前者的整体风格。需要强调的是，符合以上标准的著作或文章，无论其语言形式如何浅近，终究属于文言的系统，不应也不能划入古白话的范畴。 古白话内部的发展过程又有不同，它起源于口语对书面语的潜入。大约在东汉时期，汉语中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地反映口语的语料，如部分文人著作以及汉乐府等民间诗歌中的零星语料；再加上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为了便于向受众说法，汉译佛经往往也采用接近口语的形式。此期中土文献中的口语化语料与汉译佛经中的某些浅近形式均对当时及后世的语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纷乱的时代，人口的大量流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对汉语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加上佛教的强势介入，汉译佛经的大量涌现，汉语在语音、词汇乃至语法方面都有较为显著的变化，口语化的程度也有所加强。这一时期接近口语的书面语言在大量采用先秦两汉习见的词汇与语法结构的同时，也注意用上一些口语词语与口语词义，在语法结构上也出现了某些口语形式。但是，这种书面语言的基础仍然是文言文，口语化的程度并不很高。此后，口语化成分进入书面语言的现象继续发展，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至晚唐五代时这种口语材料开始成为某种语言形式的基础，例如禅宗语录与敦煌俗文学作品，只是在这一基础上或多或少地夹杂一些文言成分，（注：据苏联汉学家谢·叶·雅洪托夫的研究，这些文言成分主要是受古代汉语书面语言的影响，“变文作者使自己的文献人为地‘文言化’，用它们的上古汉语同义词替换口语”。）[2](p.61)那么这种形式的语言就是比较成熟的古白话了。即便我们暂不考虑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变文中存在着作者人为地“文言化”的因素，而将晚唐五代的口语仍划入从文言到古白话的过渡，那么稍晚一些的基本上以古白话面貌出现的宋人话本，无疑可以标志着古白话这一语言形式的成熟。[3](p.5)[4](p.5) 文言的特点与古白话的发展已如前述，那么从总体面貌上看，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很明显，最主要的不同正在于对口语成分的吸收。文言虽说在沿袭使用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口语的沾染，事实上“在二千多年里头，文言自身也有了相当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怎么样也得留下他的痕迹”，[3](p.4)但它毕竟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书面语言，受口语的影响与渗透较少。古白话则大不相同，它尽可能地吸收口语，包括大量的口语词汇与口语语法，以致最终形成与文言迥异的面貌。对于文言与古白话，尽管凭语感就能作出大致的区分，实际上学者们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把它作为一种辨认的方法，（注：吕叔湘先生说过：“文言和白话的分别，我们心知其意，因为任便拿出一段文字来，我们能直觉地判断这是文言，或这是白话，或这是文白夹杂，这几句是文言，那几句是白话。”雅洪托夫也说：“大约从十三到十四世纪之际开始，区别用文言和白话写成的作品一般来说并不费力。”）[5](p.58)[2](p.56)但汉语史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利用汉语史研究成果来区分文言与古白话的条件。我们认为，既然宋人话本标志着古白话的成熟，那么宋人话本之后的语言形式，若汉魏以后新生的口语成分包括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等，（注：这种新生的词汇现象包括新生的词语与固有词语中新生的义项，新生的语法现象则包括新生的语法形式与固有语法形式中新生的用法。）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这种语言形式即为古白话；而大体固守着先秦两汉词汇语法规律者，即为文言。这或许能为我们区分文言与古白话，在语感之外增添一个更有根据的客观标准。当然，这只是一个大体的原则，对于典型的文言或典型的古白话较易区分，而对于一些复杂的语言形式则只能再作具体分析。《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就是一个需作具体分析的复杂问题。 最早涉及《三国演义》语言面貌的是明人蒋大器，他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序》中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作了描写性的概括，并获得广泛的认同。20世纪“文革”之前的文学史著作与工具书大多采用这一说法。（注：游国恩等所著《中国文学史》称：“《演义》吸收了传记文学的语言成就，并加以适当的通俗化。‘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具有简洁、明快而又生动的特色。”又，《辞海》（试行本）《文学·语言文字》分册称：《三国演义》“文字又通俗浅显，故极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1年10月新1版。）