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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今存最早版本为嘉靖壬午(1522)刊《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写徐庶归曹（操）故事，在卷之八第一则《徐庶定计取樊城》、第二则《徐庶走荐诸葛亮》和第三则《刘玄德三顾茅庐》，情节大略如下： 1.徐庶助刘备计取樊城，大胜曹兵，为曹操所忌； 2.曹操欲招降徐庶，乃用程昱之计，遣人至颖川赚取徐母来许都，诱使“作书唤之”。徐母骂曹，拒绝作书，操欲杀之； 3.程昱劝使曹操不杀徐母，赚取徐母笔迹字体，伪造母书以招徐庶。徐庶接书，辞刘（备）归曹（操）。刘备于长亭饯别徐庶，徐庶走马荐诸葛； 4.徐庶至许都见母，徐母愤恨其归曹，自缢而死。 按此故事原本《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载：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俄而（刘）表卒，（刘）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1](P914) 《三国志》裴注所引各书以及《资治通鉴》等相关记载事体无异。其后数百年，至《三国志平话》演为： 曹兵大败，烧死不知其数。……皇叔设宴待徐庶，筵宴毕，当日徐庶自思，我今老母现在许昌，曹公知我在此杀曹兵，与我为冤，母亲家小性命不保！即辞先主，先主不喜。徐庶曰：“我若不还，老小不保。”先主、关、张三人与徐庶送路，离城十里酌别，不肯相舍；又送十里，长亭酌别。先主犹有顾恋之心，问曰：“先生何日再回？”徐庶曰：“小生微末之人，何所念哉！今有二人……”先主问谁人。徐庶曰：“南有卧龙，北有凤雏……”[2](P806-807) 对比可知，《三国志平话》此节乃取《三国志》徐庶本事轮廓，挪移变异，踵事增华。其与史载本事主要的区别：一是《三国志》说徐庶因母亲随军败逃，被曹兵所获，不得已辞刘归曹，而《平话》却说他帮助刘备打了胜仗，因念及母亲“现在许昌”，主动请辞，投奔曹操而去；二是《三国志》没有写刘备送别徐庶等事，而《平话》虚构其事并作了渲染；三是《三国志》说徐庶荐诸葛亮在归曹之前并短暂与其共事刘备，而《平话》改写为刘备为徐庶送别，徐庶于临行之际荐诸葛亮、庞统以自代，后去曹营，徐庶与诸葛亮并未谋面。毫无疑问，这些改动的结果化生活为艺术，变史述为小说，是三国徐庶归曹故事文学化的巨大飞跃。 又以《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与上引《三国志》及《三国志平话》对比可知，《演义》虽原本《三国志》，却主要是袭用了《三国志平话》中情节，包括徐庶助刘备计取樊城、念母归曹、刘备长亭送别、徐庶荐诸葛亮等。但在《三国演义》中，这些发生于刘备一方的情节只占全部徐庶归曹故事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即发生于曹营方面的情节——曹操挟徐母为人质以招徐庶和徐母死节一大段精彩文字（以下或简称徐母故事），却不出自今见罗贯中之前任何有关三国的资料（曹操、徐母在上引《三国志》与《三国志平话》文字中仅被提及）。这可以引起我们探讨的兴趣：是作者的创造？还是别有依傍？ 按《三国志》裴注为我们提供了寻求答案的线索。《三国志》卷一四《魏书·程昱传》裴注引“徐众评曰”，曾提及“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成事人尽死之节”等事，并联类以及于“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等事[1](P427)。这段话提示《演义》写徐母故事与“昔王陵母”故事有所关联。按《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载有项羽捉王陵母以招王陵事：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3](P522) 班固《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等记载同此。对比可知，《三国演义》徐母故事与《史记》、《汉书》陵母故事为同一机杼。《史记》、《汉书》为古代文人必读书，罗贯中“考诸国史”[4]，据《三国志》等编撰《三国演义》，徐母与陵母故事的雷同，应当是他从裴注进而《史记》、《汉书》所载陵母事受到启发而来。毛宗岗于《三国演义》本回“操然其言，遂不杀徐母，送于别室养之”句下评曰：“不杀徐母者，惩于王陵故事也。”李渔也评曰：“操不杀徐母，有鉴于王陵故事也。”[5](P452)其都以小说写曹操不杀徐母与史载楚汉之际王陵母故事相关，也给人感觉似乎《三国演义》徐母故事直接脱化自《史记》、《汉书》陵母事，其实未必。深入考察可知，从《史记》、《汉书》的记载到罗贯中《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还曾经由中间环节的转换。这个作为中间环节的就是《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有关王陵及陵母故事的民间文艺包括野史小说。 楚灭汉兴以后，王陵及陵母故事流传，一入于《史记》、《汉书》的记载，一由于街谈巷语的增饰演为民间口传的小说。