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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文坛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文字冤案。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尚未面世的一部小说《日瓦戈医生》即遭查禁，招致了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这部书稿不胫而走，流传到了西方世界。西方冷战的勇士们如获至宝，开动一切传媒机器，吹棒这部小说是俄罗斯文学“一部不朽的史诗”，把作者推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宝座。东西方之间爆发了又一轮新的唇枪舌剑。1960年，小说的作者在一片“叛徒”、“卖国贼”的唾骂声中含冤死去。1988年，沉冤30载的《日瓦戈医生》终于在《新世界》杂志刊出，在它的祖国重见天日，它的作者得以平反昭雪。这桩旷日持久的公案似乎可以盖棺论定了，然而《日瓦戈医生》和任何一部惊世之作一样，将要不断接受历史的检验和后人的评说，而这出历史悲剧的余韵则更值得我们深思与回味。 一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24岁便开始发表诗作。20世纪之初，思潮蜂起。年轻的诗人加入过未来派团体，又与象征派接近。这既为他发展诗歌创作的才能提供了机会，也为他日后留下了致祸之累。 帕斯捷尔纳克虽接受过未来派、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但他继承的是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诗歌的优秀传统。他的早期诗作主要抒发对人的命运、爱情和大自然的感受与体验，立意新颖，用语奇巧，风格独特，文字晦涩。20世纪20—30年代，人们对他的创作毁誉不一，褒贬并存。一方面，他那精湛、深邃、新奇、纤巧的写诗技巧使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他那晦涩、离奇、主观、悖常的艺术手法又常被人视为异端。当时的庸俗社会学的信徒们和极“左”的“拉普”派把他的作品贬斥为“自我中心的遁世之作”、“纯艺术的哀鸣”等等。在此期间，大批知识分子横遭镇压、逮捕与流放，著名诗人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等相继自杀，亚什维尔、曼德尔施坦等悄然失踪，而他多年的挚友和助手伊文斯卡娅被捕入狱……这一切使诗人感到痛苦与迷惘，变得孤僻、冷漠以至于麻木。他终于放弃诗歌创作，专心致志地从事西欧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莎士比亚、歌德、席勒、裴多菲、魏尔伦等名家大师的诸多传世之作，其俄译本至今仍奉为楷模。 伟大的卫国战争点燃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和炽烈的创作欲望。他深入战地，写下了不少特写、报导、短诗和组诗，讴歌人民的英雄主义，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他的作品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可是，卫国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去，文艺界又掀起了一场密锣紧鼓的政治运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再次被谴责为“无思想性、非政治化和缺乏人民性”，而与诗人阿赫马托娃、作家左琴科一道成了重点的批判对象。不久，斯大林去世，文坛刮起了一股“解冻”之风。帕斯捷尔纳克满怀热情和憧憬，以为从此可以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气氛下去反思历史，总结过去，以期今后不再重演历史的悲剧。此时他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了自传性随笔《人与事》、组诗《雨霁》等作品，并全神贯注地投入《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他何曾料到这部小说竟又会酿成一桩“帕斯捷尔纳克事件”，给他带来在祖国的文坛难以安身立命的奇灾大祸! 1958年，他被前苏联作协开除会员资格，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还面临被驱逐出国的威胁。两年以后，他终于走完了充满着误解、冤屈乃至于敌视的人生之旅，含恨辞世。直到1987年春，前苏联作协书记处才宣布撤销1958年通过的开除他会员资格的决定，成立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负责收集、出版他的文集和建立他的纪念馆等事宜。 毁誉沉浮，足足历经了30个春秋。综观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他不失为一个热情的爱国者，一个真诚的革命同路人，一个忠贞的文学赤子，可是他却历经磨难，命途多舛。人们在审视他的人生悲剧时，不禁会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二 卫国战争胜利后，人们还沉浸在来之不易的欢乐和幸福之中。1946年8月，前苏共中央就公布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一股寒流又向文艺界袭来。而此时的帕斯捷尔纳克仍然全身心地投入了《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以期塑造“俄罗斯40年的历史形象”，表达他对“人在历史中的生活”的看法。 小说于1955—1956年之交的冬季脱稿，投给了《新世界》杂志。1956年9月，该杂志编委复信作者，认定小说是“政治性的”、“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主人公“内心对革命的仇恨比两个邓尼金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为变节行为进行的诡辩”，并指责它在“外表极为精致”的画皮下“主张救世主降临的邪说”，“是与俄罗斯文学的整个传统完全对立的”。至于小说的艺术性，则断言“不少篇幅写得十分差劲，缺乏生命力，枯燥无味”。总之，这是一纸判决书，小说当然不可能面世。此时，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意共党员)弄到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准备翻译出版。前苏共领导得悉此事后，千方百计想要购回书稿，但未能如愿。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的意文版译本在米兰问世，随后又译成15种文字风靡西方世界。 