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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浒传》第十四回至第十六回的“智取生辰纲”故事，以其悬念迭起、摹写生动征服了古今读者。然而人们在赞誉之余，却很少注意到故事中存在的明显矛盾和纰漏。如作者一再提到的“七星聚义”说法，就颇令人生疑。 在小说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中，东溪村聚义的好汉，分明是晁盖、吴用、刘唐、三阮、公孙胜、白胜等八位，但回目、行文中却一再称说“七星聚义”。作者自己大约也察觉到这一矛盾，于是让晁盖出面解释道：“我昨夜梦见北斗星直坠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去了！”这里所说的“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显然是指白胜。白胜在此次行动中身担重任、功劳不小；若非他的出色表演，久闯江湖的杨志是断难上钩的。白胜与水浒众英雄原是“一会之人”，后来在忠义堂上也坐了一把交椅。作者有什么理由轻视他、贬低他，把他排斥于七星之外呢？ 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参与“智取生辰纲”行动的原本确为七人，白胜也厕身其中。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故事中须增入一人， 于是作者只好委屈身居地煞的白胜，将他挤出七星之外；又不得不让晁盖“痴人说梦”、自圆其说。 如此推测，并非无中生有。在容与堂本《水浒传》中，尚能找到这种改动的痕迹。如第十八回写宋江得知官府捉拿晁盖的消息，“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前往东溪村报信。此处有一首诗赞：“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一旦阴谋皆外泄，六人星火夜逃生。”按此时白胜被捕入狱，承认晁盖等七人参与行动；“星火夜逃生”的无论如何应是“七人”；诗赞但称“六人”，用的显然还是原版故事的数字。此后，宋江对晁盖说：“白胜已自拿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你等六人。济州府差一个何缉捕，……来捉你等七人，……”先说“六人”，又说“七人”，自相矛盾。其后晁盖复述宋江的话道：“原来白胜已自捉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我等七人……”，这才是改过的数字。前面两处“六人”字样，想来是作者抹去原版故事旧痕时遗漏的①。 那么，是谁后来居上，将白胜挤出七星行列？——领袖群伦的晁盖、运筹帷幄的吴用，都是此次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刘唐则是头一个获悉生辰纲消息、前来报信的人；三阮一奶同胞，同生死、共进退，自然不会有哪一个姗姗后至；余下的，便只有一位公孙胜了。 公孙胜的行止确实可疑。他几乎是在智取行动万事具备时才粉墨登场的。他一出场便来势汹汹，只为庄客不肯通报，一连打倒十来个人，令晁盖等人吃了一惊。其实作者如此张扬，恐怕正是为了掩饰此人的形迹可疑、面目苍白。因为在整个智取行动中，公孙胜始终是个可有可无的“多余人”。 据公孙胜自称，他此来的目的是“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专送与保正作进见之礼”（第十五回）；然而谁都知道，此前生辰纲的消息已由刘唐带来；此处再安排公孙胜送信，不啻叠床架屋。而公孙胜加盟后，对整个行动也毫无助益。生辰纲的最终获取，靠的仍是吴用的策划、晁盖的指挥。公孙胜的表现不过是随人俯仰、充当配角而已。其实以他的神通本领，对付杨志一伙本不费吹灰之力。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公孙胜从晁盖队伍中开除，丝毫不会影响故事的完整与生动。相反，故事将显得更加紧凑精练，“七星聚义”的比拟也更为恰当稳妥。——那么，作者究竟为什么要将公孙胜塞入智取生辰纲的行列之中？ 