至今《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可见，当时口传的这类小说无考。但是，尚有今山东省嘉祥县汉武梁祠《王陵母图》画像残石及题记，显示当时有王陵母故事口头流传的痕迹。近人王重民先生《敦煌本〈王陵变文〉》一文考“此图（按指汉画像石《王陵母图》）所表现之故事，已较《史》、《汉》为复杂，而渐入于小说之域”[6](P596)。此后约八百年间，又有今存敦煌遗书《汉将王陵变》，属晚唐五代俗讲的变文，原帙乱残，经王重民先生整理成今本[7]，使我们能方便地知道这一故事流传至唐代的具体面貌。其梗概如下： 1.王陵与灌婴斫楚营得胜，为项羽所忌； 2.项羽欲招降王陵，乃用钟离末计，从绥州茶城村捉取陵母，逼使“修书诏儿”。陵母知汉当兴，严词拒绝，遭刑辱； 3.汉使卢绾去楚营下战书，见陵母受苦，回告汉王。汉王准王陵入楚，救其慈母； 4.王陵请卢绾相随入楚救母，至界首，绾先入探，陵母于项羽前口承修书招儿，赚项羽宝剑，自刎而死。 以本文开篇所列《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梗概相对比可知，二者情节雷同有以下几点： 1.王陵、徐庶各在战胜后为敌方所忌； 2.项羽、曹操各用属下计策挟其母以相招诱； 3.项羽、曹操各曾使其母作书相招，被拒绝，并招致唾骂； 4.王母、徐母各自杀，为汉朝死节。 这第一点雷同处甚至关乎故事总体构思的合理性，而第二、三、四点集中显示徐母与陵母故事大略如一。这也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表明二者可能有直接渊源的联系。但是，罗贯中没有看到过嘉祥汉武梁祠石刻；《汉将王陵变》也早在10世纪末就已封存于敦煌石窟，并且宋真宗朝曾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此篇也不大可能有别本在世间流传，至罗贯中的时代更加不可能看到。所以，《三国演义》徐母故事与《汉将王陵变》陵母故事的渊源关系又不可能是直接的。换言之，《汉将王陵变》向《三国演义》徐母故事的过渡，还应当另有中间环节的过渡。 这个成为中间环节的应是宋元话本或杂剧。宋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载：“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8](P103)洪迈《夷坚支志》丁集卷三《班固入梦》条有“今晚讲说《汉书》”的话，又据今存元至治《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可以相信此前早就有《全相平话前汉书正集》，这些说话——话本之中，必有项羽捉陵母以招王陵故事。又，元钟嗣成《录鬼簿》载有顾仲清《陵母伏剑》一本，当然就是演王陵及陵母故事。另外，王国维《曲录》载有元王伯成《兴刘灭汉》一本，也可能涉及这一题材。但是，一般说杂剧后起于话本，加以顾仲清、王伯成皆元中期人，所编陵母故事杂剧当然晚于话本。所以，作为《汉将王陵变》情节向《三国演义》徐母故事过渡中间环节的，首选应当是宋代说《汉书》的话本，其次才是杂剧。明代甄伟作有《西汉演义》，叙陵母事略同《汉将王陵变》，大约就参考过这种宋代说《汉书》的话本抑或顾仲清、王伯成的杂剧。罗贯中时代早于甄伟，《三国演义》叙徐母故事与《汉将王陵变》的雷同，也应是直接从宋代说《汉书》话本或顾、王的杂剧挪借而来。但是，《汉将王陵变》又如何演为宋代说《汉书》话本的内容，也还是考察这一题材演进过程必须弄清的又一中间环节。 这一中间环节的特殊性，表现为民间艺术形式间的相互影响。具体地说，从《汉将王陵变》到宋代说《汉书》话本中陵母故事，是宋初佛教俗讲与市民说话代兴和前者为后者吸纳的结果。话本是说话艺术的产物。说话艺术早在隋唐已经发生。但是，唐代俗讲盛行，说话似乎一度成了俗讲的附庸。敦煌遗书中《唐太宗入冥记》、《前汉刘家太子传》、《韩擒虎话本》等本是在俗间讲说的话本，杂存于各种讲说佛教故事的变文中，而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等讲说历史故事的作品，却取变文的体例或冠以“变文”的名题，都显示入宋以前唐五代很长时期中，说话——话本曾被视为俗讲——变文的一种，随俗讲——变文一并流传。然而，即使在俗讲——变文最受俗众欢迎的兴盛时期，也有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乃至一再遭到朝廷的禁止[9]，至南宋王灼作《碧鸡漫志》，已称“至所谓俗讲，则不晓其意”了[10](P524)。在这俗讲——变文逐渐式微的过程中，原被俗讲——变文裹挟或笼罩的说话——话本重又独立发展，逐步占据民间讲唱文学中的主导地位；而当初被作为俗讲——变文内容出现的历史故事也应时蜕变为讲史的内容和形成新的话本，《汉将王陵变》向说《汉书》话本中陵母故事情节的转化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 从今本《汉将王陵变》可以见到后来可能发生这种转变的文本特征。该篇末“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一铺”的题记，应是暗示了俗讲“楚灭汉兴”故事，不只“王陵变一铺”，而是各种“楚灭汉兴”故事编年叙述的长篇讲唱。换句话说，《汉将王陵变》只是“楚灭汉兴”长篇俗讲中的一节，故其题义当为“楚灭汉兴”“汉八年”之“王陵变”。