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相总会大白：卸去莎士比亚真身的面具》 [美] 勃冉达·詹姆斯 威廉姆·D. 鲁宾斯泰因著 洛杉矶“雷根”印书社 2006年出版 事情得从一位以前的学生提问开始叙述。 他奉派在外国教中文，异域学生据说怠惰而倦学，他有足够的时间写自己感兴趣的文中子（王通）教化思想，作文之余又重拾旧好，读遍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只是彼中无人可与语者，遂打国际长途电话来与我讨论：“《亨利八世》为什么不顺理成章在历史剧序列中占一席之地，而滞后到剧作家创作生涯的末尾？”我即时的反应是，可能因为《亨利八世》被认定是与约翰·弗莱切（John Fletcher）合作的产品，不属“正宗”吧。1850年，有个名叫詹姆斯·斯本廷（James Spedding）的评家曾发现两人搭手缝缀，必然造成“皂丝麻线”的效果，譬如说，《亨利八世》剧中尤多破坏五音节抑扬格素体诗的多余非重读词；终场时专门针对女观众致辞；甚至以'em代them这种莎氏从来不用的简略式比比皆是。这些都证明斯氏所列的下表中显而易见的不同笔墨（如图所示）。 搁下电话，仔细想想，忆起前几年看过的一部美国戴安娜·珀莱斯（Diana Price）女士写的《非正统莎士比亚传记：剧作家身份新考证》（Shakespeare's Unorthodox Biography: New Evidence of an Authorship Problem）。那是一本长达400页左右、售价九十多美金的大书，借来读了几天，并未终帙，但记得其中有个论据别致：莫让对作品的“综合”（synthesis）成为莎氏生平的“比照对立”（antithesis），也就是说评家必须把莎翁的生平与他的创作轨迹结合起来，看两者是否呼应。说到创作轨迹，似乎早从1623年莎剧的第一对折本问世就有了大家接受的定论：如不计交集，粗线条地盱衡，喜剧领先，历史剧次之，然后是成熟的悲剧——当然搁笔之前，还写过被爱德华·道登（Edwrad Dowden，英国都柏林三一学院教授）和我们1978年人民文学版莎氏全剧序言中称之为“传奇剧”（romances）的一两种，如《暴风雨》[也有分别被叫做“悲喜剧”（tragicomedies）甚至“问题剧”（problem plays）的]。来电问到的《亨利八世》，重量级人物接二连三倒下之后，最后强调宽容而导致妥协，这在你死我活的政治角斗场中实属少见，主旨和构成元素确与先前的历史剧有异。 始而激越向上，渐至蹇产絓结，人生百罹，愁恨交煎，如果这个粗线条的轨迹虽蔑但可见，那么转折点在哪里？恰好这几天在教《哈姆雷特》，详解文本之前，照例得简要介绍故事依据、写作年代、各种版本及其特点等等，似又沿着这条轨迹走了一遍，而因为又讲到“世界是座大监狱，有许多囹栅、囚室和地牢。丹麦是其中最糟的一处”以及“身困桃壳，心存万仞”（第二幕，第二场，245-255行）这样的台词，不由得想起另一本质疑莎士比亚是不是剧作家“真身”的近著来，便捡出重温一遍。  这本书题为《真相总会大白：卸去莎士比亚真身的面具》（The Truth Will Out: Unmasking the Real Shakespeare），作者勃冉达·詹姆斯（Brenda James，与上述珀莱斯一样，又是位女将！）和威廉姆·D. 鲁宾斯泰因（William.D.Rubinstein），2006年由哈珀 / 柯林斯麾下的洛杉矶“雷根”印书社出版。如果说作为第一作者的英国女将籍籍无名，那么第二作者鲁宾斯泰因教授可是上了“维基”百科的大人物，而且是莎士比亚著作权信托基金会的成员。 我之所以重温这本书，是想起了勃冉达尽七年之心力，爬梳旧档，凿凿有据地说，莎士比亚创作轨迹的拐点在1601年即创作《哈姆雷特》前后，而1601年英国发生的大事，就是失宠于伊丽莎白一世的埃塞克斯伯爵，伙同约两百名同伙，在伦敦发起叛乱未遂。