二 让我们对公孙胜的现状和历史作一点考察。 公孙胜绰号入云龙，是《水浒传》中的重要角色。他在忠义堂上稳稳坐定第四把金交椅，身份仅次于宋江、卢俊义和吴用。他与吴用同为山寨中的“总参谋长”，共掌军机，属于梁山领导层核心成员。 公孙胜还有一重特殊身份，他是义军中的道教代表人物。他师从二仙山罗真人，学得五雷天罡正法，道号一清先生。林冲夸赞他“公孙先生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谁能及也”（第二十回）！攻打高唐州时，没有他出山相助，梁山义军就无法对付妖人高廉（第五十四回）。此后他又收伏了同样法术高明的樊瑞（第六十回）。征辽时，他还协助宋江大破兀颜统军的浑天象阵，奠定了破辽胜局（第八十九回）。此后他谨遵师命，功成不居，辞别众兄弟飘然而去，成为少数没有参加征方腊之役的梁山头领之一（第九十回）。 然而笔者认为，这位坐镇山寨、举足轻重的人物，很可能是在小说创作的最后阶段才平地飞升、被作者“提拔”到山寨领导核心的；甚至连道袍加身，也是后来的事。我们不妨翻检一下公孙胜的“发迹史”。 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是公认最早的一张梁山好汉名单，《赞》中罗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名字和绰号，其间不乏解珍、解宝、杨雄、穆弘（《赞》中作“穆横”）等二流角色，却单单没有公孙胜。公孙胜的大名始见于稍后的《大宋宣和遗事》；但他在山寨中也仅是备员而已，话本对他的面目、事迹，全无单独的阐述描摹。他既不属于杨志等十二指使之列，也未参加到智取生辰纲的行列之中。宋江带着朱仝、雷横等九人上山，其中也未见他的身影。据文中交待，宋江上山时，“寨内原有二十四人”；这二十四人除去杨志、晁盖两伙外，公孙胜大约就厕身于剩下的四人之内。其身份地位，至多与今本中的杜迁、宋万相仿佛。 早期元杂剧中，也不见公孙胜的身影。在《黑旋风双献功》、《燕青博鱼》、《黑旋风负荆》等“水浒”戏中，屡见宋江、吴用、李逵、燕青等人身影，公孙胜却始终不曾露面。他初登舞台是在无名氏《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中，不过一般认为此剧是晚起之作，是《水浒传》问世以后的产物。 综上所述，在今本《水浒》之前，公孙胜不过是山寨中备员充数的碌碌之辈，且没有一种资料提及公孙胜的道士身份。就连明嘉靖间李开先的传奇名剧《宝剑记》，也不曾说他是道士。公孙胜在该剧中是以林冲好友的面目出现的，他自报家门说：“下官公孙胜是也，官拜参军之职，因梁山草寇作乱，朝廷差我催督各路粮草，因过沧州，救了兄弟林冲性命。……”（《宝剑记》第三十五出）其后林冲杀了高俅爪牙，朝廷着落公孙胜身上要人，公孙胜不得已挂冠而去，隐居林下；他的身份，始终与宗教无缘。 《宝剑记》的问世，约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后②。而照一般理解，《水浒传》此时已问世近二百年。李开先在《词谑》中曾记录当时人对《水浒传》的称誉之辞③，他本人显然也是《水浒传》的崇拜者之一。如此看来，《宝剑记》当据《水浒传》改编而成的，似无疑义。尽管二者一为戏曲，一为小说，体裁有所不同，主题也不尽一致，然而从“误入节堂”、“发配沧州”、“火烧草料场”等关目中，仍可看出《宝剑记》对《水浒传》的承袭借鉴。唯一令人不解的是，李开先本可在不改变人物身份的前提下，从山寨中任选一位军官（如杨志、关胜、秦明等）来做林冲的朋友和救星；然而他偏偏看中身份独特的公孙胜，又不惮烦劳、不惜得罪《水浒传》读者，将公孙胜的道士身份妄改为参军。此种处理，着实令人费解。 然而有无这样的可能：在较早的《水浒》版本中，公孙胜的身份本非道士，确是一名世俗军官。《宝剑记》初稿所依据的，很可能便是这样一部早期《水浒》版本。据署名“雪簑渔者”的《宝剑记序》透露，此剧虽成于李开先之手，其始创者却另有其人。序中考索：“是记……但不知作者为谁。予游东国，只闻歌之者多，而章丘尤甚，无亦章人为之耶？或曰：‘坦窝始之，兰谷继之，山泉翁正之，中麓子成之也’”。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该剧“亦是改其乡先辈之作”。 雪簑渔者序中提到的“坦窝”、“兰谷”、“山泉翁”是何许人，已不可确考④。