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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胡允桓先生相识大概有十余年了。我还记得，第一次是在牛汉先生女儿史佳的办公室，他来这里办事。之后，约请他到我所供职的地方讲课，讲课的内容自然是他的专业：“西译中”。以后就熟稔了，因为性格相近的缘故而接触多了起来。 胡先生祖籍绍兴，生于天津的旧城关附近。这个地方位于南运河与北大关之间，属于旧津文化与商业的中心地带。童年时候，他最为雀跃的事情便是随同父母兄妹站在河边的大堤上：“看运河里首尾相连的船只和岸上弓腰而行的纤夫以及‘脚行’散放着的大小骡马。”而如今的旅游景点古文化街与估衣街，都是那时他随大人常去的购物之处。他曾经就读的小学与中学是１９世纪变法维新催生出来的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的老校。而作为最早的开放口岸，天津既不同于北京蕴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也不同于上海烙印了过多的西洋痕迹，而是中西文化共生。胡先生后来回忆：“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自己的少年时期，很自然地从小便对东西文化都不算陌生”。1980年，他到美国访问，乘车进入波士顿市区，看到那里的城市景观，恍若来到天津原来英国租界的小白楼一带。而胡先生书香浓郁的家庭也为他提供了条件，使他在少年时代便有缘接触到传统的与西方的文化，为他日后“西译中”的工作打下基础。这个基础是广泛而坚实的。一如他在《译海求珠》中所讲述的，即便是细节也随便不得。一次，在他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不久，为了一篇电视节目讲稿，请教希腊—罗马文学专家罗念生先生，罗先生看了他的讲稿之后，认为不错，只是在他起草的“爱神丘比特”前面加了个“小”字。胡先生看了顿时醒悟，如果没有这个“小”字，就会同爱神维纳斯相混淆，做学问，哪怕是芥豆之微，也丝毫马虎不得。 本着这个精神，胡先生精心钻研，认真对待他的每一部译作。多年来翻译出版了托尼·莫瑞森的《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孩子》《天堂》；纳萨尼尔·霍桑的《霍桑小说全集》《红字》《七个尖角顶的宅第》《玉石人像》《霍桑短篇小说选》；肯·弗雷特的《圣殿春秋》《奔向自由》《针之眼》以及名著新译《鲁宾逊漂流记》和《德伯维尔家的苔丝》等等。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翻译托尼·莫瑞森的作品。这个黑人女作家，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并不出名，以致有专家质问：“你挑了一个没人知道的作家，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还有的专家问道：“你把托尼·莫瑞森说得那么出色，你是不是认为她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呢？”对这样的问题，胡先生自然很是尴尬。但他认准他的对象是有价值的，因而执著不放。1993年托尼·莫瑞森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胡先生说：“我想，除去她本人，我大概是最高兴的人了。”而在次年尾，他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中美文化交流奖”。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向中国读者推介托尼·莫瑞森的“文学识别力”。除他以外，在这次奖项中还有：杨宪益、萨布里、赵萝蕤、李文俊与董乐山，和这些前辈名家并列榜上，胡先生感到既高兴而又惶恐。 在多年的“西译中”的工作中，胡先生摸索出了一套研究西方文学的方法。他认为人类最初的文学作品，无非是一些故事之类，后来从注重情节发展到刻画人物，而“随着市民阶层的形成而兴起的小说本身便是一种有别于诗歌的通俗体裁，只是后来出现了许多大家，才为这种文学形式注入了更深邃的内涵，成就了一部蕴涵哲理的文学作品。”他对小说的这个认知，我是赞同的。很清晰的脉络是，小说是从故事发展而来的，故事或者说情节是小说的基础与框架，赖于此，才会有人物的生成与衍化，从而蕴涵一种诗意或者文化与哲思。这意味，小说是分层的：表层、中层、深层。相对应的读者也是分层的。而在方法上，比如研究小说，进而推及到其它叙事文学作品也往往采取这种由表及里的方法。这个方法，即托马斯·艾略特评介莎士比亚时的方法。艾略特认为，胡先生转述道：“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雅俗共赏：最浅的，可以欣赏其曲折动人的情节；进一步，可以把握其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最深的能够探寻其背后的诗情哲理。”由此，胡先生认为“这三个层次就是文学作品由浅入深的三个发展阶段；判断一部文学作品高低之分的三个档次；以及测试自己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三个能力，也是个人写作中应该追求的三级目标。”胡先生说这是他自己的一点心得，而把这个心得转化为研究方法，用到他的翻译工作之中，自然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他认为，翻译虽然是两种文字的转化工作，但是对于原作的词义与背景材料也应该尽量多的理解与认知。比如英语中的“pig”是猪，猪肉则是“pork”，表面上看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pork”一词来自法语的“porc”。猪与猪肉分离开来，“显然是诺曼人入侵之后的产物”。养猪的人仍然在使用盎格鲁—撒克逊的“pig”，吃猪肉的人则按照时尚的法语用法称猪肉为“pork”了。再比如 “homeless dog”，从字面上看与中文的“丧家之犬”相对应。但是如果真的这样译，那就错了。“因为欧美的白种人祖上是游牧民族，对狗有特殊的感情，甚至把狗列为家庭成员。”“homeless dog”，有悲悯的内涵，宜译为“无家可归”。令人高兴的是，胡先生的《译海求珠》中不仅仅是这些论述，而关于翻译的本质、上下文是最好的词典、研究与翻译相结合，以及对中国当下文学的某些思索等等，也都是可以启人心智的高明之论。这些，我想不仅对胡先生的同道，即便是同道以外，比如普通读者也会产生积极的意义，至少是为他们阅读异域作品时提供了一囊明洁的萤火。尽管这囊萤火只能映照书房的一角，然而仅乎此也就足矣。因为，至少可以使我们的心境少许宁静，而想一想真学问究竟是什么且存于何处。我欣赏胡先生《译海求珠》的原因就在于此。 原载：《文艺报》2009-04-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