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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在《三国演义》研究史上是一个值得书写一笔的年份。这一年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和汉中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十一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１１月２日至６日在陕西汉中成功举行。在这一年里，中国大陆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论文，大约在６０篇左右；提交汉中《三国》讨论会的论文，也有将近６０篇。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对《三国演义》研究领域的审视与开拓 新时期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丰硕，有目共睹。如何进一步深化已有的研究，如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此，一些学者作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 罗德荣在《以当代意识反观〈三国演义〉》（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中，指出了以当代意识反观《三国演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阐述了“反观”所包括的三方面的含义：一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从建构新文化的宗旨出发，广泛吸收西方新思潮新意识的有用成分，同时紧密联系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践，消化传统，利用传统，推陈出新。二是以当代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悟性和思辨能力，对《三国演义》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审视，突破传统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放眼世界，扩大视野，努力打破原有的阅读空间，不仅从文学本身，而且从文学之外广泛汲取营养，自觉吸收各个学科领域中新的理论思维成果，以不断拓展思维空间，开辟多向多元的思维格局。三是从当代社会的需要出发，对《三国演义》做广泛的应用研究，为适应社会生活实践和发展的客观需要，采集人类一切进步的有益的文化成分，来不断丰富、完善、建构新的文化结构体制。 对于《三国演义》的结构特色，以前的研究主要肯定了其既宏伟壮阔，又严密精巧的优点，而对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创新意义及其与中国文化背景的关系，则较少涉及。杜贵晨在《“天人合一”与古代小说的三点式布局——以〈三国演义〉为例》（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中指出，《三国演义》以蜀、魏作为对立的两极，以二者之争为全书叙事的主线，以东吴为具有独立性的牵制因素，构成典型的“三点式布局”。这种布局，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给定的框架，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匠心独运地发现和有意突出的结果。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三点式布局设计情节，三方的共同存在构成故事的宽展与延长，任何一方的毁灭或失败退出，都导致故事高潮的过去甚至全书的终结。“三点式布局”，是《三国演义》在小说史上的一个创造。《三国演义》以前，未见这种情节形式；《三国演义》以后则几乎成为章回小说情节设计的一种模式。这种布局最早出现于《三国演义》，根本上是由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滋养。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子，应是古人对自然之象三点位置关系的认识。如果说“三足鼎立”的几何学实践给了古代小说“三点式布局”直接的启发，那么赋予这种布局以哲学意义的还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作为小说结构艺术的一种形式，“三点式布局”是有永久生命力的。文章的论述，是对《三国演义》结构特色研究的新进展。 饶道庆的《略论〈三国演义〉的叙事模式与中国文化思维的关系》（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从叙事模式的独特角度切入，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１）《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不仅在编写体例上模仿史书，而且在叙事结构、技巧等方面也深受史书的影响。从文学角度看，这是由于中国的长篇小说在首创之时没有史诗和传奇的叙事经验可供模仿和借鉴；而在另一方面，发达的史传文学则创造、积累了大量叙事技巧、经验，自然成为《三国演义》借鉴的对象。从文化角度看，则是由于在中国总体文化中形成了一种以历史为准则，以史实为评价标准的“历史化”思维，使中国的政治、哲学、艺术等无不附上历史的影子。（２）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学传统中的史诗性思维和神话思维在《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组织中起了很大的作用。（３）《三国演义》的叙事在时间运行和空间展开上都呈现出“圆形结构”的特征，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圆形思维”。这些见解，颇有新意，表现了年轻学者勇于探索的锐气。 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诗词，以往较少研究。郑铁生在出版《三国演义诗词鉴赏》一书（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１版）的基础上，发表《〈三国演义〉诗词的功能、意蕴和价值》一文（载《河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对《三国演义》诗词的艺术功能、人生意蕴和审美价值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研究者和读者对这一特殊问题的认识。 对于《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以往的研究也比较简单，几乎没有单篇论文。王立民的《雅俗共赏，通行适用——论〈三国演义〉的语言》（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期），以作为《三国》定本的毛本为考察对象，指出《三国演义》的语言千锤百炼，无论是叙事、写人，还是写景、抒情，其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都是无比精美的。