但有一点可以认定，即坦窝等所创《宝剑记》的原始依据，不应限于嘉靖时李开先所见的“二十册”本《水浒传》，有可能是此本之前的某种《水浒》版本。在那个版本中，公孙胜很可能尚未披上道袍。此后，李开先根据他所见到的本子对剧本作了修改润色，但对公孙胜这个过场人物的身份却未加改动。 准此，我们至少可以确定，迟至明代嘉靖年间，包括笔记、戏剧（甚至是完成于嘉靖年间的剧本）在内的一切“水浒”故事，都不曾提供公孙胜身为宗教人物的起码证据，唯有《水浒传》是个例外。这是否可以证明，公孙胜道袍加身、成为“一清先生”，是发生在《水浒传》定本中的事？而公孙胜身份的改变，恐怕又与其山寨地位的提升紧密相关。此点后面还要论及。 三 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不止一条证据，证明公孙胜是后来居上的梁山头领。 证据之一，公孙胜是梁山上极少数没有“出场诗”的头领之一。——《水浒》中绝大多数梁山好汉首次登场亮相，都有一篇诗词韵语与之相随，诗中对好汉的品貌本领、姓名绰号作一番歌咏赞叹，我们姑称之为“出场诗”。据笔者推测，这原是某一接近定本的《水浒》版本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然而在《水浒传》写定者手中，这一规律却遭到忽视与破坏。最后进入小说的某些人物，都没有遵循这一规律。笔者曾据此断定，《水浒》前十三回是最后插增删定的，因为前十三回中的好汉，都不曾带诗出场⑤。 首次于第十五回登场亮相的公孙先生，也没有出场诗。在三十六位天罡人物中，不曾带诗出场的只有两位，而公孙胜身份最高，因此格外引人注目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个较早的《水浒》本子中，公孙胜本应与其他好汉一样，也拥有一首出场诗。只是他的身份不一定是道士，其在忠义堂上的座次，也远不如今本高；其首次亮相的场合，恐怕也非晁盖庄上。到了今本《水浒》中，他的面目、排位及亮相场合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出场诗已不适合他的新身份，因而被写定者删掉，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 再看证据之二。对待一位后来增入的关键人物，作者尽可将其排位提升，也可为他增拟一些情节，却很难使他同原有故事水乳相亲、融为一体。今本中的公孙胜除了在“智取生辰纲”时表现出莫名其妙的热情之外，在后来的起义活动中，态度却颇为消极。他时刻不忘蓟州的老母及二仙山的师傅，上山不久就借口省亲，一去不返。此后宋江、吴用三番两次派人下山打探其下落，费尽周折，总算将他请回。然而高唐州降伏高廉后，他又处于默默无闻的低迷状态，并未作出山寨军师应有的贡献。 三打祝家庄时，公孙胜不在山寨，出征将士中没有他的影子，自是无可指摘。然而大破连环马、攻打曾头市，他见在山寨，却仍不能替晁、宋分忧。他的全部功绩，似乎也仅限于降高廉、收樊瑞，对付几个有法术的人。面对呼延灼、关胜、董平、张清等世俗将佐，他反而束手无策。此后，无论排“九宫八卦阵”，还是破辽军“混天象阵”，主角仍是宋江和吴用；公孙胜徒有呼风唤雨、役使鬼神的本领，而他的实际表现，却往往令读者失望。及至破辽成功，这个始终游离于梁山斗争主线之外的人物，又头一个辞别而去，早早结束了他的军师使命。公孙胜的表现，实在难辞“尸位素餐”之讥。 其实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因为在今本中，这位以道士面目出现的公孙胜，本来就是个游离于情节主线之外的晚起人物。尽管作者特意为他设计了“戴宗智取公孙胜、李逵斧劈罗真人”、“入云龙斗法破高廉”以及“公孙胜芒砀山降魔”等“专场表演”，以张大他的声威，然而仍无法使他融入已基本成形的《水浒》故事中。而他的早早离去，也透露出作者急于摆脱这一尴尬人物的不宁心态。假若仍留他在军中，不但在征方腊时要为他预留位置、编造情节；大结局时还要对这位第四号人物给予妥善的收束。那将是令写定者挠头的事。 证据之三，公孙胜的后来者身份，还可由他在小说结构方面的作用看出。《水浒传》是典型的“世代累积型”作品，书中还残存着由短篇故事连结为长篇构造的痕迹。作者在删改旧文、增益新素材的过程中，需要创造一些人物、故事，以为牵合情节、弥合缝隙之用。而公孙胜探母等情节，恐怕就是出于此种目的而设置的。 小说写公孙胜还乡探母，宋江曾先后两次派人下山寻觅。头一次是在第四十四回，宋江差戴宗赴蓟州寻踪觅迹。