就在这时，瑞典皇家学院不顾其在1947至1953年间曾五次否决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资格的记录，一反常态，于1958年10月23日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西方媒体不遗余力地鼓噪，把《日瓦戈医生》的问世称为“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是“一部不朽之力作”，“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苏联报刊针锋相对，迎头反击，宣称这次授奖是“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围绕一株毒草发出的反革命叫嚣”。同年10月27日，前苏联作协理事会宣布帕斯捷尔纳克“道德上和政治上堕落”，“自绝于人民和时代”，小说“思想贫乏”，是“一个吓破了胆的庸人的哀号”，“其主题思想是虚伪而微不足道的”，是“从颓废派的垃圾堆里翻检出来的破烂”，因此，决定将他开除出作家协会。 这真是祸从天降，为作者始料不及。尽管他对于获奖一事在惊诧、感激之余，随即宣布拒绝领奖，但已无济于事。诚如他在题为《诺贝尔奖》一诗中写出的苦况：“我完了，犹如一头遭人围猎的野兽……”。 东西方之间的唇枪舌剑不断升级，一场新的冷战遵循着“你的痈疽，就是我的宝贝”、“敌人的夸奖，就是对叛徒的赞许”的法则在进行。可怜的帕斯捷尔纳克被西方封赠的一顶顶桂冠，在他的祖国一一化为种种侮辱性的称号：“犹大”、“诽谤者”、“凶狠的小狗”、“沼泽地里的青蛙”等等，不一而足。有一句格言说得好：“真理很少是泄愤的伴侣。”谩骂不是战斗，但它却使作者遍体鳞伤，血迹斑斑!他不仅不能写作，而且面临在祖国无处容身之灾。他不得不写信给《真理报》和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请求不要把他驱逐出国，因为他不能离开自己无限眷恋的祖国，不忍老死他乡作孤魂野鬼。 正如作家卡维林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帕斯捷尔纳克遭到人们的诅咒，尽管除了《新世界》杂志的编辑们之外，谁也没有读过他的小说，当然也就不可能客观地评论它。”这番话多少揭露了这桩冤案的隐曲。当时的文坛并不干净，有的人居心叵侧地摘录小说的某些片断送给赫鲁晓夫去邀功。于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一部抒情小说立即变成了张牙舞爪的“政治恶魔”。西方热衷于冷战的斗士们有缝就钻，当然要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终于酿成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非洲谚语说得中肯：“大象打架，青草地便遭殃。”帕斯捷尔纳克便成了“大象打架”的“冷战”的祭品。 三 《日瓦戈医生》囊括了从1903至1929年的历史阶段，其尾声则延伸到了卫国战争时期。它描写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 如果说19世纪俄国长篇小说吟唱的是“贵族之家”和地主庄园衰败的挽歌，赞颂的是俄罗斯大自然无比绚丽的景色，描写的是女主人公的纯贞、献身精神和男主人公痛苦的内省、悲剧的命运，那么，在《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里，可以找到同样的主题和基调。我们说《日瓦戈医生》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延续，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它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巨制一样，贯串始终的是生与死的主题，所关注的是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字里行间回响的是人道主义的基调。 小说的主要人物叫живаго(日瓦戈)并非偶然，在俄语中，它与живалый(饱经世故的、见多识广的)一词同源，显然这个名字暗含着作家的寓意：这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一个与俄罗斯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日瓦戈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探索真理、善于思考、爱好艺术的人。他一生从事的是广施仁爱、救死扶伤的医生职业。作家选择这样一位不带任何政治标记的人物来作小说的主人公是颇具深意的。他要以深沉的思考和真挚的笔触，通过这个人物的人生历程，抒写某些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命运、追求、爱情、苦难、迷惘……日瓦戈医生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沙皇专制统治带来的苦难，同情人民，渴望改变旧的生活秩序，希望周围的人们和自己都能得到自由与幸福，因为他认定“只有生活与周围的人相比不显得特殊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独享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之时，他真诚而欣喜地称颂它是“历史的奇迹”，宛如一次“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便把多少年来发臭的烂疮一下子切除了”。他自愿留下来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为革命事业所体现的崇高理想与精神力量所鼓舞，怀着深情、执著的爱去建设新的生活。他曾把革命初期发生的破坏、混乱和苦难看作是国家获得新生必然要经过的“阵痛”。所以他对于一时的萧条、混乱、匮乏和窘迫的生活还能采取隐忍的态度。然而，他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的，一直专注于人的命运的思考。他认定革命是必然的历史潮流，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他欢迎革命，向往变革，但他觉得无政府主义带来的暴力、混乱、流血、报复似乎太多了、太惨烈了。在热烈辉煌的另一面不免有着秩序的崩溃与理性的缺席。在无休止的厮杀中，人类文明的法则被兽性的本能所取代。某些游击队的盲目施暴、群众自发力量的肆意杀戮、对于传统文化的蔑视、视知识分子为异已以及在虚假的革命辞藻掩饰下的狂热与过激行为，这一切使他对革命产生种种疑虑与动摇。他曾随同妻子一家人离开莫斯科，避居穷乡僻壤去过田园隐居的生活，以求自食其力。但事与愿违他被红军游击队虏去当了军医，过了18个月的野营生活，可依然处在被捕与处死的威胁之下。他渴望理解革命，景仰革命的理想与目标的崇高力量，但否定为达到这些理想与目标所采取的过激的暴力手段。因此，他陷入了十分矛盾的痛苦的心绪之中，终于心力交瘁，猝死在走走停停的电车旁边。 小说着力刻画的另一位主人公是拉莉莎·安季波娃。