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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经历了由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到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从南北朝刘宋年间的裴松之《三国演义》注解，到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元代至治年间的《全相三国志评话》，到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迂回曲折的过程，而小说中的著名主人公之一曹操的为人和历史地位也随着小说的不断演变而几荣几衰。《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虽然以历史上的曹操为蓝本，但很多方面由于文学典型的需要和思想倾向的原因，小说中的曹操形象与历史上的曹操仍然迥然不同。 在《三国演义》里，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宁可我负天下人，勿令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奸诈多疑的典型形象。作者对他的击败吕布、扫荡袁绍、统一北方等历史功绩给予中肯的评价，书中第十八回引用郭嘉纵论曹操优于袁绍的十个方面，也都符合历史的真实，充分体现了历史小说“七实三虚”的严肃性。但出于文学形象刻画的需要和曹操形象的大致影响，小说里的曹操给人留下的终究还是敌对和可恶的印象。为了刻画这个人物典型，作者独具匠心地通过借黄祖之手杀害曾帮助自己解粮草之危、韬略满腹又恃才傲物的扬修的举动揭露他的奸诈和卑劣行径；通过描写曹操的梦中杀人以防随时的不测来表现其生性多疑、欺诈；通过借督粮官之首以平众怒定民心来渲染曹操的诡诈和残忍。特别通过描写其杀害故人吕伯奢一家，然后竟声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狠毒心性刻画其忘恩负义和残忍无情。 作者还通过曹魏集团的内部关系来刻画曹操对人才的迫害。文中的曹操为了罗致人才，往往不惜利诱和胁迫；对于已经到手的人才，又大抵充满猜疑和欺诈。一些谋士对曹操事业的发展殚精竭力，屡建奇功，可当他们对曹操的愿望有所忤逆时，曹操便“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不久或赐死或借他人之手杀害。似此宅心，小说中多所描绘。 苏轼《东坡志林》载王彭语云：涂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说明拥刘反曹的倾向在宋朝已非常明显，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只是这种思想倾向的总结和发挥。 史书里的曹操：叱咤风云胸怀天下 历史上未经过加工的曹操又是怎样的一个人?有关历史记载，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因为后来成为中常侍曹腾的养子，于是改姓曹氏。曹操年轻时即已文武双全，《魏书》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三国志》说他“才武绝人”，“少机警，有权数”。 公元174年，曹操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在洛阳北部尉任上，他不畏权贵豪强，对违反禁令的一律用五色棒打死，令京城震动，豪强敛迹。在济南相任上，他罢免了八名依附权贵、贪赃枉法的县级官吏，又下令拆毁祠堂，禁绝祭祀，使济南的社会风气有所好转。迁都许昌后，曹操立即招募流亡农民，利用荒地屯田，后来又让军士屯田。曹操还大修水利，推广稻种，使中原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公元184年，曹操在东汉王朝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争中起家，任骑都尉。不久升任济南相。后历任东郡太守、都尉、典军校尉等职。公元189年董卓人京后，逃回家乡陈留起兵讨伐董卓。公元192年，曹操正式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洛阳奉迎汉献帝，“奉天子以令诸侯”并迁都至许昌。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间，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他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一月，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奠定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曹操一生从陈留起兵到洛阳逝世，奋战30余年，参加大小战役50余次，消灭了袁绍、袁术、刘表、张绣、吕布等割据势力，结束了汉末以来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和生灵涂炭的局面。虽不能与秦皇汉武相比，可是能统一大半个中国，让百姓过上休养生息的生活，曹操是功不可没的。千百年来，曹操因为不是“正统”的原因而被骂为奸臣，可是，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既然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曹操是奸臣吗?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我们尚不敢确论。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刃击杀数人。”《武帝纪》注引《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从几个注引可以看出，曹操杀死故人成皋吕伯奢一家确有其事，但杀人起因如何，且吕伯奢本人是否死于曹操之手，历史上众说纷纭，至今还莫衷一是。根据《魏书》的说法，曹操杀人系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曹操为了生存而亡命天涯，逃命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果真的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曹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况且，《三国志·武帝纪》及其他史料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曹操杀害吕伯奢。《魏书》所说之事原本是一桩疑案，吕伯奢一家到底为何而死尚且是个疑问，而吕伯奢好像根本就没被杀。可这段历史疑案到了罗贯中的手里，为了表现曹操狡诈多疑、忘恩负义、嗜杀成性，不但变成了吕家上下好心好意招待曹操，却被曹操杀害，还非要让吕伯奢也成了曹操的刀下鬼，临了还来了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 至于小斛分粮之事，原见《三国志·曹瞒传》：“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日：‘如何?’主者日：‘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日：‘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日：‘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日：‘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原本是管粮官自己出的馊主意，但在罗贯中笔下，为了说明曹操诡诈阴险，作者又让曹操演出了暗中主动命令管粮官王后用小斛发军粮，然后又“借”王后的头来稳定军心的丑剧。 再如战马超，原本历史上这一仗，曹操打得酣畅淋漓，大获全胜，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被追赶得狼狈不堪。罗贯中在这里用“割须弃袍”的仓皇逃窜来戏弄曾经叱咤风云的曹操。小说第五十八回是这样写的：“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到最后罗贯中还用了一首所谓的后人诗来羞辱曹操。“潼关战败望风逃，孟德仓惶脱锦袍。剑割髭髯应丧胆，马超声价盖天高。”让曹操丑态百出，更是有悖于史料。 曹操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他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诗文里的曹操：忧国忧民才华横溢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资治通鉴》引谋士荀、郭嘉对曹操的评价，说曹有十，即“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不但有经天纬地之才和一统天下的大志，而且有忧国忧民的可贵精神。