戴宗于路先收了杨林，又于饮马川劝说裴宣、邓飞、孟康等归并。后至蓟州，结识了杨雄、石秀。嗣后因寻公孙胜不着，戴宗径投饮马川，会合裴宣诸人回山。而小说又由蓟州话头勾出杨雄、石秀杀潘故事，并连带引出三打祝家庄的重要关目。——至于远在蓟州的公孙胜，此刻完成其勾连故事的使命，似乎已被宋江众兄弟遗忘了。 事隔十回，直至第五十三回柴进被陷高唐州，宋江才再度想起下山日久、道术高明的公孙胜，于是派戴宗、李逵重赴蓟州、再度寻觅，终于将他搬请回山。——小说前七十回的总目标，即是将一百零八位好汉陆续礼送上山。当作者叙罢鲁、林、晁、杨、宋、武等相对独立的精彩人物故事后，余下众多面目模糊的英雄豪杰，正需有人收拾引荐、数网打尽。精通神行术的戴宗，便成了飞针走线、连缀各路英雄的合适人选；而寻找爽约不归的公孙胜，又成为戴宗出行的最好口实。 很明显，这种对散乱情节的归结收束，应是小说创作的后期工作。当别的人物都有了固定位置和既定情节时，只有最后定型的人物和情节，才是招之即来、易于调度的。这也从反面证明，公孙胜是小说中的晚起人物，他对小说的贡献之一，是充当了情节板块的“粘合剂”作用。 四 小说家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让公孙胜改换门庭，并将其提拔为山寨的核心人物？只有弄清小说家的动机，才能在更深层次把握“公孙胜现象”的本质。笔者以为，可能的原因有两点。 首先，神化公孙胜、将其提升到副军师的高位，大约与《水浒》对“三国”故事的借鉴有关。在宋元说话领域，“说三分”是讲史话本中的老前辈⑦，是“水浒”故事可资借鉴又为数不多的长篇平话之一。从不少“水浒”人物身上，都可见到“三国”故事的影响痕迹。如宋江形象中就有着长厚仁慈的刘玄德的身影，大刀关胜干脆就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水浒传》第六十三回）。李逵的性格、林冲的相貌，全都来自“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莽张飞。小温侯吕方则明显是“三国”故事中温侯吕布的翻版。至于足智多谋的军师吴用，分明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诸葛亮的化身。 《水浒》作者并不讳言这种人物形象间的借鉴模仿，在吴用的出场赞辞中，便有“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的褒语。第六十一回还有一首“单道着吴用的好处”的《满庭芳》，道是“……韵度同诸葛，运筹帷幄，殚竭忠诚”。而吴用“加亮先生”的道号，又分明含有“超越诸葛亮”的意思在内。由智取生辰纲，到梁山泊的一次次水陆鏖兵，都离不开吴用的运筹调度，他在山寨中的地位和作用，实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相上下。他身上唯一缺少的，是诸葛亮通晓阴阳、迹近神明的风概。 早期“三国”故事中的诸葛亮“妖气”颇重。元刊《三国志平话》介绍说：“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连司马懿也参他不透，问道：“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三国志平话》卷中）——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身上的神道气息虽大大削弱，但在“草船借箭”、“借东风”及“五丈原禳星祭北斗”等情节中，作者仍着意渲染了他的鬼神莫测之机。而在这方面，乡村教师出身的吴学究，却显得俗气稍重、飘逸不足。 大约是要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水浒》写定者需要安排一位道教人物，来承袭诸葛亮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本领。公孙胜擅长“呼风唤雨，驾雾腾云”(第十五回)。他在小说中多次“披发仗剑、踏罡布斗”，祭风助火，烧退敌军；与“借东风”中的诸葛亮一般无二。《水浒传》第五十九回、第六十回写梁山军马与樊瑞对阵，公孙胜临阵献八阵图，称“是汉末三分，诸葛孔明摆石为阵的法。……”及至战而胜之，又“有诗为证：八阵神机世最难，雄才诸葛许谁攀？