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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坡是我国著名的小说批评家。他对《金瓶梅》的评点，素与金人瑞评《水浒》、毛宗岗评《三国》、陈士斌评《西游》、脂砚斋评《红楼》并称。近年来，国内外陆续有人对他的文学批评作了专门研究，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论文。然而，令人感到不足的是，人们普遍对于张竹坡其人的身世了解太少，对于现存两种系统的《金瓶梅》张评本没有加以仔细考辨，这就不能不对其整个立论带来了影响。本文就想对这两个问题略作探索，以利于更加正确和深入地评价张竹坡的文学理论。 一、关于张竹坡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小说本来就不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重视，更何况张竹坡批评的是《金瓶梅》这样一部从来被一些人视为不名誉的书。因此，张竹坡必然受到冷落，以致有关他的资料流传甚少。现代人着手对他研究时，除了在《金瓶梅》的批评语中得到一些有关他的情况外，还知道他评点过《乐游记》和张潮的《幽梦影》。此外，有人在徐用锡的《圭美集》中发现《送张竹坡入都柬友》七绝一首①。比起这些零星的材料更有价值的是，康熙时小说评论家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有这样一段话： 若深切人情世务， 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板抵偿夙適于汪苍孚②。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 根据这些材料，孙楷第先生认为张竹坡这个"其年不永"、身后萧条的小说批评家"名未详"，"盖徐州府""顺康时人也"③。后柳存仁先生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根据张评本卷首谢颐序作于康熙三十四年，且其附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说："生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不过为糊口计。兰不当门，不锄何害？锄之何益？"故认为："如果《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一篇，确为张作（黄按：实非张作，下详），这时竹坡年始二十有六，那么，他当是康熙九年（一六七零）生的人。至于他的营生，（不过为糊口计），大约也是书贾或替书坊办理一些文墨的读书人。"上面这些，就是以往人们对于张竹坡的了解。 最近，我在《晚晴簃诗汇》卷四十中发现有关张竹坡的材料一则： 张道深，字竹坡，铜山人，有《十一草》。 虎阜遗兴 四月江南晒麦天，日长无事莫高眠。 好将诗思消愁思，省却山塘买醉钱。 千秋霸气己沉浮，银虎何年卧此邱？ 凭吊有时心耳热，云根拔土觅吴钩。 《晚晴耪诗汇》成于一九二九年，系编选他书而成，故必须追究这则记载的来源。后终于在光绪辛卯（一八九一）年刊的《徐州诗征》中找到完全相同的文字记载。显然，《晚晴箱诗汇》是从《徐州诗征》中照搬过来的。那么，《徐州诗征》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今未查到在此之前有张道深的诗集刊本和有关书录，看来，这是得之于当时张氏后裔所藏的先世遗稿和家谱。据一九三五年铜山张伯英编印的《续徐州诗征》所附徐东侨《张氏诗谱小序》说："勺圃（黄按：伯英之字）《续诗征》讫，以家藏集见示曰：'先世遗著，不敢去取。'属代编录。予辞不获，受而读之，……予考其家乘，别其世次，撰为张氏诗谱，由是张氏同族之诗一览可知。"可见，张氏家藏的诗稿和家谱到一九三三年时尚属完好，且也是编选《续徐州诗征》的重要根据。而当年《徐州诗征》的编选者是当时的徐州知府桂履真，张氏又是徐州的大族，故完全可以推定《徐州诗征》关于张道深的材料是得之于家藏遗稿《十一草》及张氏家谱的。 现在看来，《徐州诗征》中提供的这一条张竹坡的材料十分重要，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使民国八年所修的《铜山县志》卷二十《艺文考》增补了乾隆、道光县志中所无的"张道深：《十一草》。道深，字竹坡"的记载，也不仅仅在于《虎阜遗兴》这首诗具体地告诉了人们张道深曾经到过苏州或诗中流露出一些抑郁不平之气，而主要在于：第一，它提供了张竹坡的大名为"道深"；第二，它进一步告诉人们张竹坡是徐州府的铜山县人；第三，张竹坡还有一部诗集《十一草》流传后世。这些都为进一步寻找张竹坡的材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但是，在正式以此为线索寻找张竹坡的材料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即这个名道深的张竹坡是否就是评《金瓶梅》的张竹坡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是因为： 第一，籍贯是相符的，铜山即属徐州府。 