结果，伯爵本人被恩师培根（就是那个写散文的Francis Bacon，原来两人相契，伯爵屡有厚赠，后伯爵起事胎死腹中，一说乃培根告密所致）判决有罪被杀，党羽多入伦敦塔被囚。其中一人“身处桃壳”，遂以“铁窗意识”写作打发时光。于是才有了《哈姆雷特》和丹麦王子“监狱”、“囚室”、“地牢”等等的谵妄意象，就连那场流产叛乱，即所谓“最近的时势变化”（the late innovation），也没忘了在戏里提上一笔。（我很好奇，英国那些王公贵族身陷缧绁之后，再没有争权夺利、贪污腐化的机会了，为什么总是创作欲大发作，而且大多都会跟莎士比亚沾点儿边，像后来被砍头的查理一世，给关在温莎城堡里引颈等死时，犹不忘改编莎剧《第十二夜》，让那位以俗艳吊袜带闻世的管家马尔伐利奥做了全剧主角。沃尔特·劳雷爵士则是埋头写他的《世界史》。）有人说1601年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 是因为儿子哈姆涅特夭折再加上老爸逝世，是个人生活中的不幸遭际所致。勃冉达认为纯属无稽之谈，理由是一，儿子夭折在1596年。在这之后，莎氏在《亨利四世》（之二）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剧中，唇三口四，泥烂油滑，一无悲情地创造出福斯泰夫这么个喜剧角色，据说女王看了也扺掌绝倒！至于子名哈姆涅特（Hamnet），那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英国一个常见的名字，与从故事最早原型中十二世纪日耳曼语Amleth归化过来的Hamlet无涉，拼法相近，全系巧合。二，老爸家道中落，连镇公所原有的差事都丢了，儿子被迫辍学，所以老人死后，儿子连墓碑也不给他立一块。如此父子感情会给创作轨迹带来由大喜到大悲的转折？ 以1601年和《哈姆雷特》作为莎剧写作轨迹的拐点，解释剧作家何以从此忧心悄悄，笔泻悲愁，可能得以部分反证，写剧本的是个关在牢里的埃塞克斯伯爵朋党。类似的反证法，勃冉达在全书中还用上不少：小镇上的语法学校能教给一个十二岁辍学的少年多少知识？再说是否确实上过语法学校，已无案可稽，全凭十八世纪第一个给莎士比亚写传记的人这么说了。有人镂尘吹影地考证说，学校里有位特别出色的教员可能给莎士比亚“开过小灶”，可能吗？语法学校的学童一周六天， 每天清早六点到傍晚五点半都在苦读，师生何来时间私相授受？格拉斯哥大学的斯图阿特·吉尔斯帕 （Stuart Gillespie），时至2001年，还煞有介事地开出一份书单，说莎士比亚至少读过不下两百种各类书籍，其中有历史、传记、史诗、寓言、宗教祈祷书等等，不少当然是口口相传，人云亦云的书目。在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十六世纪英国，莎士比亚从哪儿弄来这么些书？像本·琼生（Ben Jonson）求助于培根那样，利用赞助人骚斯安普顿伯爵家的图书馆？可人家伯爵大人从来都没怎么正眼瞧过这个从外省来的小戏子。从在伦敦开印刷所的同乡理查德·菲尔德（Richard Field）那儿？此人之所以成为莎士比亚可能的书源，无非是因为他印制了莎士比亚的两首长诗《维纳斯和阿唐尼斯》和《鲁克丽思失贞记》。菲尔德的印刷所是家小铺子，承印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属神学题材，可能成为剧作家的图书馆吗？至于对宫廷政治和外国（特别是法、意两国）风情的了解，英格兰腹地小镇一小厮，在伦敦舞台上混迹几年，能积累此等阅历吗？ 那么，究竟是谁写了那以莎士比亚署名的三十八个剧本和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先前有人提到过培根、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牛津伯爵甚至伊丽莎白女王，先后都被“斯城确有莎剧作者”一派（即所谓的Stratfordians）抵制了。