多谋喜见公孙胜，樊瑞逡巡便入山”。这些描摹赞叹，也公然将公孙胜比作诸葛亮。 山寨中有了吴用、公孙胜同掌军机，一个用智，一个运法，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刚好“顶个诸葛亮”⑧。——这似乎是作者“提拔”公孙胜为山寨军师的原因之一。 此外，小说中道教人物地位骤升，恐怕还与小说创作过程中道教社会地位的攀升变化有关。这就要考索今本《水浒传》究竟写定于何时。笔者以为，小说第五十三回的一段情节，透露了颇为重要的信息。 本回写戴宗、李逵再赴蓟州搬请公孙胜，很快打听到他的下落。不料公孙胜有意回避，让老母出面挡驾，声称“孩儿出外云游，不曾还家”。戴宗见状，暗命李逵：“今番须用着你。……他若说不在时，你便打将起来，却不得伤犯他老母，我来喝住你便罢。”李逵于是取出板斧，杀上门去，砍翻一堵墙壁，叫道：“你不叫你儿子出来，我只杀了你！”把那婆婆惊倒在地。公孙胜无奈，只得走出来与两位兄弟见面。——这一段情节，与明前期宫廷戏剧家朱有燉《豹子和尚自还俗》杂剧（下称“《豹》剧”）内容极为相似。 《豹》剧叙花和尚鲁智深原为南阳广慧寺僧人，后还俗落草、上山为寇。又因擅自杀害平人，被宋江责打四十大棍，一气之下到清溪港清静寺再度出家。宋江派李逵劝他回山，他不肯。宋江又撺掇他的妻子、老母劝他还俗归山，他依然不听。宋江心生一计，自陈：“今差两个小偻儸，妆办（扮）做客人，去那村里胡索债，到他母亲住处寻些事，打他母亲。鲁智深闻知有人打他母亲，必来救也。我亲自后去，好歹赚他回来。”智深果然中计露面，又因自己打人动粗、破了戒行，只得再度还俗，跟随宋江回山。 这两段情节，同是写梁山头目中的僧道人物下山不归，宋江差人多次招徕，最终“文觅”不成，改为“武取”，以武力胁迫其母，终于引出孝子，重返山寨。所不同者，不过一为和尚，一为道士而已。《水浒传》与朱有燉杂剧孰为先后，历来多所争论；不过论辩双方都未提及《豹》剧与小说第五十三回的雷同之迹。我们有必要根据这段新发现，对《水浒传》的创作时间作一番新的审视。 一般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这是根据《水浒》作者之一罗贯中的生卒年代大致推断的。罗氏约生活于公元 1320—1400 年之间，而朱有燉的生卒年则为公元 1379—1439 年。一个人的文学创作活动若由二十岁起步，则朱有燉的戏剧创作，显然是在《水浒》成书之后。而朱氏《豹子和尚自还俗》一剧是根据小说改编，似乎也无疑义。 不过这样判断，矛盾之处也至为明显：有人在认定朱剧晚出的前提下，指出朱有燉之所以不肯照小说情节编织故事，乃是由其阶级立场决定的⑨。——现在看起来，这种解释似无必要。因为朱有燉并非不肯承袭《水浒传》内容，他的《豹》剧即是根据《水浒传》公孙胜探母一段改编的。只是朱氏的王爷脾气确实有点古怪：一方面，他不以“剿袭”小说为讳；另一方面，他又摒弃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等精彩关目，偏要从小说中另觅一位无精打彩的人物，截取一段情趣无多的情节，栽在鲁智深身上。这位艺术声誉颇高的王爷戏剧家⑩，究竟意欲何为？ 说朱剧晚起，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今本《水浒传》确实写定于罗贯中之手。然而遗憾的是，迄今没人见过这样一部元末明初版的《水浒传》。今本《水浒传》有年代可考的存世版本，只有万历刊本，彼时距明初已有两个多世纪。非但如此，在嘉靖之前的文献中，竟连一条《水浒传》存世的信息也找不到。这样一部精彩绝伦、不容忽视的宏篇巨著，是在其问世近二百年的某一天早上，才突然被人发现、声誉鹊起的。这种怪现象，又当作何解释？ 当一种推断无法自圆其说，另一种推断也便自然提出。是否有这样的可能：经罗贯中之手“编次”的《水浒传》，并非今天的百回本《水浒传》？我们不排除在今本之前，可能已有某个（甚至几个）《水浒》版本问世；也不排除那是个趋于成熟、内容亦颇充实的本子。11该本的存在，曾为今本的最后写定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与今本相比，该本在艺术上尚未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未能给上层读者留下震撼心灵的印象。因而朱有燉在编撰他的“水浒”戏时，完全不必顾及这样一部坊间小说的存在。