其次，生活年代也相合。据《徐州诗征》、《续徐州诗征》和各本《铜山县见》有关张道深及其亲属的记载来看，这个名道深的张竹坡正生活在康熙时代。 此外，当时张潮编的《尺牍友声集》也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尺牍友声集》共分"初集"、"后集"、"新集"、"尺牍偶存"几个部分，其"后集"辛二十五至二十七卷中录有三篇署"徐州张道深竹坡"或"彭城张道深竹坡"给张潮的信。可见竹坡名道深也不误。且第二封信云："承教《幽梦影》，以精金美玉之谈，发天根理窟之妙。小侄旅邸无下酒物，得此，数夕酒杯间颇饶山珍海错，何快如之！不揣狂瞽，妄赘琐言数则，老叔台进而教之。幸甚，幸甚。"这也证明批《幽梦影》的也即是他。不但如此，第一、第三封信还透露了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若干情况。其第一封信开头云： 承颁赐各种奇书，捧读之下，不胜敬服。老叔台诚昭代之伟人，儒林之柱石，小侄何幸一旦而识荆州，广陵一行诚不虚矣！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张竹坡在这封信及下面二封信中都称张潮为"老叔台"而自称"小侄"，其二，张竹坡于相识之初就从张潮那里得到"各种奇书"。张潮是喜爱收罗小说奇书的一个人，曾经编过有名的《虞初新志》。其《虞初新志》的《凡例十则》就说："鄙人性好幽奇，衷多感愤，故神仙英杰，寓意四怀；外史奇文，写心一启（予向有才子佳人英雄神仙四怀诗及征选外史启）。生平罕逢秘本，不禅假抄，偶尔得遇异书，辄为求购。"其《总跋》又说；"……于斯时也，苟非得一二奇书，消磨岁月，其殆将何以处此乎？"而张竹坡将批评的《金瓶梅》改称为《第一奇书》。在这里，他是否受到张潮的启示？甚至其《第一奇书》的原本就由张潮所"颁赐"呢？看来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我们不妨再看第三封信： 捧读住序，真珠璀玉璨，能使铁石土光。小侄后学妄评，过龙门而成住士，其成就振作之德，当没世铭刻矣。谢谢。 这里提到的"佳序"是为张竹坡"后学妄评"之作而写的。现在知道，张竹坡曾评过《幽梦影》、《东游记》和《金瓶梅》。这篇序为张竹坡评点《幽梦影》而作的吗？肯定不是。因为《幽梦影》不是张竹坡一人的评点，张竹坡只是在曹秋岳、尤悔庵、冒辞疆、王丹麓等人的评语后"妄赘琐言数则"而巳。那么，这是为《东游记》评点本作序吗？也不是。因为此书前面也不见这类序。与《幽梦影》、《东游记》不同的是，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前确有署名"谢颐"的序文一篇。"谢颐"二字，乃是此序文中"不特作者解颐而谢觉"一语的缩写，显然不是真名。今从张竹坡的信看来，此人真名不就是张潮吗？我们再看这篇《金瓶梅》的序文说："《金瓶》一书……洒洒洋洋一百回內，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其赞扬之词，的确可以使张竹坡感到"其成就振作之德，当没世铭刻"。而且序文称竹坡为"张子"，与竹坡自称"小侄"也相呼应。再从张潮作序的地点、时间来看，也无出入。据张竹坡第一封信说，他相识张潮是在离铜山不远的扬州。张潮是安徽歙县人，曾官翰林院典籍，但确长期居住在扬州。其《虞初新志》的《凡例十则》就署"识于广陵之治清堂"，其十六卷评《因树屋书影》也提到"今燕客先生来扬佐郡"，这都可证明他编《虞初新志》时在扬州。而《虞初新志》自叙于"康熙癸亥"，即一六八三年；总跋于"康熙庚辰"，即一七○○年。张评本《金瓶梅》序作于"康熙乙亥"，即一六九五年，正在这期间。很清楚，这一阶段正是他们密切交往的时候，张竹坡评《金瓶梅》也正值其时。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名道深的张竹坡确是批评《金瓶梅》的张竹坡。他评点《金瓶梅》曾经得到了张潮的启发、支持和赞扬。 当我们明确铜山张道深即是批评《金瓶梅》的张竹坡后，即可在《铜山县志》、《徐州诗征》等书中获得不少有关其家世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对于我们理解其批评《金瓶梅》的精神是大有裨益的。 为了便于说明张竹坡的家世，我们不妨先将徐东侨在《续徐州诗征》中所撰的极其简略的张氏"诗谱世次"照录四代于下。名字下有"--"者，原标明为《徐州诗征》中已录，无"--"者，为《续徐州诗征》所收。  这诗谱虽然不象家谱那样详细，但也清楚地说明了张道深系张垣之孙、张  之子，张道祥等为其叔伯弟兄。张垣，是铜山张氏的第一个发迹者。据道光《铜山县志》卷十四说："张垣，崇祯癸酉科武举。居乡谨厚好施，尝出家粟赈饥，存活甚众。又尝置义田十余顷，以给本族孤穷，后以保举授河南归德府通判。……"这说明当时他家饶有资财，相当富足。