[6](p.872)而较早提出“文言说”的是清季民初的冥飞，他认为：“《三国志》（笔者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白描浅说的文言，不是白话。”同时，他还将《三国演义》列为“文言长篇”小说。[7](p.510)“文革”后，《辞海》（1979年版）首先采用“浅近文言说”，1989年版、1999年版因之而末改。此外，多种文学史著作也采用“浅近文言说”或径用“文言说”，只是它们却又将《三国演义》视为古代白话小说。 其实，《三国演义》的语言既不是典型的文言或浅近文言，也不是典型的古白话。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它不是一种自然语言，更谈不上是一种纯质的自然语言。它搀杂着古白话、文言包括浅近文言等多种成分，是混合着历代语言成分的文字载体，因而决不是一种“共时语料”。为了便于对《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进行研究，我们从构成上将它分为三类：叙事性语言、对话性语言与引用语料。 叙事性语言在《三国演义》中篇幅最大，约占全书70余万字的半数稍强。从总体面貌来看，这一部分当以古白话为基础语言，蒋大器所谓“文不甚深”正是对叙事性语言的概括。下面先酌引几段文字观其概貌。例如： (1)吕布见了，弃了公孙瓒，便战张飞。飞抖擞精神，酣战吕布。连斗五十馀合，不分胜负。云长见了，把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三匹马丁字儿厮杀。战到三十合，战不倒吕布。刘玄德掣双股剑，骤黄鬃马，刺斜里也来助战。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第五回） (2)却说曹豹见张飞只十数人护从，又欺他醉，遂引百十人赶来。飞见豹，大怒，拍马来迎。战了三合，曹豹败走，飞赶到河边，一枪正刺中曹豹后心，连人带马，死于河中。（第十四回） (3)却说云长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黄昏时分，望见新野火起；至四更，忽听得下流头人喊马嘶，急令军士一齐掣起布袋，水势滔天，望下流冲去，曹军人马俱溺于水中，死者极多。（第四十回） (4)当时夏侯恩自恃勇力，背着曹操，只顾引人抢夺掳掠。不想撞着赵云，被他一枪刺死，夺了那口剑，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宝剑也。云插剑提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得孤身。云并无半点退心，只顾往来寻觅；但逢百姓，便问糜夫人消息。（第四十一回） (5)却说当日满江火滚，喊声震地。左边是韩当、蒋钦两军从赤壁西边杀来；右边是周泰、陈武两军从赤壁东边杀来；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队船只都到。火须兵应，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战，赤壁鏖兵。曹军着枪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计其数。（第五十回） (6)却说陈武听得江边厮杀，引一军来，正与庞德相遇，两军混战。孙权在濡须坞中，听得曹兵杀到江边，亲自与周泰引军前来助战。正见徐盛在李典军中搅做一团厮杀，便麾军杀入接应。却被张辽、徐晃两枝军，把孙权围在垓心。曹操上高阜处看见孙权被围，急令许褚纵马持刀杀入军中，把孙权军冲作两段，彼此不能相救。（第六十八回） (7)只见那员将，尚在前面追杀羌兵。兴自思此人救我性命，当与相见，遂拍马赶来。看看至近，只见云雾之中，隐隐有一大将，面如重枣，眉若卧蚕，绿袍金铠，提青龙刀，骑赤兔马，手绰美髯——分明认得是父亲关公。（第九十四回） (8)急回马时，背后已被木石塞满了归路，中间只有一段空地，两边皆是峭壁，郃进退无路。忽一声梆子响，两下万弩齐发，将张郃并百馀个部将，皆射死于木门道中。（第一百一回） 以上我们选择了8段叙事性文字，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未刻意挑选，只是在翻阅全书的过程中，选用了能大体反映《三国演义》叙事性语言基本面貌的文段。对于这些材料，从词语运用的角度看，已经出现了“抖擞精神”、“连斗”、“不分胜负”、“丁字儿”、“厮杀”、“战不倒”、“刺斜里”、“围住”、“转灯儿般”、“却说”、“赶来”、“拍马”、“赶到”、“河边”、“刺中”、“后心”、“连人带马”、“布袋”、“遏住”、“时分”、“火起”、“听得”、“人喊马嘶”、“掣起”、“冲去”、“隐瞒”义的“背着”、“抢夺”、“不想”、“撞着”、“刺死”、“察看”义的“看”、“插剑提枪”、“杀入”、“重围”、“手下”、“无”义的“没”、“剩得”、“半点”、“退心”、“寻觅”、“音信”义的“消息”、“当日”、“满江火滚”、“喊声震地”、“左边”、“四边”、“杀来”、“右边”、“东边”、“鏖兵”、“着枪”、“不计其数”、“混战”、“搅做一团”、“接应”、“围在”、“看见”、“纵马持刀”、“冲作两段”、“前面”、“追杀”、“眼看着”义的“看看”、“隐约”义的“隐隐”、“重枣”、“卧蚕”、“抓起”义的“绰”、“认得”、“父亲”、“回马”、“背后”、“塞满”、“归路”、“两边”、“峭壁”、“进退无路”、“梆子响”、“两边”义的“两下”、“射死”等用法，这些在正统文言中是极为罕见的，反映了这些语料的古白话面貌。从语法的角度看，词法方面有时态助词“了”“着”、表示约数的“百十”、动量词“合”、名词后缀“儿”“头”、表示类同的副词“也”、近指代词“这”、名量词“个”“点”“枝”“段”与“员”、表示样状的助词“般”、表示仅独的副词“只”、第三人称代词“他”、表示齐同的副词“一齐”、表示向对的介词“望”、远指代词“那”、表示加强否定语气的副词“并”、由量词后缀“只”构成的名词“船只”、表示总括的副词“都”、表示转折语气的副词“却”、表示“明明”义的副词“分明”、表示和同的连词“并”等等；句法方面有表示动量的数量词组作补语的述补式、“把”字式处置式谓语动词带有状语、“被”字式被动句被动动词带有状语与补语、“是”字式判断句以及“是”字前带有状语或由句子充任判断宾语的“是”字式判断句、“被”字式被动句与“把”字式处置式结合使用的复杂句式、“把”字式处置式谓语动词带有补充成分、“被”字式被动句以及“被”字式被动句被动动词带有宾语、“将”字式处置式谓语动词带有补语等等。