而相对完美辉煌、并为李开先等所标榜的今本《水浒》，其写定时间则要推迟到朱剧之后。那位后来的写定者在重塑公孙胜形象时，是不难注意到一位本朝王爷所提供的“水浒”新素材的。他把这段发生在豹子和尚身上的新材料，移植到同是宗教人物的公孙胜身上，为这个先天不足的苍白人物增添一点血色，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做法。甚至《水浒传》中再三寻觅公孙胜的情节，也是受《豹》剧情节启迪而安排的，也未可知。 此外，朱有燉的另一种“水浒”戏《黑旋风仗义疏财》，演李逵假扮新娘、在洞房痛打害民贼赵都巡，似乎也为今本《水浒》所借取；小说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当即《仗义疏财》故事的变形。——也就是说，今本《水浒传》的写定刊行，应在朱有燉之后。确切一点说，不应早于十五世纪中叶。罗贯中显然活不到这个时候。 《水浒传》定稿于更晚一点的嘉靖朝（1522-1567）的说法，其实早已有之12。尽管此说与“元末明初”说同样缺乏坚实的证据，但只要看看元刊平话的简拙幼稚便会明白：在仅隔半个世纪的元末，小说艺术水平及体裁样式竟会发生如此巨大的飞跃，产生出《水浒传》这样恢宏灿烂、完美成熟的英雄史诗，毋宁说是天方夜谭。元末明初衰败的城市经济，未能给瓦舍勾栏注入新的刺激与活力；而在彼时的兵荒马乱之中，也很难容放一位天才作家安定的书桌。只有到了明中、后期，文坛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沉潜蓄势，加之城市的繁荣、市民读者群的形成以及造纸、印刷等小说传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文学商业运作机制的进一步成熟，长篇章回小说才有机会迎来它的鼎盛时期。 学术研究是允许假设的。假如今本《水浒传》真的如许多研究者所说，是写定于嘉靖年间，那么公孙胜的“变脸”及发迹，也便不难找到更为直接的原因。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不顾大臣反对，终日打醮设斋、炼汞化铅，四处寻访异人术士、符箓秘方，把好端端的宫廷搞成乌烟瘴气的大道场。道教徒在宫廷中大出风头、地位骤升。江西贵溪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深受世宗宠信，官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又于城西奉敕兴建真人府。这不能不令人想到《水浒传》开篇对江西龙虎山上清宫张天师的神化与膜拜。而另一位道士陶仲文在嘉靖朝所受礼遇更隆，不但受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又因他祈祷有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不久又加封少师、少傅，位总三孤，灼手可热；其官位之高、提升之速，前后朝臣无人能及13。——这几位骤得美官、平步青云的道教人物，不正是嘉靖朝中的“公孙胜”吗？ 又假如今本《水浒传》真如某些研究者所说，其成书与嘉靖朝大官僚郭勋有些瓜葛，那么公孙胜的升发，则又可以找到进一步的根据。郭勋是明代勋戚、嘉靖朝权臣，世袭武定侯，后又爬上公爵的高位。他权势欲极重，最善于政治投机。他在“大礼议”中迎合上意，获得世宗的信任。对世宗迷恋道教的宗教偏执，他同样采取曲意阿奉的态度。《明史纪事本末·世宗崇道教》就记录了郭勋奉旨撰写青词、毁除宫中佛殿、佛像等一系列佞道灭佛的举动。《明史》还记载他向世宗推荐道士段朝用，并资助银两以建道场的种种丑行劣迹。 郭勋又有“好文”之名，喜刻小说14。《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英烈传》等小说，都出于郭勋府中，一时号称“武定板”。郭勋刻书，往往带有政治目的。如武定府中刊刻的《英烈传》，相传就是他出于褒扬祖上、抬高身价的目的，指使府中门客编撰的。——试思《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若真的出于郭勋的赞助，那么他是决不会放过这个捞取政治资本的难得机会的。在他的暗示下，那位《水浒传》的最后修订者在山寨最高层安插一位道教人物，给小说加上一笔浓艳的道教色彩，以迎合本朝风头正劲的崇道之风；这不正是投机家郭勋合乎逻辑的选择吗？