张垣于明亡时殉职，此时张竹坡当还未出生。垣子三人：胆，铎、。张胆与父亲同年中武举，后在清初镇压"寇逆"和"叛兵"中立功，升为"河南督标中军副将加都督同知"，后归田，"好善乐施，凡遇郡有大故，及拯灾恤患，入以告，靡不应。康熙二十年，徐大讥，出粟数千石设广分账，复运麦三千石账。淮安州旧学圮，众谋迁建，捐千五百金为倡，遂董其成。荆山口为南北孔道，挤坏不可行，人常病涉，乃出三万六千余金建桥长数里，行旅便云。卒祀乡贤。"④可见，他的家业比起他的父亲来有过之无不及。其子道祥，道瑞、道源、道溥、道汧等"六人"五列既仕。诸孙二十余人，有闻于时"⑤。如长子道祥，曾宫至湖北按察使；次子道瑞，为武进士，曾署"徐州副总兵"。总之，张竹坡的大伯父一房的家业当时一直很盛，并未冷落。其二伯父张铎，以国史院中书舍人出为临安司马，后升为汉阳太守。他的儿子也为官为宦，没有困顿。 但是，张竹坡的父亲就与两位兄长不同，一不出去做官，二不善治产业，只是喜欢约文会友，流连于山水之间，具有较浓的文士气息。道光《铜山县志》卷十五载其生平情况曰： 张 ，字季超， 两兄胆，铎筮仕，独奉母家居， 色笑承欢，暇则肆力芸编，约文会友，一时名流毕集，中州侯朝宗方域、北谯吴玉林国缙，皆间关入杜，有《同声集》行世。湖上李笠翁渔．同里吕青履维扬、孙直绳、曾巩，徐硕、林梅之数子，常与流览于山水间。一日扶病哭友，过恸，归即卒。另外，《徐州诗征》卷二录有他的七律一首： 张 ，字季超，一字雪客。初夏有感 庭角空阶月似霜，清和天气夜犹凉。 花眠露浥香初细。柳静风牵影渐长。 拥石高歌舒啸傲，抛书起舞话兴亡。 衔杯不与人同醉，独醒何妨三万觞。这首诗反映了张 的性格比较豪迈，随便，颇有浪漫气息，并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君子。至于他结交的人物中，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特别象李渔这样的戏曲小说家常与他来往，这就更值得注意。这样的一个父亲，对于张竹坡早年的思想、性格和文学爱好的形成，无疑很有关系。同时，这样的一个父亲，必然使家业逐渐凋零。假如说张竹坡出身时还有祖业可恃，尚属富裕的话，那么到他青壮年时就越来越不济，以致不能不渐至"穷愁"的境地了。他家是"冷"下来了，而其伯父二房却还十分"热"。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其时他肯定受到了一些刺激。这也就是他批评《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并最后激起了他"将他人炎凉之书""消我闷怀"的评论热情。因此，当我们了解了他的家世后再读其评论，在许多地方就感到比较踏实。比如，《竹坡闲话》中说："迩来为穷愁所逼，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揆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结构，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我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其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现在看来，这些话就决非是虚言了。另外，张竹坡在评论《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时，十分强调一个"孝"字。"孝子孝子，有苦如是。"他甚至专门写了一篇《苦孝说》来加以论述，在整个批评文字中显得非常突出。张竹坡何以这样强调"孝"？这与他的家庭也大有关系。他的一家，就是以"孝"著称于乡。其父张 ，就在两兄都外出做官的情况下，"独奉母家居，色笑承欢"。他的兄弟张道渊，也是"性孝友"，"卒乡谥孝靖先生"⑥。特别是他有一个姐妹，简直是到了愚孝的地步了。请看道光《铜山县志》卷十六《列女传》中的一则记载：张孝女，郡绅 之女。胡遘痰疾，女祝绣佛前，愿以身代，割股肉，暗置药铛内。父饮药，觉病渐瘳，越两月起。戚觉惊传。张竹坡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就必然对"孝"特别注重，从而在论《金瓶梅》时也大谈其"奇酸记、苦孝说"了。 张竹坡的有关情况比以前略微丰富了些，但关键的《十一草》一时尚未找到，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遗憾。一九三五年尚在的《十一草》估计今天还存于世，张伯英先生的哲嗣或许能知其下落。然而，张先生的后裔已散落四方，老家铜山县三堡公社榆庄村已无后人。有人说，张先生的子孙有在北京某单位工作的。也有说张先生所藏的先世遗稿已捐赠北京某单位。鉴于我目前条件限制，只能在这里提供线索，敬请海内外有心和有力于此事者进一步探索。 二、关于张评《金瓶梅》的原本 关于张竹坡批评的《金瓶梅》的版本问题，前人多未注意。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最先记载道： 张竹坡评金瓶一百回 存 原本禾见。 