这些也都是正统文言中不易见到的语言现象。 下面再以第九回的叙事性语言为样本作一调查。词语运用方面已经出现“却说”、“撞倒”、“当下”、“扶起”、“书院”、“奔走”、“召唤”义的“唤”、“壁间”、“急忙”义的“慌”、“拥抱”、“掩面”、“收泪”、“次日”、“稠人”、“眼望”、“车中”、“虚掩其面”、“痛哭”、“去远”、“土冈”、“车尘”、“痛恨”、“背后”、“仰面”、“跌足”、“半晌”、“牵拉”义的“挽”、“密室”、“款待”、“细述”、“怒气冲天”、“拍案大叫”、“奋然”、“刺臂出血”、“慨诺”、“商议”、“折箭为誓”、“前到”、“心腹”、“排驾”、“临行”、“假作欢喜”、“前遮后拥”、“行不到十里”、“咆哮嘶喊”、“掣断”、“辔头”、“狂风骤雨”、“昏雾蔽天”、“迎接”、“抱病在家”、“歇宿”、“郊外”、“悲切”、“摆列”、“两头”、“驱去”、“进朝”、“军兵”、“挡在门外”、“转出”、“车后”、“厉声”、“割头”、“发喊”、“绑缚”、“尸首”、“肥胖”、“看守”义的“看”、“满地”、“连夜”、“释放”、“不分老幼”、“斩首”、“不计其数”、“回报”、“称庆”、“无言而退”、“固自不是”、“且说”、“分作四路”、“丈人”、“合兵”、“陆续进发”、“听知”、“当先”、“抵敌”、“败阵”、“不想”、“劫寨”、“乱窜”、“折军大半”、“对敌”、“敌得”、“应允”、“收拾”、“杀死”、“问起”、“情由”、“出首”、“前进”、“迎着”、“列阵”、“抵当”、“退走”、“搦战”、“冲杀”、“阵后”、“杀来”、“杀到”、“收军”、“恼怒”、“危急”、“恋战”、“馀党”、“偷开城门”、“拥入”、“左冲右突”、“拦挡不住”、“家小”、“飞奔”、“围绕”、“内庭”、“倚楼”、“差遣人”义的“差人”、“杀害”、“寻思”、“杀入”、“下文”、“解说”义的“分解”等通俗说法；语法中的词法方面主要有远指代词“那”、结构助词“的”“得”、动量词“遍”“阵”、反身称代词“自己”、指示代词“就里”、表示向对的介词“望”、表示仅独的副词“只”、表示和同的连词“同”、时态助词“了”“着”与“却”、表示直陈的语气词“了”、表示领悟原先所不知的副词“原来”、名量词“路”、第三人称代词“他”、表示不定的数量词组“几日”、表示“许多”义的数词“好些”、表示关联的副词“一面”等等；句法方面主要有表示肯定与否定的“是”字式判断句、用“将”字与“把”字的处置式以及这两种句式与补语式的结合、“被”字式被动句、表示动量的数量词组作补语的述补式、用复合趋向补语或宾语间于复合趋向补语之中的述补式、“得”字后由主谓谓语句充任补语的述补式等等。这些现象也是正统文言中很难见到的。 我们若将目光再扩大一些，当然还可以发现更多在文言中似不可能出现的语言现象。例如疑问代词“怎”与“甚”，在《三国演义》全书中就有“怎”（十一回）、“怎的”（五十四回）、“怎地”（六回）、“怎生”（二十七回）、“怎么”（十六回）与“甚”（二回）、“甚的”（四十三回）、“甚么”（五十四回）等表达形式；词尾“的”、“地”，除上引“怎的”、“怎地”、“甚的”外，又有“兀的”（二十八回）、“端的”（五回）、“恁的”（六十五回）、“忽地”（二十五回）、“潜地”（六十六回）等多种结合形式。此外，名词后缀“儿”在全书中频繁出现，用例不胜枚举。 对话性语言在《三国演义》中的篇幅也很大，据粗略估计，约占全书总篇幅的将近二分之一。从总体面貌来看，这一部分也当以古白话为基础语言。蒋大器所谓“言不甚俗”，是指相对于“文不甚深”的叙事性语言，对话性语言要稍显文雅一些。我们仍然先引几段较能反映全书对话性语言概貌的文字，然后再作分析。例如： (9)关公大惊，连忙闪过，便叫：“贤弟何故如此？岂忘了桃园结义耶？”飞喝曰：“你既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关公曰：“我如何无义？”飞曰：“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今又来赚我！我今与你并个死活！”关公曰：“你原来不知！——我也难说。现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贤弟请自问。”（第二十八回） (10)回马来见玄德，具言断桥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则勇矣，惜失于计较。”飞问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谋。——汝不合拆断桥梁，彼必追至矣。”飞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数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断桥，彼恐有埋伏，不敢进兵；今拆断了桥，彼料我无军而怯，必来追赶。彼有百万之众，虽涉江汉，可填而过，岂惧一桥之断耶？”（第四十二回） (11)忽见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统曰：“你好大胆！黄盖用苦肉计，阚泽下诈降书，你又来献连环计：只恐烧不尽绝！你们把出这等毒手来，只好瞒曹操，也须瞒我不得！”諕得庞统魂飞魄散。（第四十七回） (12)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当有以报之。今日操兵败，必走华容道；若令足下去时，必然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教去。”