《三国演义》的语言是开拓性的、承前启后的创新语言，是浅近化的文言与纯净化的白话相结合的精炼流畅的文学语言，既别具一格，雅俗共赏，又通行适用，形成规范。几百年来，这种语言已为广大群众所熟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论述，比过去前进了一步。 一些学者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解读《三国演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李锐的《三顾茅庐：考验仪式的消解与重构》（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运用原型批评的原理，分析了“三顾茅庐”这一典型情节，认为罗贯中完全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仪式考验原型，试图按照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来建立起一种新的考验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不求人，不屈己，待价而沽，甘为傅相的人格自尊。这样的分析，颇有新意。 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和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本年度中，有的论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努力。 沈伯俊的《再谈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明清小说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在其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三国演义》中大量存在的“技术性错误”的由来，指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成书过程之误。作为“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三国》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错误产生于它的成书过程之中。它们并非罗贯中有意为之，而是未被发现的过去错误的遗存。第二，作者本人之误。这大致包括三种情况：（１）由于自身知识的局限。例如在有关荆州的情节中，由于罗贯中对荆州治所究竟在何处模糊不清，并常常把荆州辖区与荆州治所混为一谈，因而造成比较严重的淆乱。（２）由于引述史书有误。这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史书产生误解，另一种是抄错、抄漏史书中的某些字、词、句。例如《三国》第１５回写袁术长史名叫“杨大将”。查《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可见袁术长史本名“杨弘”。由于罗贯中漏看“弘”字，且断句不当，于是误为“杨大将”。（３）由于考虑不周或一时粗心而致误。如第９２回有赞赵云诗曰：“年登七十建奇功”。实际上，赵云年龄小于刘、关、张，若刘备不死，此时应为虚岁六十八，故赵云应为六十左右。作者为了突出赵云的老当益壮，不假思索，结果顾此失彼，又成“技术性错误”。第三，传抄、刊刻之误。如毛本第６１回诗赞张松，第二句是“清高体貌疏”，“体貌疏”意不通。查嘉靖本第１１９回，原作“清高礼貌疏”。由于“李卓吾评本”误为“体貌疏”（因“体”、“礼”二字之繁体形近而误），毛本也跟着错了。这样的分析，有理有据，使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必要性、可能性有了更强的说服力。 李伟实的《〈三国演义〉版本中若干问题探讨》（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就糜夫人之死、关羽之死、张飞的表字等问题，比较了《三国》不同版本的异同，试图探讨罗贯中原作的部分原貌。例如糜夫人之死，“通俗演义”系统的嘉靖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写的是投井而死，而《三国志传》系统的多种版本则写成撞墙而死。文章联系《三国志平话》的描写，结合情节环境，认为罗贯中原作继承了《平话》，写的是糜夫人撞墙而死，《三国志传》系统的版本保留了原本的面貌，“通俗演义”系统的版本则可能因撞墙而死不雅，作了修改。这类见解，值得注意。《三国演义》版本众多，关系复杂，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术界对版本的基本系统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如何进一步理清各种版本的演化递嬗关系，如何较好地把握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不同版本情节、文字的比较研究，是一个传统的、而又是重要的方法。若与英国学者魏安博士利用“串句脱文”现象来研究版本演进关系的方法（参见魏安著《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６月第１版）相结合，当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关于《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作为世界名著之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本来是很好的比较研究对象。这种比较研究，包括纵、横两个方向：既可以把它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舞台上进行比较，也可以把它放在中国小说的演进史上进行比较，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比较。自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一些学者对此作了认真的努力。本年度中，这方面又出现了一批论文。 沈伯俊的《〈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载《中华文化论坛》１９９７年第３期），从总体上对《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它们共同遵循的以史为经、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亦实亦虚、因事见人等创作规律，并着重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成就远逊于《三国演义》的原因：（１）创作思想的高低；（２）思想内涵的丰瘠；（３）情节艺术的成败；（４）人物形象的得失；（５）创造精神的强弱。