也许，这便是公孙胜在《水浒传》定本中“改换门庭”、后来居上的深层原因吧？ 回头再来理会“智取生辰纲”的公案。晁盖等人的“智取”行动，可视为梁山起义的发轫之举，是众好汉与官府对抗的首次有组织行动。此次行动的参予者，如晁盖、吴用、三阮等，又是相携上山、奠定梁山大业的首批中坚力量。写定者若想将某一人物拔高，最为简捷有效的办法，无过于让他参加首义之举，成为山寨中的“元老级”人物。 果然，公孙胜一上山，便坐上了山寨第三把交椅，位在林冲之上。此后宋江上山、晁盖去位，山寨中又请来北京员外卢俊义，公孙胜仍稳稳坐定第四把金交椅。没人对公孙胜的位置提出异议，因为他是晁盖旧人、开山元勋。——想来这便是《水浒》写定者不顾“七星聚义”之数、不惮叠床架屋，拼命要将这位后来者塞入首义之举的原因所在了。 【注释】 ①百二十回本此处诗赞为“义重轻他不义财，奉天法网有时开。剥民官府过于贼，应为知交放贼来”；改掉“六人星火夜逃生”句。宋江与晁盖的对话，也改为：“白胜已自拿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你等七人。济州府差一个何缉捕，……来捉你等七人，……”。七十回本相应情节与百二十回本同。这显然是后来的编纂者发现百回本的纰漏而径改的。 ② 《宝剑记》有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首载“嘉靖丁未岁（1547）八月念五日雪簑渔者漫题”的序言。 ③李开先《词谑》：“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一版） ④ “坦窝”不知为何人字号：宋人王履之字坦翁，元人刘履、桂完泽、明人元之伟均字坦之，明人刘三吾号坦之翁、坦甫、坦坦翁、坦斋，梁本之号坦庵，恐怕都非坦窝。“兰谷”乃元人白朴之号，又明人经承辅之字亦同。白朴虽曾流寓山东，但将《宝剑记》断为白作，似嫌太早；而经承辅又非山东人，不符合“乡先辈”身份。至于“山泉翁”，原为宋人赵必涟之号，《宝剑记》当然不可能是他的作品。而明人号山泉的有刘承甫、慎蒙两位，其中刘氏是正德进士，籍里为山东寿光，勉强可以充数；至于他是否作过《宝剑记》，又当别考。 ⑤ 参见侯会《水浒源流管窥》，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四期页64—71。 ⑥ 天罡人物中另一位没有出场诗的是刘唐。早期话本中的刘唐绰号为“尺八腿”，这或即刘唐出场诗未能保存的原因。 ⑦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叙东京瓦肆说话伎艺，谓：“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 ⑧民间俗谚，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之语。 ⑨ 王根林在《水浒祖本探考质疑》（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四辑）中指出，朱有燉是皇族，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不可能在作品中沿袭《水浒》歌颂农民造反行为的内容。 ⑩前人对朱有燉的艺术成就颇多赞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将朱氏“水浒”戏列为“雅品”，称赞说：“周藩亦戏撰《豹子和尚》一剧，虽极意摹元，而实自得三昧之妙。”又赞《黑旋风仗义疏财》：“粗豪之曲，而独于假新妇处冷然入趣。即如《货郎》数调，反令元人望后尘矣。” 11明人吴从先《小窗自纪·读水浒传》提到一种与今本不同的《水浒传》，应即此类刊本。又前文提到，今本之前有一带“出场诗”的刊本，应是十分接近今本的刊本，很可能便是施罗原本。 12 《水浒传》今本（指百回繁本）写定于嘉靖时郭勋之手的说法，早已有之。明人汪道昆（即“天都外臣”，撰《水浒传序》）、袁无涯（撰《忠义水浒全书发凡》）都曾说郭勋对《水浒传》作过增删改造，亦即承认郭本是《水浒传》的最后写定本。现代学者胡适也持此看法，他在《水浒传考证》（1920）和《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1929）中指出，所谓罗著《水浒》，应是明初一个较为幼稚的本子。