云长曰：“军师好心多！当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报过他了。今日撞见，岂肯放过！”孔明曰：“倘若放了时，却如何？”云长曰：“愿依军法！”（第四十九回） (13)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第五十八回） (14)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谓张飞曰：“马超英勇，不可轻敌，且退上关。来日再战，”张飞杀得性起，那里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战矣。”飞曰：“多点火把，安排夜战！”马超亦换了马，再出阵前，大叫曰：“张飞！敢夜战么？”张飞性起，问玄德换了坐下马，抢出阵来，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关！”超曰：“我胜你不得，誓不回寨！”（第六十五回） (15)参拜毕，瑾放声大哭。亮曰：“兄长有事但说。何故发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为不还荆州乎？因弟之故，执下兄长老小，弟心何安？兄休忧虑，弟自有计还荆州便了。”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见玄德，呈上孙权书。玄德看了，怒曰：“孙权既以妹嫁我，却乘我不在荆州，竟将妹子潜地取去，情理难容！我正要大起川兵，杀下江南，报我之恨，却还想来索荆州乎！”（第六十六回） (16)玄德曰：“吾弟自来饮酒失事，军师何故反送酒与他？”孔明笑曰：“主公与翼德做了许多年兄弟，还不知其为人耶？翼德自来刚强，然前于收川之时，义释严颜，此非勇夫所为也。今与张ｈé＠②相拒五十馀日，酒醉之后，便坐山前辱骂，傍若无人：此非贪杯，乃败张邰之计耳。”玄德曰：“虽然如此，未可托大。可使魏延助之。”（第七十回） (17)孔明就令张著为副将同去。云谓忠曰：“今操引二十万众，分屯十营，将军在主公前要去夺粮，非小可之事。将军当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云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将，你是副将，如何争先？”云曰：“我与你都一股为主公出力，何必计较？我二人拈阄，拈着的先去。”忠依允。当时黄忠拈着先去。（第七十一回） (18)却说高翔回见孔明，说魏兵抢夺木牛流马各五六匹去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抢去。——我只费了几匹木牛流马，却不久便得军中许多资助也。”诸将问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马懿见了木牛流马，必然仿我法度，一样制造。那时我又有计策。”（第一百二回） 以上10段文字均以记言为主，大体反映了《三国演义》对话性语言中的古白话因素。例如词语运用方面有“贤弟”、“结义”、“兄长”、“赚”、“并个死活”、“难说”、“放着”、“嫂嫂”、“自己去问”义的“自问”、“吾弟”、“计较”、“拆断”、“喝叫”义的“喝”、“倒退”、“埋伏”、“无军而怯”、“追赶”、“好大胆”、“苦肉计”、“诈降书”、“尽绝”、“把出”、“毒手”、“瞒”、“好心多”、“当日”、“撞见”、“放过”、“穿红袍”、“誓死”、“天晚”、“点火把”、“安排”、“夜战”、“捉拿”义的“捉”、“回寨”、“一家老小”、“完蛋”义的“休”、“归还”义的“还”、“取去”、“情理难容”、“还想”、“失事”、“送酒与他”、“酒醉”、“山前”、“辱骂”、“贪杯”、“托大”、“分屯十营”、“小可”、“看我先去”、“等我先去”、“同样”义的“一般”“一样”、“出力”、“拈阄”、“希望”义的“要”、“抢去”、“资助”、“制造”等通俗说法，这些在正统文言中是甚为少见的，倒是古白话作品中的常见现象。再看语法方面的新生现象，词法方面有时态助词“了”“着”与“过”、第二人称代词“你”、名量词“个”“位”、表示领悟原先所不知的副词“原来”、表示类同的副词“也”、表示应当的助动词“合”、第三人称代词“他”、表示程度深的副词“好”、表示仅独的副词“只”、表示复数的第二人称代词“你们”、近指代词“这”、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好”、表示认定语气的副词“须”、表示结果的连词“因此”、第一人称代词“某”、表示直陈的语气词“了”、具有指代作用的“的”字结构、表示疑问的语气词“么”、表示测度的副词“莫非”、表示禁上的副词“休”、表示允诺的语气词“便了”、表示转折语气的副词“却”、由词尾“地”构成的副词“潜地”、表示将然的副词“正要”、表示持续的副词“还”、表示历来的副词“自来”、表示不定多数的数词“许多”、表示反问语气的副词“还”、表示让步的连词“虽然”、表示意愿的助动词“要”、远指代词“那”等等；句法方面有“被”字式被动句被动动词带有状语、用复合趋向补语的述补式、隔宾补动式的述补式、“是”宇式判断句以及“是”字前带有状语并由动词性词组充任判断宾语的“是”字式判断句、“将”字式处置式谓语动词带有状语与补语等等。这些表述方式在正统文言中也确实不易见到。 我们若再以第六十二回为样本来看对话性语言中汉魏以后新生的口语现象，也可有不少新的发现。