十 行，行二十二字本。板心上题《金瓶梅》。图百叶。 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本。图百叶。 袖珍小字，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本。图仿明本。 湖南刻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本， 无图。 以上四本皆有谢颐序，板心题"第一奇书"。乾隆丁卯刊本。板心上题"奇书第四种"。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亦有谢颐序。 这个记载在当时看来还比较详细，且也注意到了乾隆丁卯刊本与他本略有不同。不过从现在看来，实在还比较笼统。今据我见到的多种张评《金瓶梅》的本子来看，除了版型有大有小、附图或有或无、每页字行不等、版心所题有异及后来有全本和删节的不同外，较早的本子实有两种系统：一种是正文每一回前没有回评，于目录前附有谢颐序及《凡例》、《冷热金针》、《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竹坡闲话》、《苦孝说》、《金瓶梅寓意说》、《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一百八条）、《杂录小引》、《西门庆家人名数》、《西门庆家人媳妇》、《西门庆淫过妇女》、《潘金莲淫过人目》、《西门庆房屋》、《第一奇书金瓶梅趣谈》。此种以标有"康熙乙亥（康熙三十四年、公元一六九五年）"的刊本为代表。此书系用黄纸，扉页框栏上端横字题康熙乙亥年"，框内中间直书大字"第一奇书"四字，右上端直题"李笠翁先生著"，左下端题"在兹堂"三字。无图，不分卷，只分回。正文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我另见用同一板同一纸印的三本，均无"在兹堂"三字，余悉同"在兹堂"本。此四本书卷首各篇附论单独编码，每本附论的次序各不相同。另一种是正文回前有长短不一的回评，卷首附论中缺《凡例》、《冷热金针》、《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三篇。此种可以乾隆丁卯刊《四大奇书第四种》本为代表。此书有图百页两百幅，分卷，每卷一、二、三回不等，共五十卷。正文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他如影松轩本、玩花书屋本等皆属这一系统。简言之，现存张评本《金瓶梅》有两种系统：一种是多《凡例》、《冷热金针》、《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三篇附论而无回评，另一种是有回评而少三篇附论⑦。 当然，这两种《金瓶梅》评本的小说内容是一样的，因此多数人没有引起注意。不要说几十年前孙楷第先生未加细辩，就是前几年有朱星先生专门所谓考证《金瓶梅》版本时，还只说张评本"有有图无图二种"⑧，也不详其批评内容上不大相同。近来一些论文中，也有同志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予以进一步细究，如王汝梅同志在《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一文中指出了《凡例》、《第一奇书淫书论》两篇为乾隆丁卯本所无而不同于康熙乙亥本（黄按：他忽略了《冷热金针》一篇也为乾隆丁卯本所无），但结果还是将两种本子混在一起来评论张竹坡的文学思想，这是十分可惜的⑨。事实上，这三篇附论与回评的观点颇多牴牾之处（下详），其中必有一真一假，是不能简单地混在一起的。而且其中回评的内容颇多，总共约有十万余字，假如"康熙乙亥本"是原本的话，那这十万余字的评论就不能算在张竹坡的名下。反之，假如乾隆丁卯本系统的本子接近原本，那关系到张竹坡生年，"营生"等重要问题的三篇附论就不足为据。因此，两本的真伪是必须分辨清楚的。 那么，究竟哪种张评本是原本或比较接近原本呢？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说"原本未见"。从他记录的几种版本来看，当时他似乎没有看到"康熙乙亥本"。后来戴不凡先生看到了在兹堂本，并注意了这个问题，于是就在《小说见闻录》的《〈金瓶梅〉零札六题》中用"张竹坡评本"的专节作了介绍。他说在兹堂本为所见所知的"最早刻本"并实际上把它当作"原刻本"来看待的。根据是什么？戴先生没有论证，看来就是因为此书扉页上标有"康熙乙亥年"，而谢颐序就署"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这样粗看起来，刊刻的年代正与作序的年代一致，就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初刻原本了．这的确很有迷惑性，因此现在一般人都将"康熙乙亥本"当作原本。其实，事情并非这样简单。这两个"康熙乙亥"相合固然可以作为初刻的标志，但同时也不能排斥书商作伪的可能性。 