反映曹操这方面思想的代表作该推其《蒿里行》和《让县自明本志令》中。 《蒿里行》是汉乐府旧题，为古代的挽歌，汉乐府古辞尚存，见于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辞·相和曲》。曹操的《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内容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堪称“汉末实录”的“诗史”。 袁绍等关东诸将起兵讨董卓，结果造成自相戕杀的军阀混战局面。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是老百姓，作者在诗里痛心疾首地抒发了军阀各怀异心，争权夺利的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再现了一幅幅战中和战后悲惨的画面和对百姓苦难催人泪下的同情。最后的“生民”二句直抒胸怀，怜世悯人热肠自见，使本诗更具思想深度。 全诗气度雄阔，笔力雄健。诗以叙事起，以抒发战争带给人民深重灾难之情终，是诗亦是史，“诗史”之誉，足以当之。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曹操的审美情趣和一般文人不同。本诗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抒发作者悲凉慷慨的感情。 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话大胆，辞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远空阔的习气。《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其生平之志，略无掩饰做作之笔。文中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 《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这时曹操已经统一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政权逐渐巩固，在这种时候，有人说他将要“篡权”自立，也是很自然的。为了表明自己并无异心，曹操在文章里真诚地叙述了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的不同愿望：起初只想作好郡守，以建立名誉；后逢世乱，又想隐居读书射猎，谢绝交游；被征为典军校尉，又想为国家建立功业，博取封侯，死后能在墓碑上题上“征西将军”的衔名；兴兵讨伐董卓，招募兵士时常常自我克制，不欲多招，以防“兵多气盛”，“更为祸始”。及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的时候，依然效忠汉室，并无不逊之志。文章历引齐桓、晋文“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这些“以大事小”的例子，以齐桓、晋文和周公自励自况，情感真挚。文中历叙古人行事，写乐毅不忍图燕，蒙恬自知必死而守义，都非常动人。特别是当他写到愿让三子接受恩封以为“外援”一段，紧接着即写“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等史事，对比之下，自己感到十分惭愧，表示“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的内疚之情，很自然地把文章归到“让县”这个本题，使人不感觉到“让县”的虚伪。设身处地去想，在当时天下三分，各地军阀尚蠢蠢欲动的情况下，能镇住北方的实权人物除了曹操还有谁?曹操的不让贤除了巩固自己实权的一点个人因素外，实在是从国家的安危考虑的。况且，曹操虽有一统天下的决心，但并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他说：“天命若对我开眼，我就做周文王”。公元213年，曹操封为“魏公”。公元215年，攻灭汉中的张鲁势力。公元216年，再被晋爵“魏王”，受九锡，设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虽仍为汉臣，实际上已具备皇帝的权力和威势，但仍未篡汉自立。《三国志》里陈寿对曹操的评价，可算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处于高位的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 赤壁之战惨败后，曹操退回北方，决计选拔人才，励精图治。在用人方面他不重个人的门第出身，而是唯才是举。曹操最重用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其次重用文人。文官郭嘉、满宠等，武官张辽、徐晃、于禁等都为曹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著名的“建安七子”与才女蔡文姬都是曹操的幕僚。 《短歌行》是曹操渴慕贤才的代表作。诗歌的主题明确，就是希望有大量人才来为自己所用。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影响，实现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打击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情味深长地表达了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青青”二句原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诗句，原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完整的章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以表达自己对人才的渴望，极为巧妙。作者这种深细婉转的用心，在《求贤令》之类的文件中当然无法尽情表达，而《短歌行》作为一首诗，就能抒发政治文件所不能抒发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史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却因为“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达到更好的渲染感情的效果。同时，“但为君故”这个“君”字，在曹操的诗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来在《诗经》中，这“君”只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在这里则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沉吟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 曹操是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与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代表了东汉末年的文风，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庭”。曹操一生有诸多作品，为众人称道的《观沧海》是他公元200年10月打败袁绍后于河南延津县附近所作。《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出他的高远志向。曹操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诗篇。后人辑有《曹操集》。 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夏门行》原是感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诗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审美情趣也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喜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抒发感情往往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乐府歌辞从他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结论：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气数。不难发现，历史上的曹操与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曹操是大不一样的，曹操的胸才大略和历史功绩不言自明。经过冷静的客观思索之后，我们应该给蒙冤近两千年的曹操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昭雪。 原载：《学术论坛》2006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