词语运用方面例如“心疑”、“使令”义的“着”、“救应”、“事可谐”、“主公”、“料想”、“犯界”、“会同”、“兵少粮缺”、“请勿有误”、“军马钱粮”、“另作商议”、“把火助薪”、“与虎添翼”、“费心劳力”、“自择而行”、“连夜”、“不可不首”、“薄待”、“差遣人”义的“差人”、“添兵”、“把守”、“送行”、“提防”、“迟缓”、“警报”、“行刺”、“马步军兵”、“放回”、“闲人”、“回避”义的“退避”、“捉下”、“离间”、“本意”、“惊疑”、“引路”、“酒醉”、“挂怀”、“不料”、“行兵”、“高明”、“趋吉避凶”、“山野废人”、“定数”、“难保”、“前面”、“依山傍水”、“寨子”、“结寨”、“头功”、“寨栅”、“本部”、“取得”、“营寨”、“将令”、“搀越”、“好意”、“比试”、“武艺”、“当面”、“提兵”、“劝解”、“后应”、“四更”、“造饭”、“五更”、“迅疾”义的“快”、“充军”、“生死之交”、“回去”、“夺得”、“逃回”、“前去”、“尊舅”、“最好”、“兵临城下”、“高见”、“此间一带”、“靠近”义的“靠”、“山脚”、“淹死”、“截断”、“后路”、“进退不得”、“部下”、“消停”，“别来无恙”等等。语法方面属于词法的有表示禁止的副词“休”、表示意愿的助动词“要”、名量词“条”“个”、表示仅独的副词“只”、表示向从的双音介词“自从”、表示务必的副词“切”、疑问代词“那”、表示引进处所的介词“就”、时态助词“了”、表示承接的双音副词“即便”、表示应当的助动词“合”、结构助词“的”、表示无条件的连词“不问”、表示加强语气的副词“也”、第二人称代词“你”、第三人称代词“他”、表示结果的连词“因此”、表示疑问的语气词“么”、具有指代作用的“的”字结构、表示认定语气的副词“须”、表示转折语气的副词“却”、表示谦敬的副词“蒙”、表示承接的副词“就”、“以”字虚化为后缀的动词“难以”、表示测度的副词“莫非”等等；属于句法的有“是”字式判断句以及“是”字前带有状语与由动词性词组或形容词或“的”字结构充任判断宾语的“是”字式判断句、隔宾补动式的述补式、用复合趋向补语的述补式、代词宾语后置的否定句、被动动词带有宾语的“被”字式被动句等等。这些现象在正统文言中也是难觅踪迹的。 下面我们再引第十九回最末一段文字，来看《三国演义》对话性语言的面貌： 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曰：“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败将安敢辱吾！”拔剑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曹操背后一人攀住臂膊，一个跪于面前，说道：“丞相且莫动手！” 这段文字除少数文言因素外，基本上用的是古白话的表述。 引用语料特别是史料，是历史小说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再现历史的真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三国演义》中，引用语料虽然比前两类语料要少得多，仅有两万余字的篇幅，但却最为复杂，类别也很多。同叙事性语言与对话性语言均属于作者创作这一情况不同，引用语料主要由作者从书面载籍或口头流传的作品中借以人书，（注：《三国演义》中的引用诗歌最为复杂，我们很难断定其中没有作者自拟的情况。）以丰富自己的创作。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大致按照文体，将《三国演义》中的引用语料分为公文类、书信类与诗歌类三个部分。 公文类包括诏令、疏表、奏章、策文、檄文、榜文、盟文、告示等样式；此外，诸葛亮吊周瑜、祭泸水与刘备称帝祭告天神的祭文，以及曹操受魏公位所加“九锡”的训释、诸葛亮造木牛流马之法与刘备的宗族世谱，也附列于公文类。公文类语料在全书中有近40篇。这些材料大多言之有据，取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或唐房玄龄《晋书》等前代载籍。由于文体的要求，形式上大都采用正统文言。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三国演义》作者创作时说明问题的需要，不少疏表、奏章对载籍中的原文有了不同程度的删改。例如第二十三回孔融上汉献帝表、第八十回汉献帝禅让曹丕诏、第九十九回黄门侍郎王肃上魏主曹叡疏、第一百七回司马懿上魏主曹芳表，分别取自《后汉书·祢衡传》、《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袁宏《汉纪》、《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晋书·宣帝纪》，但均与原文有所不同。只是这种不同仅为文字上的删改，不但不涉及主要内容，对语言面貌也无任何影响。由于与本文主旨无关，这里不再详论。 书信类是引用语料中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引用书信当然也是出于历史小说反映事件发展的需要。书信类语料在全书中有40余篇，以文人之间相互致书为主，语言也呈现正统文言的面貌。这些书信除部分出于作者自拟之外，[8](p.466)其余也多取于前代载籍，同公文类语料相似，它们在用于《三国演义》时也同样有所改动。例如第五十七回周瑜临终前荐鲁肃自代书，取自《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但文辞有较多改动；（注：鉴于两者文辞有不少差别，《三国演义》中的荐鲁肃书是取于《江表传》，抑或另有所本，我们难以确定。若从全书对引用语料的处理方式看，据《江表传》而作改动的可能性较大。）又如第六十五回关羽欲入川与马超比试武艺，诸葛亮修书劝止，其信本自《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原文仅36字，但《三国演义》敷衍成首尾完具的一封信，全文有80字，改动更大。只是这种改动也仅为内容的增删，并不涉及语言面貌，此亦不详论。 诗歌类是《三国演义》引用语料中最为复杂的部分，可从性质上分为两种。一种为书中人物自吟诗歌，约有20首左右；另一种为统署“后人”的评赞诗或署有唐宋文士名的诗赋，以及数首未署名的诗词，总数约在180来首。（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有诗词344首，经毛宗岗删增，今通行本《三国演义》仅有诗词206首。）