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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文学顺应潮流，不断开拓，无论在自身学科建设、各种类型研究方面，还是在引进外论、沟通学术方面，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目前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必将变得日益频繁，日益深入。这对于我国的比较文学来说，既是一种新的机遇，又是一种新的挑战。 比较文学以跨越国界和跨越学科为基本特征，而这一特征也为本学科规定了主要的研究目的和任务。 就跨越国界而言，新世纪要求比较文学致力于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伟业。我国文学作品流传域外者虽已相当可观，但与保存至今的浩繁典籍相比，仍占一小部分。而且现有的译作，多半出自外国学者（包括外籍华人）之手，我国学者建树不多。诚然，中籍外译，殊非易事。譬如，仅仅一个辞赋的“赋”字，便难倒了许多汉学家，英语界虽有“prosepoem”（散文诗）、“rhyme prose”（押韵散文）、“rhapsody”（一种在宫廷即席吟咏的史诗）等译名，但有人还是觉得用汉语拼音“fu”更稳妥些。再加上反映在作品里的幽情玄理、奇思妙想，非特殊术语不足以准确表达。译事之难，不言自明。不过，中籍外译是向世界播扬中华文明的必由之路，比较文学应当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译介外论同样是新世纪的呼唤。引进我之所需，依然是内向型学术的重点。近一二十年，所译外国文艺理论著作，几可说已汗牛充栋，但更重要的是后续工作，即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发展自己的学术。利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搬用其研究模式，借鉴其透视角度和思维方法等。而一旦将外论（尤其是西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相结合，一旦深化融合中外文学实践，就必然会遇到激活我之所存和发挥我之所长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着特殊的研究对象，有着特殊的研究目的和评价标准。外来理论不可能是灵丹妙药，包医一切，要想做好研究，还须兼用自己传统的理论。国外一些优秀的汉学家深知此理，每每修正、补充自己的理论，再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以求切实把握其中的深意妙旨。 即使推求通用的理论，我国丰富的遗产也并非一无所长。譬如西方有误读之说，更有作品既出、作者已死之妙论。究其实，立论者无非是强调读者（论者应视为其中一员）的创造性阅读，文学作品关联、涉及其他作品和文化环境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我国也有“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之说，也有《西厢记》非王实甫一人所造、读者读之“便是我适来自造”（金圣叹）之论。但综而观之，我国传统在承认创造性阅读的同时，还是强调作者、作品乃阅读的第一要素。其实，如果深究一下：误读的基点何在？文本何以关联于此，涉及于此，而非其他？换言之，文本间性有无支配性因素？那么，我们就会逼近古今中外阅读活动的实际情况，便会窥见我国传统阅读理论的辩证性。因此，引进西论并说明其逻辑关系是一回事，进而比照融合中外，绎出更切实、更有效的理论是另一回事。显而易见，比较文学译介外论之后的工作，益加复杂，益加艰巨，益加富有挑战性。 就跨越学科而言，除了继续清理文学与其他学科、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并由此出发探索文学特性、解决文学问题之外，当前比较文学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便是文化研究的冲击。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有着特定的含义，它起源于英国，不同于传统的文化研究。由于新思潮的推动，这种文化研究已经颇具规模，粲然可观。诸如后现代研究、后殖民研究、亚文化研究、族裔研究、性别研究、传媒研究、文本研究、话语研究等。兼之，一些现代学派如解结构学派、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符号学派等，为之提供理论和方法，文化研究遂日益滋繁。它关注的焦点在于制度的建立、体系的形成、政治的作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等问题，与传统的文化研究相比，明显有所不同。但就其学术性质而言，无论是新兴的还是传统的文化研究，均属于一种跨学科研究，均非欲图取代或超越现有学科。但随着文化观念的更新，研究手段的进步以及特定学术领域的形成，文化研究会向既有学科发出挑战，自在情理之中。面对这种挑战，文学研究应该与时俱进，而不能故步自封。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揭示文化研究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启示———这一使命又责无旁贷地落在比较文学的肩上了。 除此而外，比较文学学科本身也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当前，已有多种比较文学概论问世，阐说概念，厘定类型，触及本体论的深层问题，这自然是可喜的现象。不过，“可操作性”方面的矛盾仍未很好解决，也就是说，比较文学概论应该告诉读者如何更好地把理论付诸实践。此其一。其二是比较文学自身在不断分化，一些分支研究渐呈门户独立之势，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比较诗学等。这些研究类型的发展，自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众所周知，中西比较诗学，即中西文艺理论的比较，是最富挑战性的。人们往往认为其哲学基础不同，基本设想不同，构成体系也不同，两者难以进行比较。然而，不同事物之相互比较，正是比较文学面临的又一个严峻挑战。也许自然科学的基本粒子分析法，值得借鉴。诸如水、苯、碳酸钙等物质，不管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不管是气态、液态还是固态，只消看一看分子式、结构式，便知其如何组成，相互间异同何在。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虽说并非如此简单，但不能说文艺理论研究没有类似的尝试，阿伯拉姆斯就艺术过程概括出四要素（即宇宙、作家、作品、读者），叙事学把创作和阅读主体分为作者和隐含作者、读者和隐含读者，即是学界熟知的例证。名目既立，关系彰然。从这样的基本因素出发，剖析、阐说中外相关理论的异同、偏全、真伪、优劣，便有了坚实的根柢。目前有人倡导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这无疑是应和时代呼唤的主张。而就其实际情况而言，这种转化多多少少总会带有比较诗学的性质。如何做好这项工作，比较文学应该作出自己的回答。鉴古而知今。在面向新世纪之时，回顾一下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无疑有利于制订未来学科建设的策略。我国近现代比较文学先驱者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发扬光大的。如林纾所做的中西小说的比较，王国维、闻一多的西论中用，钱钟书、朱光潜融合中西另铸新论等，均早于美国平行学派的倡导并率先付诸实践。这些范例说明：传统之素养愈深，外来之接受愈佳。我们应该取法前贤，对外论不溢美，不盲从，不贬抑，这才是比较文学研究者迎接挑战时的正确态度。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