如果这个推想符合实际，那么人们常常感到奇怪的唐代盛行的变文，到了宋代突然湮没无闻一事，就可以在其自身演变的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了。即唐五代以来，特别入宋以后，持续不断的政治压力，使俗讲——变文逐渐式微，有的不得不改头换面，融入市井中方兴未艾的说话——话本，促进了这一民间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楚灭汉兴王陵变”一类历史题材的俗讲，也就在这过程中一变而为“今晚讲说《汉书》”之类的讲史；话本流传，相应部分遂成为元末罗贯中《三国演义》写作徐母故事的直接依傍，而《汉将王陵变》则是它在唐代俗讲——变文中的祖本。 这个事实说明，宋元话本小说特别是讲史类话本的发展与唐五代变文有某种承接关系。具体说来，宋代讲史话本未必尽为宋人的原创，有不少可能是因袭唐代俗讲变文加工改造再创作的作品，研究者有必要多加注意唐代俗讲——变文与宋代讲史乃至与其他话本小说的联系，使对话本小说史的研究真正做到上下贯通。这不仅是要把讲史话本与话本小说的历史向前追溯至唐代佛教俗讲的影响（前辈学者已有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关系对讲史等话本小说历史变迁全过程的描述及其所形成文本特征的说明。例如，唐五代俗讲——变文在“楚灭汉兴”等等故事之外，是否也有关于三国的俗讲——变文？《三国志平话》汉家君臣冤报故事的入话是否就由彼而来？这自然又不限于变文在话本小说史演进中作为环节的作用，可以思考并值得探讨的东西很多。而在近几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常常是株守一家或限于一体、一代的情势下，话本小说研究上溯源流以对其发展变迁作出新的说明的工作总体上还比较欠缺；就变文与讲史等话本小说而言，由于敦煌学与古代小说学各为专家专门之学，这二者的关系在长时期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而有关历史的联系基本上仍在隐晦之中。这是一个有待专家关注的课题，本文借《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与俗讲变文《汉将王陵变》渊源的考论，希望对这一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能有些微推动的作用。 总之，以上分析可以使我们这样认为：罗贯中《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原本《三国志》，一由《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载徐庶事衍为《三国志平话》的描写，成为故事中刘备与徐庶交往情节的基础；一由《三国志》裴注的启发，远祖《史记》、《汉书》的记载和汉代传说，其更接近的根据是唐五代俗讲变文《汉将王陵变》，而以宋代说《汉书》的话本或《陵母伏剑》等元杂剧中陵母故事为直接的依傍，写就故事中曹操、徐母故事情节；——合二为一，形成徐庶归曹故事构架。我们据有限资料看到的这一演进的过程已比较复杂，而历史的真相无法复原，实际的状况即其絪蕴化生的过程会更为错综繁复。对此，本文无法作出更具体的说明，但是，已足以使我们看到《三国演义》成书与唐代俗讲——变文关系的密切，并因此受到启发，即《三国演义》研究亟需视野的扩大与方法的更新。 首先，在题材形式演变研究资料的发掘利用方面，《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从历史到小说的演进过程表明，《三国演义》的取材即其对史传与民间传统的继承，固然以前代关于三国的各类文献为主，却也有从诸如《史记》、《汉书》及说《汉书》一类话本等其他非三国文献中的挪移化用。因此，《三国演义》成书过程及其他相关研究固然应当首重三国资料的发掘利用，却又不可画地为牢，以为“说三分”的艺人特别是伟大的小说创作家罗贯中只是基于三国旧闻编述纂集，并无别样的参考借鉴，从而把它深层次的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忽略或遗忘了。应当说，这种研究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有必要加以弥补或救正。为此，《三国演义》的研究不仅要就“三国”论《三国》，而且还要注意《三国》与“三国”之外世界多方面委宛曲折的联系，以求更深入地把握《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的广泛联系。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为此，研究者必须树立统一的历史观念和加深对文学发生过程的真正了解，认识到任何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其实只是统一的历史网络中的一个结，与之相连的一切都是它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参照物；研究者注重这个“结”的本身，同时也可以从这一切的角度加以观照，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相信，新的观念与认识将会给《三国演义》研究带来新的开拓变化，就是研究《三国》以三国为主，而不唯三国，更扩大到从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上理解阐释这部伟大的著作，以最大限度发明和凸显《三国演义》作为传统文化无边无际的网络中一个“中国结”的特征。 