[9](p.294)此外，尚有民谣数则及貂蝉所讴歌，均属诗歌类；诸葛亮火攻破曹前写给周瑜的十六字方也附于此类。从语言面貌来看，诗歌类比公文类、书信类更显复杂，有文有白，又有文白夹杂，以下分别论说。（注：《三国演义》中的诗歌用韵，除极少数情况外，都与平水韵相合，而且主要是用宽韵；尽管比起汉代用韵已有发展，但这种诗韵很难反映当时口语的实际语音，因而这里不作详论。可参看王力：《谈谈学习古代汉语》，载《王力文集》（第十九卷），山东教育出板社，1990年，第466页。） 书中人物自吟诗歌总体属文言范畴。除曹操《短歌行》、曹植《铜雀台赋》等数篇可确定作者为曹氏父子外，其余诗作很难说是出自《三国演义》中历史人物之口，（注：毛宗岗在删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诗词时说：“七言律诗，起于唐人，若汉则未闻有七言律也。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屋壁，皆伪作七言律体，殊为识者所笑。今悉依古本削去，以存其真。”据此可知《三国演义》中人物自吟诗歌并非出自历史人物之口是很有可能的。）[8](p.466)[9](p.241)但从遣词造句的角度看，尽量符合人物所处时代的语言特征理应是作者追求的目标，因而文字较为古朴典雅。不过，也有较为直白者，例如第三十七回黄承彦口吟诗：“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这与其看作黄承彦以当时口语入诗，不如看作作者未能排除后世语言影响而拟写的仿作。只是这种直白的情况在书中人物自吟诗歌中较为少见。 诗歌类中的第二种情况内容较杂。首先署名唐宋文士的诗赋以及未署名的数首诗词共计十多首篇，尽管有冒唐宋文士之名的情况以及收入书中时又有改动，但从语言角度看，这些诗作均为用文言写成，也属于文言范畴。诗歌类中数量最多的是统署为“后人”的评赞诗，具体为何“后人”似已大多不可考，或许只是作者托名“后人”的拟作而已。这些诗歌，在全书中对于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主题思想与感情倾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若从语言面貌上来观察这些诗歌，全书“后人”诗170首左右，与唐宋文士诗相近、文言色彩较浓者约占五分之一，主要采用七律、五律等近体诗的形式；具有一定的文言色彩，同时又不乏古白话因素者大约占五分之二；古白话特点较为突出者又占五分之二。有这么多表达较为直白的诗歌，或许正是作者希望读者听者能够领会内容主旨而不易产生误会所致；当然，在一部历史小说中要把一二百首诗歌全都写成典范的文言形式，同时还要切合情节发展的需要，在写作上也会有一定的难度。以下略举数首较为直白者以观察其语言面貌。例如： (19)（第十回叙述张闿杀曹嵩全家后，引“后人”诗曰：）曹操奸雄世所夸，曾将吕氏杀全家。如今阖户逢人杀，天理循环报不差。 (20)（第六十一回叙述赵云截江夺阿斗后，引“后人”诗曰：）昔年救主在当阳，今日飞身向大江。船上吴兵皆胆裂，子龙英勇世无双！ (21)（第六十六回叙述曹操棒杀伏后，又斩伏完宗族二百余口，引“后人”诗曰：）曹瞒凶残世所无，伏完忠义欲何如。可怜帝后分离处，不及民间妇与夫！ (22)（第六十七回叙述曹操因杨松卖主求荣，斩之以示众，引“后人”诗曰：）妨贤卖主逞奇功，积得金银总是空。家未荣华身受戮，令人千载笑杨松！ (23)（第七十五回叙述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毒后，引“后人”诗曰：）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惟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 (24)（第七十九回叙述曹丕令人画于禁被擒降敌故事，于禁羞愤而死，引“后人”诗曰：）三十年来说旧交，可怜临难不忠曹。知人未向心中识，画虎今从骨里描。 (25)（第九十二回叙述赵子龙力斩五将后，引“后人”诗曰：）忆昔常山赵子龙，年登七十建奇功。独诛四将来冲阵，犹似当阳救主雄。 (26)（第一百九回叙述司马师废魏主曹芳后，引“后人”诗曰：）昔日曹瞒相汉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四十馀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27)（第一百十五回叙述夏侯霸中邓艾之计而身亡，引“后人”诗曰：）大胆姜维妙算长，谁知邓艾暗提防。可怜投汉夏侯霸，顷刻城边箭下亡。 (28)（第一百十九回叙述后主刘禅至洛阳后乐不思蜀，引“后人”诗曰：）追欢作乐笑颜开，不念危亡半点哀。快乐异乡忘故国，方知后主是庸才。 上引“后人”诗内容浅显，语言直白，不用典故，出现了许多正统文言诗歌中少用的词语及语法现象，有的甚至近似民间广泛流传的打油诗，配合诗前的叙事，使人耳闻目睹即心知其意，是诗歌类中的古白话部分。 以上我们从叙事性语言、对话性语言与引用语料三个方面，利用汉语史的研究成果作为参照，论述了《三国演义》中的古白话因素。通检全书，我们可以看出，古白话因素在《三国演义》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汉魏以后口语中新生的许多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都在书中有普遍的反映。这种面广量大的口语现象，奠定了全书的古白话基础。当然，全书以构成划分的三个部分也存在着不平衡。若以古白话因素的强弱来看，叙事性语言最强，对话性语言次之，引用语料最弱。引用语料中除去部分“后人”诗歌较为直白外，其余部分则以文言形式为主。 古白话因素之外，文言因素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古白话与文言的交错使用，构成了《三国演义》语言面貌的复杂性。