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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前尘往事，在自传《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不无揶揄地提到:早年上学时，学校里的老师说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作家，他还特意强调了自己年轻时写作诗歌所经历的痛苦。看似出于一种“抗议”，当他1977年7月2日在瑞士洛桑病逝，墓碑碑文上，他的姓氏后面径直就是“作家”的称号。事实上，这位俄裔美籍作家一生的经历和创作，已远非“作家”两个字所能涵盖。作为20世纪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家，他卷帙浩繁的作品，足以使他跻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等世界文学大师之列。 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围绕纳博科夫总有很多的话题。因为“禁书”《洛丽塔》，他风靡了整个世界，也让书迷们至今对他兴趣不减；结构奇特的《微暗的火》，庞杂艰深的《阿达》等作品，让读者望而却步，却使得众多评论家为他未获诺贝尔奖而鸣冤叫屈；对蝴蝶矢志不渝的喜好和研究，为他的作品蒙上了变幻迷离的光影；该不该出版他遗嘱中要求销毁的遗作《劳拉的原型》，多年来一直引发着世界文坛的无尽悬想。4月23日，纳博科夫诞辰110周年，当我们纪念他时，我们该说些什么？ 1 纳博科夫把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称为童话，他说: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犯那种致命的错误，即在小说中寻找所谓的“真实生活”，我们不要试图调和事实的虚构与虚构的事实。《堂吉诃德》是一个童话，《死魂灵》也是如此，《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则是最伟大的童话。 文学是童话，那么作家就是魔法师。在他看来，真正伟大的作家首先应该是高明的魔法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作为魔法师的纳博科夫，总是极力否认自己的创作有政治或道德的目的，对他来说，文学创作是一种自娱，是运用语言进行的一种对现实的超越。 讳言政治的纳博科夫，却始终没有摆脱政治的纠缠。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做了“向西方的选择”，于1919年背井离乡，辗转伦敦、布拉格、柏林、巴黎等城市，抵达美国后，他选择用英语进行创作，最终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化抛在身后，这在很多俄罗斯人看来，是对祖国和故土的一种背叛。他的作品常被俄罗斯本土的作家和读者指责为太缺少“俄国性”，缺少“俄国式”的沉重，更少对生活的关怀和伟大的思想。纳博科夫自然不屑于理会这种看法，不仅如此，他还表达出对美国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故乡”无所避忌的亲善和喜爱，这不免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时不时引起他们强烈的抵触情绪。 然而时过境迁。赫鲁晓夫的曾孙女尼娜·赫鲁晓娃，却借由纳博科夫独特的人生和创作姿态传达出了截然不同的信息。有悖于其曾祖父1956年对西方说过的断言:我们要把你们埋葬掉。五十年后，她却说:需要割弃的，恰恰是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意识中惟我独尊、超然于世的神话。恰恰是纳博科夫，也只有他能代表俄罗斯的未来，他离开俄罗斯，却能融入西方的处世经验，是当今俄罗斯现代化进程最好的注解。 在赫鲁晓娃看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俄国文学的主人公大多沉溺在一个诗和理想化的“幼稚的俄罗斯天堂”里，就个人问题谴责着命运，苦苦思索、受苦受难，也不愿意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而他们所谓“俄罗斯伟大灵魂”的信念，也不过是挡在落后前面的一层迷雾、一块镜子。纳博科夫相反，他迫使自己的角色过一种常人的生活，不去用那种“伟大的精神的深度”思考生活的苦难。在《阿达》等作品中，他重新诠释了俄罗斯小说——将所模仿的作品中那种对个人不幸和公共化生活的描述，转向强调一种对个人创造“幸福”命运的观念。 俄罗斯人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们宁可相信一个无关政治的纳博科夫。但让他们欣慰的是，虽然一生漂泊异乡，纳博科夫却始终带着“我需要的俄国的一切”:文学、语言和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他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英语作家，也没有失去对母语的热爱，并在翻译俄罗斯作品中找到了慰藉。在他后半生，花费了十年之功译介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而用几乎同样多的时间，他已经写出了最著名的三本英语小说:《普宁》、《洛丽塔》和《微暗的火》。 2 据说，纳博科夫作品最早的中文译者梅绍武，曾被一个编辑劝说翻译《洛丽塔》。他思虑再三还是选择了拒绝，理由很简单:虽然他认为这是纳博科夫最好的一部作品，但小说讲的是一个老头和一个未成年小姑娘的畸恋故事，这有悖于我们中国的道德观念，他不能接受。 事实上，纳博科夫于55岁时写成的这部小说，在当时的美国与欧洲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最惹人眼的当然要算是那个火辣辣的“性”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和思考。 小说出版的过程一波三折，先后遭到四家神经紧张的美国出版社拒绝，好不容易终于由奥林匹亚出版社在巴黎首版，书被牟利的书商带到英国后，却遭到英国海关的查禁。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撰文为小说辩护，又引起英国出版界和批评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1956年，《洛丽塔》在法国遭到查禁，理由是它有淫秽内容。不过，美国海关却同意这本书进入美国。此后，小说先后在各国解禁。 然而，《洛丽塔》引发的争议却从未停息。有人认为，纳博科夫在作品中批判了男主人公无耻的个人主义，并通过这个人物对某种美国式的淫欲进行了讽刺；也有论者认为，该书是“衰老的欧洲诱奸年少的美国”的象征；近年则有传闻称，该书涉嫌剽窃，至少灵感嫁接自他人。作家在籍籍无名的年头里，偶得一本同名标题的18页短篇小说，写的也是一鳏夫一少女的畸恋。当时他只是读读罢了，没刻意往心里去，到面对打字机盘算着写个什么书稿时，这故事便浮出记忆，顿时非同一般。 面对种种争论和传闻，要是纳博科夫地下有知，或许并不引以为然。他曾公开声称，自己的小说是一种“揶揄式模仿”。在《眼睛》里，他模仿的是19世纪的爱情故事，在《绝望》中则是模仿侦探小说，而《黑暗中的笑声》正如他自己所言，模仿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中盛行的那种廉价的三角恋爱故事。不仅仅是模仿，在这部小说中他甚至不惮于在故事中，事先把结局“和盘托出”。 纳博科夫擅于模仿，他永远站在小说之外，冷静地观看主人公的表演，在惟妙惟肖的刻画中发出揶揄的微笑。现实生活中，他不会把故事老老实实地放在一个文本里，却会把它们洒落到许多地方。《奥勒留》里，一点点蝴蝶；《菲雅尔塔的春天》里，一点点侨居光景；《天赋》里，一点点柏林、俄罗斯诗人和他年少时的蝴蝶标本。当然不仅仅如此，1922年，他的父亲在德国柏林被俄罗斯君主制主义分子刺杀，原因是他尽力掩护了他们真正的目标——一位拥护宪法的在野党领袖。这一关于错误认知而导致误杀的情节，就反反复复出现于他《绝望》等几部小说里。同样，我们不难从《眼睛》、《防守》等作品中找到他妻子薇拉的影子，还有他们共同生活的痕迹。 纵使模仿，作为一个“严峻的道德家”，纳博科夫却并不“轻浮”，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写作的目的“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要表达真切的感受和洞察的思想”。终其一生，他“真切的感受和洞察的思想”全都蕴涵在了“残酷”二字中。因为残酷，所以摧毁了温柔、天赋和尊严；因为残酷，所以滋生了庸俗、愚昧和罪恶。因此他才反复告诫我们“残酷”是人类最坏的行为，而与之相反的善是仁慈、自尊和无畏。 原载：《文学报》2009-04-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