书商为了抬高自己所印书籍的声价以招徕生意，难道不可以故耍花招，将刊刻时间伪造得和作序时间一致吗？事实上，这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远的不说，就以张评本《金瓶梅》来说吧，刊印乾隆丁卯"四大奇书"本的书商，为了与他前面标明的"乾隆丁卯年"相统一，就将谢颐序的题署改为："时乾隆岁次丁卯清明上浣秦中觉天者题于皋鹤书舍"。而嘉庆丙子刊济水太素轩本，又将题署改成"时嘉庆岁次丙子清明上浣……"。那么，刊在兹堂本的书商为什么不可以据谢颐序而故意在扉页上醒目地标明"康熙乙亥年"呢？而事实是，在兹堂本的这个"康熙乙亥年"，正是书商故意耍的花招，所谓"康熙乙亥本"不但不是刊印在康熙乙亥年，而且它恰恰是一种经过书商删改搀假后的伪本。相反，目前所见刊印时间略晚的有回评系统的本子倒是比较接近原本的。其根据如下： 一、所谓康熙乙亥本扉页第一行赫然所书"李笠翁先生著"六个大字就露出了马脚。这个"李笠翁先生"是指"著"《金瓶梅》小说的作者，还是指这本书的评点者？假如是指作者，那此书第一篇谢颐序开头第一句话就说："《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后面张竹坡尽管对作者王世贞说有所怀疑，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三十六）中说"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但也从未说此书是当代李渔作的。可见张竹坡的原本决不会把李渔作为"著"《金瓶梅》的作者。那么这个"著"字是指评点，是张竹坡托名李渔来评点《金瓶梅》吗？谢颐序又明明说"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作了交代，后面又有"竹坡闲话"一篇作了呼应；这也不象批评家自己托名伪造的样子。因为真正的托名者一般是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同时亮出来的。再从实际情况来看，李笠翁是张竹坡父亲的好友，张竹坡果真要以"李笠翁"的牌子来抬高声价的话，完全可以请他写序或用其他正当的办法，大可不必搞这样六个莫名其妙的字。更何况李笠翁于康熙十九年正月已经去世，"其年不永"而到康熙三十四年左右才评点《金瓶梅》的张竹坡假如和李渔接触过的话，那也只是在孩提时代，那时也决不会有评点《金瓶梅》的念头。因此，这"李笠翁先生著"六个字实非原本所有，系后书商为招徕生意所加。 二、刘廷玑的《在园杂志》也可证所谓康熙乙亥本为假。刘廷玑，康熙时人。《八旗文经》卷五十七载："刘廷玑，字玉衡，号在园，隶汉军镶红旗，由荫生累官浙江温处道，康熙四十年迁江西按察使，降江南淮徐道。著有《在园杂志》四卷，《葛庄编年诗》十三卷，五十三年合已刻未刻总为《葛庄分类诗钞》十四卷。"他于康熙乙亥年前已经活跃于文坛，并与戏曲小说家洪升、吕熊等多有交往。《在园杂志》刊于康熙乙末（一七一五年）。其中论述小说处甚精，从中可见他对小说曾作过比较全面的研究并对当前的小说创作十分关心。上文所引《在园杂志》中论述张评本《金瓶梅》的一段文字记于"壬辰冬"，即一七一二年。其时离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时间不到二十年。而更重要的是，此时刘廷玑正在张竹坡的家乡任职，并特地访问过铜山张氏故园。据《女仙外史》所附《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自称："癸未（康熙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三年）冬，余挂公事，削职北返，旅于清江浦。"清江浦是当时淮徐道的治所所在。大概刘廷玑在这里等了二、三年后，于康熙四十五年就任淮徐道。据乾隆《徐州府志》卷十三载，刘廷玑淮徐道的任期为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期间，他亲自访问过铜山张家。今《葛庄分体诗钞》中还保存着一首《题徐州张氏宅，时张为滇南太守》： 彭城有巨室， 西汉留世家。 肯堂与肯构，金碧颇繁华。 亭叠巑岏石，园开红白花。 主人恋一官，抛此去天涯。 我来亦宦迹，顿忘自责耶。 非不念松菊，非不慕烟霞， 欲归归不得，无语空咨嗟。 这个当滇南太守的张氏，当是任云南永北府知事的张彦珩，乃为张竹坡的侄子。素来关心小说的刘廷玑，于此时此地怎么会对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一事不询问、不了解呢？事实上，从《在园杂志》所记张竹坡的情况看来，的确记得比较具体、细致，决不象一般的道听途说之言。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刘廷玑所记有张竹坡的事情比较可信。那么，他在关于张评《金瓶梅》的原本问题上记了些什么呢？首先，他明确地指出这是"彭城张竹坡"为之，而根本没有什么"李笠翁"的影子。