她来自民间，饱尝忧患，善良朴实，忍辱负重，具有俄罗斯妇女的一切传统美德。他是日瓦戈医生的情人与知己，他们志同道合，宛如一张竖琴上的两根和弦一样协调和谐，在艰难岁月里相依为命。她陪伴日瓦戈医生走完了生命的大部分历程。日瓦戈孤独地死去后，安卧在独木舟式的棺木里，而棺木又正好摆放在他俩同居的房间里，在他生前伏案工作的桌子上。早已离去的拉莉莎·安季波娃突然又回到莫斯科，来到故居抚棺痛哭，与日瓦戈最后诀别，从此音信杳然，不知所终。小说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生离死别的人生故事。 《日瓦戈医生》并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作家本人的“自传体小说”，但男主人公与作家本人在精神气质、思想情操等方面诸多相似，则是不争的事实。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曾说过：“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到对同时代人欠着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我为了还债所作的努力。……我想把过去记录下来，通过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罗斯美好和敏感的东西。那些岁月已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地下。但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是记录过去，反思历史，是想把同时代人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告诉后人，而他所说的“价值观念”就是贯串作品始终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家通过日瓦戈这个人物，表达了对革命的理解和憧憬，也真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疑虑与动摇，更多的则是抒写了一个革命的同路人的感受，而不是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提供的答案或结论。人们也许不同意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革命既然是“切除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怎么能对“手术刀下的血迹、污秽过多的唉声叹息、指手画脚”呢？作家则在小说中说，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在切除毒瘤的时候，总要细加体察，精心主刀，不要过多的“误伤”，不要过多的“流血”，更不要对健康的肌体胡乱下刀。这样做不是更顺手自然、合乎人道吗？人们可以同帕斯捷尔纳克争论是非曲直，但可以发现，作家在反思历史、同自己的时代对话时，决不是政治性的论辩，而是真诚的自白。所以，我们说《日瓦戈医生》不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回荡着历史回声的抒情作品。 四 《日瓦戈医生》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西方世界的过誉和前苏联国内的过毁，都给作品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的尘埃，使人难以识别它的真价值和真面目。如今在它的故国，已为它解禁和昭雪，但激愤的不平之声往往盖过冷静的分析和评价，大概是“矫枉过正”所使然吧。 有的人说，它荣获了举世闻名的诺贝尔文学奖，那就是“世界名著”、“传世之作”的明证。其实，历史已一再向世人昭示：“诺贝尔文学奖固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一项崇高荣誉，但是它也有许多不光彩的纪录，充当过“冷战”的政治工具。帕斯捷尔纳克曾经5次被拒，而在《日瓦戈医生》出版之后又轻而易举地获得该奖的桂冠，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的政治性和虚伪性。 现在也还有人认为，《日瓦戈医生》概括了俄国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是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之后的“一部不朽的史诗”。这部小说固然囊括了俄国革命前后30—40年的历史时期，但无论就结构的恢宏、视野的开阔、透视的深刻、剖析的力度来看，都比不上托氏的《战争与和平》，甚至也赶不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以自剖的态度，抒情的笔调，带点哀伤的情绪，抒写了他自己和一部分同时代人———知识分子在革命前后的历史命运，那里回荡着一颗真诚的受伤的灵魂对生命、对爱情、对人性的呼唤。作品中丰厚的内涵，醇郁的情味，深沉的思索，真诚的自白，优美的文笔，有助于人们认识过去，反思历史，从中获得生活的教益和艺术的享受。《日瓦戈医生》贵在真诚，没有迎合时尚，去勉为其难地塑造“时代英雄”和“正面人物”，没有矫饰生活，没有任意涂抹历史，而是坚持自己所选择的艺术创作道路。正因为如此，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为执行“左”的文艺路线的当权人物所不容，在只许“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独沽一味的方针指导下的前苏联文坛，当然没有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作家的立足之地，加上赫鲁晓夫热衷于独断专行和唯意志论，也就不可避免地酿成“帕斯捷尔纳克的悲剧”。这当然是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日瓦戈医生》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一个方位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真实，即便从文学反映生活的多样性角度来看，它也应该在俄苏文学的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日瓦戈医生”完全有权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并立在俄苏著名作家所塑造的诸多人物的画廊里。 时至今日，在俄罗斯国内外，许多人仍然乐此不疲地谈论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作品《日瓦戈医生》，希望类似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呼吁在社会生活中确定“公正高于一切”的准则，以免真理与谬误颠倒错位。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