上述美国女学者戴安娜·珀莱斯在她2001年的著作中，“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亦即只是质疑莎士比亚的文名虚实，而并不提出“候选”供世人确认，已经被人汹涌围剿。在对批评电邮作答之后，再遭二度电邮猛攻，几个回合下来，女士无力招架，只好祭起哈姆雷特的台词“The rest is silence”（其他则惟余沉默）这块免战牌，败下阵来了。 勃冉达则不然。这位英国女士勇敢提出莎士比亚的“真身”，是一个名叫亨利·奈维尔的爵士（1562-1615），家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在牛津就学时代曾在导师率领下，畅游欧陆，历时三年之久。步入政坛后一度得宠，当过议员，曾出使法国两年，后因参与埃塞克斯伯爵阴谋叛乱，被拘押于伦敦塔，三年后直到詹姆斯一世登基始被释放。勃冉达女士不辞辛劳，从林肯郡档案馆找到了196页的《1602年伦敦塔笔记本》，本子的主要内容是摘录历史上英王加冕典礼的诸种礼仪细节，其中特别详尽录述的是亨利八世第二任王后安·博林的加冕礼，而正是这部分记录，十一年后竟以惊人相似的笔触，出现在由莎士比亚署名的剧本《亨利八世》中。做笔记的是不是亨利·奈维尔本人，并无实证，但这个本子是由他亲手传给女儿和女婿之后以嬗子孙无疑，直到后裔在1954年前后把笔记本捐献给林肯郡档案馆为止。英王加冕仪式上有个细节，即由东岸五港（Cinque Ports）的贵族代表四人举奉华盖。这一礼仪不但出现在笔记本和之后的《亨利八世》里，也出现在1609年发表的十四行诗第125号中（允我擅用梁宗岱先生译文）： 这对我何益，纵使我高擎华盖， 用我的外表来为你装点门面， 或奠下伟大基础，要流芳万代， 其实比荒凉和毁灭为期更短？ 这四行的潜台词其实就是：好像我挺在乎“高擎华盖”似的！试问一，“高擎华盖”轮得到身为平民的莎士比亚吗？二，“高擎华盖”三处出现是纯属偶然，还是证明躲在后面的“真身”只有一个，那就是亨利·奈维尔？ 然后，勃冉达女士又花费大量笔墨，在生平和作品之间寻找契合点，有的比较令人信服，有的则牵强附会。属于前一类的，如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交代身世时称，威尼斯的犹太人大部来自法兰克福，这么个细节如非亲历亲聆，还真难在任何一本参考书中读到；属于后一类的，如认定福斯泰夫即亨利·奈维尔的“另一个自我”，盖因亨利也是大腹便便，饕餮成性，而且把两人的姓名测字比对，一个是“老城堡”（Old Castle），一个是“新城市”（Ne[w] + -vil[le]），说是对仗相通，未免穿凿痕迹过彰。至于亨利爵士何以找到莎士比亚来做替身，是因莎母与亨祖家族纹章图案相仿，还是莎氏赞助人——也是亨利爵士的密友——骚斯安普顿伯爵在观剧时做的介绍？每写一剧给二十还是三十英镑？不是曲里拐弯的推导，就是纯粹猜测了。 “真身”也好，“替身”也罢，我觉得有一点是颇值得莎士比亚研究者注意的。那就是，热评大演莎士比亚，甚至牵匹真马上舞台，使莎氏真正成为英国文化的“图腾”，当是在十八世纪。是时，工业革命发生，君主立宪确立，大英帝国形成，无不在呼唤一个与国家民族地位相称的文化伟人。莎士比亚于是便应运而生。勃冉达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玄机。所以，身份问题闹得再凶，莎士比亚还是稳坐斯特拉福德，做他的“爱汶河天鹅”，要不然，其他不说，日进斗金的旅游收入向谁去要？向亨利·奈维尔的后人去要吗？ No way！ 原载：《东方早报》2009-11-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