同时，他具体地点出了张评本的特点是"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见，原本当分卷，有回评。所谓康熙乙亥本既不分卷，也没有回评，故可证此本实非原刻。 三、所谓康熙乙亥本第一篇谢颐序正文有误。此本序文最后一句为"今天下失一《金瓶梅》，添一《艳异编》，岂不大奇！"其中一个"失"字殊不可解。今与乾隆丁卯四大奇书本相校，才知"失"字乃"知"字之误。试想，谢颐序是全书的第一篇，且也不长，张竹坡又把它当作"珠璀玉璨，能使铁石生光"的作品，怎么会使原版就有如此明显的错误？这只能说明此本并非是原版，而是由于翻刻者将一个草字"知"丢掉了旁边的"口"而变成了一个"失"字。 四、所谓康熙乙亥本的《凡例》不可信。其第一则云： 此书非有意刊行，偶团一时文兴，借此一试目力。且成于十数天内，又非十年精思，故内申其大段结束精意，悉照作者，至于锁碎处，未暇请教，当世幸暂置之。 而《竹坡闲话》云： 然则《金瓶梅》我又何以批之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条：叉千曲万肝，不露一线。间窗独坐，读史，读诸家文，少暇，偶一观之，曰：如此妙文，不为之递出金针，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久之，心恒怯焉，不敢遽操管以从事，盖其书之细如牛毛，乃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藏针伏线，千里相牵，少有所见，不禁望洋而退。迩来为穷愁所逼，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结构，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我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天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 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 两者相比，差距甚大。从写作时间来看，《凡例》说是"成于数十天内"的一时之作，并没有经过"十年精思"，而《闲话》说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的过程。他早就想为这部"妙文" "递出金针"但"久之，心恒怯焉，不敢遽操管以从事"，直到"迩来"才下决心批点。从评点动机来看，《凡例》说其批评只是"偶因一时文兴，借此一试目力"而已，后面又说其目的乃在"偶为当世笔同墨者闲中解颐"，"予则并无寓讽，设有此心，天地君亲其共恹之"；而《闲话》则用颇带感情的笔触，详细说明了自己批点《金瓶梅》的目的：既为了阐发其艺术奥妙，也为了借这部世情书来发泄自己的悲愤。他是把它当作"我自做我之《金瓶梅》"，完全把评点当作自己创作的一部发愤之作来看待的。从对其艺术，分析的估价来看，《凡例》说："至于锁碎处，未暇请教"云云，似颇自谦，实则对其艺术分析的细致性并无把握；相反，《闲话》对自己的艺术分析从来很自负，认为"作书之法" "尽备是乎"！于此可见，这两篇文章并非出于一人之手。我们对照全书评点文字和精神来看，显然《闲话》可信而《凡例》不可信。 五、《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充满着书商气。此文一再申言："小子穷愁著书，亦书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本非借不律以泄愤懑，又非裹有余钱借梨枣以博虚名，不过为糊口计。"这类话，与《竹坡闲话》中所说的批评动机首先就不合，而且与事实也不符。张竹坡家虽然中落，这从一个出身富家子弟来说确实感到"穷愁"，但他还可以经常出游，到扬州，到苏州，到京城，不至于沦落到"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的地步。他的同胞兄弟张道渊，活到七十多岁，"修族谱，建家祠，以礼让率族人，爱结纳，喜读书"⑩，也不象是个"家寸无土"的亲兄弟。看来，所谓"家无寸土"云云，乃是伪造者的想当然，所谓"养生"，乃是养书商之生意而已。实际上，此文的重心就是为了宣传自己印的这部书能"通行发卖"而已。请看其文的主要部分说： 但目今旧板，现在金陵印刷原本，四处流行买卖。予小子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一书，……使人一览无复有前此之《金瓶》矣。但恐不学风影等辈，借端恐吓，意在骗诈。夫现今通行发卖，原未禁示。 ……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板，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弟，变帐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 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夫邪说当辟，而辟邪说者必就邪说而辟之，其说方息。