这样的比较，以往很少有人致力，因而此文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曾良的《〈三国志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比较论》（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从素材来源、虚实处理、艺术结构三个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指出《三国演义》的素材不仅来源于有关的三国史料，还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列国故事的影响；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将“尊刘贬曹抑孙”作为结构故事的中心轴线，创造了不朽的艺术典型，使《三国演义》不仅成为虚实结合的典范性作品，而且成为有机的艺术整体。而冯梦龙本于“羽翼信史”的创作观辑演《东周列国志》，虽然仿效《三国演义》的表现手法，但整体上仅仅是对历史材料进行艺术化处理，又限于时间跨度的漫长和史料的浩繁博杂，不可能塑造出象《三国演义》那样的艺术典型，结构也有较松散的缺点；但它作为“信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其意义和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 邱岭的《楠木正成的原型：诸葛亮——〈太平记〉对三国故事的借鉴》（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在其以往对日本中世时期战争题材文学代表作《太平记》与《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太平记》中的理想人物楠木正成与诸葛亮作了比较，指出二者颇多相似之处：（１）都在主公危难时应邀出山，都助弱抗强；（２）与主公第一次见面时，都为之精辟分析了天下大势，制定了今后的战略方针；（３）都善于智胜；（４）都“出师未捷身先死”，都是让人遗憾的悲剧英雄；等等。文章认为，楠木正成是由作者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形象，而不是由他记载下来的一个历史人物；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就是中国三国故事（甚至可能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中国的古典小说研究者大多不了解《太平记》一书，因此，邱岭的比较研究有益于开阔人们的视野。 此外，还有学者就《三国》与《水浒》、诸葛亮与俄底修斯等论题进行了研究，也各见新意。可以肯定，在比较研究这一广阔领域里，学者们大有施展才华的余地。 在上述几个问题的范畴之外，还有一些论文质量较高。如孟繁仁的《赵宝峰门人“罗本”不是〈三国〉〈水浒〉作者罗贯中》（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针对一些学者根据元末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认为“宝峰门人”名单中的“罗本”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观点，明确指出：身为元代理学家赵宝峰门人的“慈溪罗本”，与《三国演义》、《水浒全传》的作者罗贯中名同字不同，籍贯相异，身份也不一样，二者根本不是 一人。这一见解，很值得关心罗贯中研究的学者注意。又如陈洪、马宇辉的《一编书是帝王师——论诸葛范型及其文化意蕴》（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蕴，论述也颇有深度。 不过，本年度和前几年发表的相当一部分论文，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研究者的独到见解，自然也就缺乏对他人的启示意义。不仅《三国》研究，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其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治学态度、学术功力等方面的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为此，在汉中《三国》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呼吁，在强调端正学风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三国》研究史的研究，避免简单重复，减少无效劳动。看来，这将是《三国》研究界近期内需要着重用力的一个课题。 本年度外国学者研究《三国》的情况，限于资料条件，无法作全面评述。仅就笔者接触所及，至少有两项成果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俄罗斯著名学者李福清博士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一书中文版（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第１版）。原书俄文版出版于１９７０年，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者大多不知道；在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作者又作了大量补充，因而可以视为一部新著。此书对《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特别重视《三国演义》对民间文学的影响，在这一领域中堪称重要的开拓之作。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三国演义》的源流；第二部分，《三国演义》和晚期评话。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作了多层次的深入研究，许多论述都富有启发意义。此书已引起许多国家汉学家的重视，我国学者不妨认真阅读一番，从中获取营养。二是日本著名学者大塚秀高教授的《关羽与刘渊——关羽形象的形成过程》一文（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百三四册，１９９７年３月）。文章对《三国志平话》结尾所写的蜀汉后主刘禅的外孙（实为匈奴首领）刘渊乘乱起兵，攻灭西晋，即汉皇帝之位这一情节进行研究，分析了刘渊形象与关羽形象的关系，认为二者是表里一体的关系。《三国志平话》根据《晋书·刘元海（刘渊）载记》，把龙神的因素加到关羽的形象中。而在《晋书》的刘渊形象中，以发现玉玺这一情节为关键，早已注入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关羽形象。归根结底，刘渊的“须长三尺余”及爱读《左传》的因素从关羽形象中袭来，而关羽的龙神因素则从刘渊形象中获得。作者擅长从通俗文艺作品发掘古代小说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渊源，文章视角独特，发人所未发，饶有新意，对中国学者不乏启迪意义。结合英国魏安博士对《三国》版本的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可以看到，外国学者在资料占有、理论视野、方法运用等方面确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中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把《三国演义》研究和整个古代小说研究推向新的水平。 １９９８年１月 草于锦里诚恒斋 １９９８年２月５日 修改 原载：《天府新论》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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