无可讳言的是，《三国演义》的语言同其他古白话小说如《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比较，具有较强的文言色彩，这也是不少人将它直接视为用文言或用浅近文言写就的原因。但这些文言因素并不足以掩盖其主体为古白话的性质，上文已对此作了说明。在判定宋人话本之后文字形式的语言面貌是否属于古白话的问题上，本文采用的办法为看它是否较多地使用了新生的口语成分；同样道理，我们判定宋人话本之后文字形式的文言因素时，除去古白话对于文言成分的必要继承外，（注：这种必要继承主要指尚未产生新的口语形式因而吸纳原有表达方式，以及虽已有新的形式但原有表达方式仍在口语中广泛使用的现象。）也主要看是否已有新生的口语成分而不用，却仍然沿用文言中的表达方式。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中引用语料的文言色彩从整体上看固然很鲜明，即便在叙事性语言与对话性语言中也确有不少文言因素。 这种文言因素首先表现在全书行文，特别是人物对话中惯用常见的文言虚词。文言虚词是古代汉语中最能体现文言色彩的部分，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较之文言，古白话中几乎已经更换了一整套虚词系统，因而惯用常见的文言虚词，能给读者听者直接感受到较重的文言意味。这犹如在现代汉语中只要夹用少数的“之”、“乎”、“者”、“也”，就会给人以“掉文”的感觉。这种常见文言虚词的使用，对读者听者的理解其实并不会带来多大困难，正因为常用，为读者听者所熟悉，因而完全可以做到目见其形或耳闻其声即心知其意，只要按照相应的口语虚词去理解它即可。但它的使用无疑能够加重语言总体面貌的文言色彩。文言虚词在《三国演义》中使用甚广，例如第二十六回就用到了“之”、“耶”、“未”、“否”、“者”、“岂”、“即”、“也”、“何”、“遂”、“仍”、“而”、“与”、“所”、“安”、“其”、“乃”、“非”、“汝”、“吾”“为”、“若”、“皆”、“矣”、“乎”、“于”、“且”、“忽”、“自”、“以”、“故”、“倘”、“将”、“此”、“既”、“焉”、“必”、“彼”、“惟”、“耳”、“甚”、“复”、“因”、“但”、“虽”、“由”、“及”、“奈”、“宁”、“方”、“兹”、“勿”等等。这些文言虚词在古白话中或已由新生的口语虚词取代，或以此为语素产生丁双音口语虚词，但《三国演义》为了感染读者听者，仍旧使用了文言虚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三国演义》中有时也杂用口语虚词，例如以“的”代“之”代“者”、以“么”代“耶”代“乎”、以“于是”“就”代“即”代“遂”代“因”代“乃”、以“甚”“甚么”代“何”、以“却”代“而”、以“和”“同”代“与”、以“怎”“怎么”代“安”代“焉”代“如何”、以“那”代“安”代“焉”、以“不是”代“非”、以“你”代“汝”、以“如”代“若”代“倘”、以“都”代“皆”、以“了”代“矣”、以”在”代“于”、以“权且”代“且”、以“忽然”代“忽”、以“自己”代“自”、以“用”代“以”、以“因此”代“故”、以“要”代“将”、以“这”代“此”代“兹”、以“已经”代“既”、以“必然”代“必”、以“那”“他”代“彼”代“其”、以“只”代“惟”代“但”、以“虽然”代“虽”、以“从”代“由”、以“到”代“及”、以“休”代“勿”等等，但前者毕竟为数较少，后者才是更为常见的现象。 文言因素的另一个表现是夹用一些常见的文言句式。文言句式也是古代汉语中颇具文言色彩的部分，它有如勾画了一个外在的框架，构拟起文言的格式，传递出文言的气息。语言的发展使古白话中不少句式已不同于正统文言，《三国演义》出于营造气氛的需要，仍然选用了文言句式。例如第二十八回就出观了以下句式：表示反复问的“丞相知否？”疑问代词宾语前置的“云长今欲何往？”询问行为可否的“且再回见丞相，若何？”用以解释原因的“老夫所以忧耳”，用“非”字的否定判断句“绿林中非豪杰托足之处”，不用判断词或用副词联系主谓语的判断句“此关将军也”、“曹操乃劲敌也”，用“之”字复指的宾语前置句“何恨之有？”表示意动用法的“绍然其言”等等。这些也都给读者听者以浓厚的文言感受。其实，从句法发展的角度看，在宋元以前的汉语口语中反复问句已经出现了“知不知”之类格式，又常可用由反复问句句末否定词“无”字演化成的“么”字构成的是非问句，疑问代词宾语已完成了向后置发展的过程，“是”字式肯定判断句早已成熟，用以解释原因的词组“所以”也演变成为表示结果的连词“所以”，用“不是”表示的否定判断句也已习用为常，用代词复指前置宾语的现象已不见踪迹，使动用法与意动用法更只是仿古的现象。《三国演义》在使用相应的古白话句式的同时，又夹用一些文言句式，很明显是人为地“文言化”的结果。 文言因素的又一个表现是文言词语的使用。这里所说的文言词语，也是指古白话对正统文言必要继承之外的那些文言词语，也即在古白话中已经产生了口语词语而不用，却选择了那些相应的文言词语。（注：这里主要是讨论《三国演义》的词语使用；若论及常用词的历时发展与历时替换，则情况更为复杂。可参看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有关章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例如第七十八回中的文言常用词语就有“闻关公父子遇害”的“闻”、“扶入内殿”的“入”、“号恸而来”的“号恸”、“乘时而伐之”的“时”、“直至跃龙祠前”的“至”、“仰观那树”的“观”、“无不惧孤”的“惧”、“言讫”的“言”、“隐几而寐”的“寐”、“仗剑砍操”的“仗”、“忽然惊觉”的“觉”、“世所罕有”的“罕有”、“被犬咬足指”的“足”、“我修一书”的“修”与“书”、“遣人送与我家”的“遣”、“取《青囊书》来赠公”的“赠”、“持回家”的“持”、“赍诰敕赴东吴”的“赍”、“昨宵复梦”的“宵”、“目不见物”的“目”、“多造丝履”的“履”、“必令女伎奏乐上食”的“令”、“百官悚惧”的“悚惧”、“索得诏命在此”的“索”、“丕即日登位”的“即日”等等。