今我辟邪说而人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说也。若不予先辨明。恐当世君子为其所惑。……兰不当门，不锄何害？锄之何益？是用抒诚以告，仁人君子其其量之。 这些话说来说去，无非说明我这部书"非翻原板"，是"洗淫乱而存孝弟"的好书，不应当禁止发卖，若"借端恐吓"，禁止我发卖的，就是"不学风影等辈"的"邪说"。然而，《金瓶梅》原板，则可当"邪说"而劈掉。这些话充分暴露了翻印这部书的书商的嘴脸，而根本不象出自一个对《金瓶梅》本身无限推崇的批评家的口！试问，张竹坡哪儿有过否定原本《金瓶梅》的话？他正是觉得原板的《金瓶梅》是"妙文"，才进行了批评的。很清楚，此文并非出自张竹坡之手而为以后书商所加。因此，本文说"小子年始二十有六"云云，纯属推测，不足为据。柳存仁先生等据此文来推算张竹坡生于康熙九年及认为其营生"大约也是书贾或替书坊办理一些文墨的读书人"，都并不可靠。 六、《冷热金针》的观点也非张竹坡所有。此文是说明温秀才、韩伙计二人是"以冷热二字开讲"的《金瓶梅》的"点睛处"。这是因为： 韩者，冷之别名。温者，热之余气。故韩伙计于加官后即来，是热申之冷信，而温秀才自磨镜后方出，是冷字之先声。是知祸福倚伏，寒署盗气，天道有然也。 这篇文章的作者对此自视甚高："噫嘻！一部言冷言热，何啻如花如水，而其点眼处，乃以此二人。而数百年读者，亦不知其所以作韩温二人之故。是作书者困难，而看书者为尤难，岂不信哉！"所有这些，难道是张竹坡的观点吗？不是。这是因为张竹坡在《竹坡闲话》、《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及回评的许多地方谈到"冷""热"问题时，都没有涉及到这种见解。一般说来，他在卷首总论式的文章中谈到的观点，而且又是如此重大的发现，会在《读法》或回评中发挥的，可是这种见解偏偏在他处不见踪影。相反，张竹坡对韩伙计、温秀才二人名字的寓意是有他自己的解释的。先看专论姓名寓意的《金瓶梅寓意说》对温秀才的解释： 然则金莲岂无寓意哉？莲，芝类也。……益知夏龙溪为金莲胜时写也。温秀才积至水秀才，再至倪秀才，再至王潮儿，总言水枯莲谢，……无非为全莲污辱下贱写也。 这说明张竹坡对这个温秀才的"温"的寓意，主要是在"水"字旁着眼的。在第五十六回开始点到水秀才、温秀才的一段回评中，张竹坡虽然也从"冷热"的寓意上来考虑过温秀才，但也是将他与水秀才之"冷"、韩宝钏之"寒"与春雁死即"春去秋深"等一起来考虑的，并没有将他突出到"点睛"的地步。至于伙计韩道国，张竹坡始终没有将他与"寒""冷"联系起来，只是在《金瓶梅寓意说》中将他与应伯（白）爵（嚼）、常峙（时）节（借）、卜（不）志（知）道等放在一起，认为这是"因西门庆不肖而生出"来的名字："韩道（捣）国（鬼）"。因此，《冷热金针》也出于他人之手。此作者自以为张竹坡尚未道出这个"点睛处"而不觉有点沾沾自喜了。 七、从张评本流传的情况来看，所谓康熙乙亥本也并不罕见。 今各大图书馆所藏张评《金瓶梅》中，此本还为数不少，殊不象刘廷玑当年所说原板即焚故"海内传者甚少"的样子。相反，它倒完全象后来经过多次印刷的本子。现在看来，书商用所谓"康熙乙亥年"刊的书版至少印过三次：一次有"在兹堂"三字，一次无"在兹堂"三字，还有一次则无此三字而多第一回回评（下详）。因此，所谓康熙乙亥本决不可能是张竹坡殁后即毁的原版初刻。 八、我另见一"康熙乙亥本"颇感特殊。此本粗看与他本"康熙乙亥本"完全相同，显然是用同一书版印刷的。但是，它有一独特之处，即保存了第一回回评十一页，而从第二回至第一百回却均无回评。这个本子就很好地为我们保存了刻印"康熙乙亥本"的书商的作伪痕迹。它告诉我们，书商初印"康熙乙亥本"时，先于书前附论中加了三篇东西，以便发行赚钱，对于原本的回评，本也想照刻。但书商毕竟是书商，他刻书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第一回回评刻下来竟有十一页之多，一看下面的回评都很繁复，而这又不一定能招徕读者，于是就自然地决定下面的回评不刻了。至于后来再印时，更觉得这一回回评也无保存的必要，留在这里不伦不类，恰恰会露出作伪的蛛丝马迹（试想："原木"哪里会只评第一回的？），因而就把它也删除了。这样，以后再印的"康熙乙亥本"就均无一回回评）。可见，这种一会儿有一回回评，一会儿又无回评的本子，决不可能是原本。 九、以上着重说明了所谓康熙乙亥本并非原本。下面再进一步说明乾隆丁卯本的来路。以证明它倒是比较接近原本的。 乾隆丁卯本每一卷卷首题"四大奇书第四种"，板心上也题"奇书第四种"，可见它出自"四大奇书"本。"四人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其名目始于署名李渔的《三国志序》。日本天文元年《舶载书目》曾著录"四大奇书"。天文元年相当于我国乾隆元年。可见"四大奇书"于康雍间确已行世。光绪丁未（一九○七年）《小说林》第二期所载《小说小话》说，作者"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刻本。纸墨精良，尚其余事。