而嘉靖间郭勋本则是根据包括罗本在内的几个早期本子“重新改造过的”，“其中创作的成分必然很多”。尽管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有一些错误的推断（后来都有所更正），他的观点仍富于启发性。鲁迅于《水浒传》持“简前繁后”说，认为施耐庵是繁本作者，并谓“然而这施耐庵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其实生在罗贯中之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实则间接否定今本产生于元末明初的说法。至1953年，郑振铎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全传》作序，谓“《水浒传》的施耐庵原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一百回本，是十六世纪（明嘉靖间）的郭勋本。‘征辽’故事的插入，大约就在这时候。”显然也把郭本看作《水浒》的写定本。聂绀弩在《水浒五论》（载聂氏《中国古典小说论集》，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然“五论”撰写时间颇早）中则指出：“《水浒》在那些书（指《三国演义》等一批长篇章回小说——注者）中间是完成得最早的一部，它在明嘉靖时就完成了。”明确指认今本为嘉靖产物。本世纪七十年代，戴不凡撰《疑施耐庵即郭勋》一文（载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小说见闻录》，该文是根据作者1975年的几次讨论发言整理而成的），则明确提出今本《水浒传》的作者当即郭勋。此后，张国光在《水浒祖本探考》（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一辑）中也力主施耐庵为郭勋门客托名说。此外，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初版，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译本）说：“如果要把《水浒》归于某个特定的作者的话，首先把它归于罗贯中，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到了嘉靖时，……大约在1550年，著名的艺术赞助人、武定侯郭勋委派人扩编了一部二十卷的《水浒》百回本。”显然也把郭本看作《水浒传》定本。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第一期，1976年12月）也认为，繁本之前确有一简本，当为施、罗所作。繁本在此基础上更为增润，“亦不知经过几许妙手”，“如相传之郭勋武定本《水浒》刻于其死前不久，则谓其本之写定可能约在嘉靖十八年左右，或尚不失为合理之推测。”尽管柳文所举郭勋卒年尚有商榷余地，但其所持“嘉靖说”立场甚明。又美国学者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1986，据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译本）一书中认为：“简本终究来自一个早期祖本的可能性，只会突出16世纪《水浒》繁本的重大贡献，就像《西游记》的情况那样，它作了一次大的飞跃，……今日大多数文学专家都赞同上述看法，他们甚至在基本上继续认为罗贯中或施耐庵是小说作者的同时，依然承认该书的嘉靖版已经根本改观了。”似乎是对“嘉靖”说作了总结。 13参见《明史·佞倖·陶仲文传》。又世宗皇帝迷信道教的情形，还可参看《皇明从信录》、《明史纪事本未》等书的相关记载。 1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武定侯进公”谓：“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 原载：《文学遗产》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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