其次，上述资料的发掘利用不仅有考察《三国演义》题材形式演变的意义，也潜在地有作品思想内涵与前代文化联系的新发现的可能。具体说来，本文所考《三国演义》徐母故事借自宋元话本、唐五代变文、汉代有关传说故事、《汉书》、《史记》等，不只是情节形式的挪用，而且包含了以徐母比陵母、以刘（备）曹（操）比刘（邦）项（羽）的意义，表现了作者以宋儒所谓汉代得天下之正加强尊刘贬曹倾向的比较极端的用心。从而可以看到，罗贯中《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不只是继承了朱子《纲目》与民间说话的传统，而还有作者自觉的选择与发挥强调。这与传统的看法就有了区别。 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三国演义》曹操杀吕伯奢故事的构思，可能受有《伍子胥变文》的影响。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本文及裴注仅叙及曹操因疑误杀了吕氏家人及宾客，吕伯奢以外出幸免。《三国演义》敷衍其事，增饰为曹操在离开吕家出逃的途中又遇到吕伯奢而残杀之；其出手毒辣与居心不良招致陈宫的责难，陈并因此离他而去。这部分增饰的情节，固然是作者塑造这一人物妙手偶得又顺理成章的杰作，又似乎只是故事情节即形式的演进，其实不然。与《伍子胥变文》稍加对照，就可以发现在形式的借用中，也几乎不可免地沿袭了变文相应部分构思之理——曹操答陈宫责难说：“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5](P49)这与《伍子胥变文》文字虽有较大不同，但是，其所执之“理”，却与《伍子胥变文》写渔人坚持回家中为子胥取食，子胥却疑他“不多唤人来捉我以否”[7]的想法，有相通之处。这里，我们还无从断定罗贯中是否也是经由宋元话本或杂剧从《伍子胥变文》受到启发，——那将是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之事，——但是二者之间情景略似，神理相通，有所传承，却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认为，在一些卓有成就的三国学者提出的“三国文化”背景下继续深入开掘的基础上，《三国演义》研究也还需要进一步树立统一的大历史与文学的观念，放眼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以为参照，把一部书的学问做得更大，以期有新的更多的发现。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学者做出了努力。例如，程毅中先生论《梁公九谏》第八谏武则天以下油锅相迫，而狄仁杰仍坚持进谏，然后“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锅”的情节说：“这种手法常见于民间说唱，是故作惊人之笔。元人杂剧《赚蒯通》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八卷邓芝使吴一节，就使用了这样的情节，可见其间有相通之处。”[11](P263-264)这无疑是在传统文化的广大背景上对三国戏曲小说情节来源的一个新的发现和正确论断。而在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上，类似的发现应该不止于此，研究者任重道远，可做的事情正多。 这里还要顺便说到，以上考论《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源流，首先当然是揭示了故事构成的资料基础。这一基础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编撰当然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考据能不迷失于细节，则应当看到罗贯中写作徐庶归曹故事，不只是靠了这一基础和好象是东拼西凑的手段，而是登高望远，成竹在胸，以意为之，随手捏合，笔补造化，独具匠心。他的天才表现与贡献在于：一面参考各种前代的资料，需要有选择去取的高明眼光；另一面融铸这东挪西借来的材料，使之成为与全书血脉连贯、呼吸相通的有机生命体，更要有生死肉骨、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更重要是他踵事增华、笔补造化的功夫，如不仅沿《三国志平话》把荐诸葛之事放在送别之末，而且改《平话》并荐卧龙、凤雏两人为专荐诸葛，带言庞统。不仅袭用项羽迫王陵母作书招儿情节，而且在徐母拒绝之后写程昱赚其笔迹字体伪为母书以行其奸，等等，则非真才子、大手笔莫办。至于《演义》为刘备、徐庶之交注入无限深情，揖让往还，抑扬顿挫，一唱三叹；以徐母故事强化尊刘贬曹，用意深微，慷慨悲凉，使此节描写超出单纯叙事的层面，成为古典小说中少有的富于诗意的“有意味的形式”[12](P4)，那就不是一般考论所可以说明，而需要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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