卷首每回作一图，人物如生，细入毫发，远出近时点石斋石印画报上"。芥子园，即李渔在南京的别墅，曾在这里刻书多种。可惜的是，到现在《金瓶梅》、《西游记》的芥子园刊本均难觅。《水浒传》尚有一百回芥子园刊本，但此本也非芥子园所刊四大奇书本。作为芥子园刊四大奇书本的《水浒》，当用金人瑞评本11，其初刻也未见。今惟"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尚存。其书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每回题目二句，题"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定"，首为康熙乙未十二月李笠翁序十二页。其序中有云："《水浒》之奇，圣叹尝批之矣。而《三国》之评，独未之及。予婿沈因伯，出声山所评书示余。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怵心快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似又过之。"此序可能出自李渔之手，但更可能出自芥子园事业的继承人、李渔的女婿沈因伯之手。今不管出自谁的手，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一，四大奇书第一种刊刻的时间不可能早于康熙十八年（若此序为沈因伯伪托的话，则更后）；二、这时还未有张竹坡的《金瓶梅》评本。根据当时芥子园的刊印能力，这样一些大部头的书并非一年半载就能竣工，若以四大奇书的次序一部一部刻下来的话，到康熙三十四年刊刻张竹坡的《金瓶梅》也似相合。到康熙四十年，芥子园就集中力量刻《芥子园画传》第二集、第三集。因此，芥子园刊四大奇书第四种《金瓶梅》于康熙三十四年至四十年之间实属可能。再从张竹坡与芥子园的关系来看，他们本是世交。沈因伯支持刊刻张竹坡的评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沈因伯在初拟出四大奇书而无较好的《金瓶梅》评本的情况下，或许还是个怂恿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人呢！最后，我们把冒牌的"康熙乙亥本"当作一面哈哈镜的话，那么，这面镜子也曲折地反映了若干情况。试想：它为什么在扉页上恰恰打出了"李笠翁"的招牌？又为什么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一再攻击"金陵印刷原本"？这不是正暴露了它在无意中受到了那本原刻的影响，而那本原刻正与当时戏曲小说界的权威李笠翁及其金陵别墅芥子园有着某种特别的关系吧？因此，我认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原刻本很可能就是芥子园所刊的四大奇书第四种本，而乾隆丁卯本正是这个本子的翻刻本。 综上所述，目前一般所见的在兹堂本及无"在兹堂"三字的"康熙乙亥本"并不是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原本。原本目前未见，很可能是已佚的芥子园所刊的四大奇书第四种本。此本于卷首没有《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冷热金针》三篇文字，而在每回前有回评。目前所见乾隆丁卯本、影松轩本等还是比较接近原本的。我们在研究张竹坡的文学思想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注： ①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新民晚报》载一丁《评〈金瓶梅〉之张竹坡》。 ②汪苍妥，名天与，号畏斋，安徽歙县人，曾任刑部郎中，有《休青楼诗钞》。 ③《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④民国《铜山县志》卷五十四。 ⑤王熙《骠骑将军张公传》。 ⑥道光《铜山县志》卷十五。 ⑦也有个别晚出的本子，书贾为了牟利而兼采两家的。如有一种小型本，黄纸封面上端横刻"全像金瓶梅"五字正面题"第一奇书"，右方刻"彭城张竹坡批评"，左下端刻"本衙藏板"。从刊刻印刷的情况看来，约是道光间产物。其书正文每回亦首都有批语，卷首附论中也无《凡例》、《冷热金针》两篇，但却有一篇《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实际上是一篇商业广告，书商于有回评本中羼入这篇文字，显然是为了便于发行赚钱。 ⑧《金瓶梅考证》。 ⑨见《文艺理论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⑩道光《铜山县志》卷十五。 （11）日本松泽老泉汇刻书目外集著录乾隆四十六年四大奇书新镌本云：《水浒》七十回，七十五卷。今国内也存翻刻芥子园的七十回本《水浒》。 一九八二年五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