其实在此前的汉语口语中已经新生了表示“听闻”义的“听说”、表示“进入”义的“进”“进入”、表示“号恸”义的“痛哭”、表示“时机”义的“机”“时机”、表示“至到”义的“来到”、表示“观看”义的“看”“观看”、表示“惧怕”义的“怕”、表示“说话”义的“说”、表示“寝寐”义的“睡”、表示“持拿”义的“拿”、表示“睡醒”义的“醒”、表示“罕有”义的“稀少”、表示“足”义的“脚”、表示“书写”义的“写”与“书信”义的“信”、表示“派遣”义的“差”“差遣”、表示“赠与”义的“赠送”、表示“携拿”义的“拿”“带”、表示“夜里”义的“夜间”、表示“眼目”义的“眼睛”、表示“鞋子”义的“鞋”、表示“使令”义的“着”、表示“悚惧”义的“惧怕”、表示“求索”义的“要”、表示“即日”义的“当日”，《三国演义》在广泛使用口语词语的同时，又夹用与这些口语词语相应的文言词语，无疑人为地增强了全书的文言色彩。此外，《三国演义》在叙述人物说话时也基本上用“曰”，而很少用“道”、“说”等使用最广的口语词语。[10](p.172) 以上我们采用抽样的方式，举例对《三国演义》的总体语言面貌作了大略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该书以古白话作为基础语言，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文言成分。由于古白话是自书面语与口语渐生区分之后逐渐形成的，而且这个过程并不短暂，因而存在着不易分清的一面。早在20世纪初期，“白话”一词是用以专指与文言相对的现代语体文的，而对此前汉语的书面语言则统称为文言。即便到了上个世纪30-40年代，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古代汉语中文言与古白话的区别，也仍然有以“文言”统称之的情况。若再细分，则称后世受“时代变迁的影响”的语言中“竭力仿效古人，用古语代今语”者为“正统文言”；而称“容纳许多口语的成分”者为“通俗文言”。[3](p.4)这样统称或许正是《辞海》1979年、1989年、1999年三版以及诸多文学史著作在提及《三国演义》语言时多以文言或浅近文言来说明的一个原因。较早使用“古白话”这一术语的是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运动史纲·序》，[11](p.105)也有人称为“早期白话”、“旧白话”，可见主要是为了与指现代语体文的“白话”相区别。随着研究的深入，作为古代汉语中与文言相对的古白话，如今已成为内涵确定、概念明确的汉语史学科的术语，并且取代其他术语而被广泛使用。对于古白话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50年代吕叔湘、高名凯等先生对于禅宗语录词汇语法现象的探求，其后日本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也作了细致的探讨，但影响大、成果多的却是近20年来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对于近代汉语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东汉时期汉语中已经出现言文的分歧，而到宋人话本即已成为比较纯粹的古白话。因而从东汉至宋初这将近1000年的时期正可以看作古白话的酝酿、萌芽、发展乃至成熟的时期。（注：这是就汉语书面语言而论的，若论汉语口语中古白话的形成，或许要早至晚唐五代时期。）[4](p.6)在此期间接近口语的作品，我们可以据其出现口语成分的多少，来判定其古白话性质的强弱。而宋初之后的古白话作品，除了必要的继承之外，若再有较多的文言成分出现，则不应是一种自然的语言，而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人为地“文言化”的结果。 《三国演义》的语言中搀杂了不少必要继承之外的文言成分，它当然也不是一种自然的语言：考究其文言成分搀入的缘由，或许正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是历史故事，为了营造历史的气氛，体现历史人物与后世现实生活的天然距离，并将读者听者引入所描写的历史故事之中，因而在古白话的基础上涂抹上文言的色彩。而这种以古白话为基础搀杂部分文言成分的语言形式出现以后，尽管受到后世不少人的批评，[12](p.236)但却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并且为《三国演义》之后多种演义体历史小说，例如《列国志传》、《隋唐演义》等文白比例程度不同地仿用，以致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我们姑且称之为“历史演义体语言”。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关著述在涉及《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时，或可介绍这种历史演义体语言在古白话基础上搀杂文言成分的独特性质，或可采用描述的方式，着重说明它的通俗浅显并富有历史气息；而不宜定性式地径言它是用文言或用浅近文言写成。这样既可以准确反映出《三国演义》语言面貌的事实，又可以避免古白话小说系由文言写成的矛盾。 （本文写作中，蒙李开、张宏生、汪维辉、顾黔、陈文杰先生提供帮助，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 柳士镇.浅易文言文界说[A].柳士镇.语文丛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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